一个“问题少年”成长土壤的结构分析

——　长篇《少年张冲六章》访谈录

钟红明（《收获》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以下简称钟）与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作者，以下简称杨）对话：

钟：也许是在2004年、2005年？我到茂名参加广东青年作家的笔会，然后到深圳见到你。当时谈到了许多作品构思，其中就说到要写一个年轻人的长篇，写到摇滚对他们的意味和感动，写到网络，写到他们的爱情。但当时你和他们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2《少年张冲六章》的时候，我才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构想，从呈现的主题和深度，到表达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杨：是2004年。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有所交代。那时候，我想写的是一个乡村少年的爱情故事，在我的想象里，少年的爱情比成年的爱情更像爱情，乡村少年的爱情比城市少年的爱情更具浪漫的气质，主人公已经有了，他叫张冲。

2009年5月，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经过5年点点滴滴的积累和准备，包括采访笔录，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关于这本书的文字。我发现还有比爱情更严重的东西。我想象里的那个少年张冲青涩的形象里，纠缠和埋伏着苍老的根系，盘根错节，复杂纷纭。我要写的，已不仅是那个少年张冲，我甚至认为，那些纠缠和埋伏在他青涩少年里的许多东西，比他更加重要，我有了许多的胡思乱想——我干脆把这本书后记里边的几段文字放在这里，算做给你的交代吧：

……在我们的文化里，少年张冲和我们一样首先不属于他自己，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己。他属于父母，属于家庭，属于亲人，属于集体，最终，属于祖国和人民。

人民从来都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祖国也是。我甚至在《辞海》里也查不到它。

我们从来都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做闪光的螺丝钉。做精英。做“人中龙”。尽管我们知道，精英和“人中龙”永远是少数，但历史和现实永远也扑不灭我们的幻想：我们也许可以挤进去，甚至，我们必须挤进去，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也就理所当然地掉了进去，无法脱逃，也不愿脱逃。

我们做困兽斗，愈斗愈烈，愈斗愈惨，最终还要拉进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最终的希望。

我记得，鲁迅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只会对孩子瞪眼。

现在，我们又学会了给孩子献媚。这也许和我们的人口政策有关。我们敢对孩子瞪眼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随意生育的时候。当我们只准生一个的时候，我们就不敢瞪了。“瞪我就死给你看！”只这一句，就可以让我们立刻崩溃，就地瘫软。

所以用“献媚”。

“瞪眼”和“献媚”都是奴才的脾性。

但我们是以爱的名义。

也许，我们首先做了自己的奴才，然后才是别人的，公众的，秩序的。

还要“惠及”我们的孩子。

奴才的脾性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和我们生死相依么？

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悬梁刺股……

病态的努力加固着我们病态的文化。从幼儿园到中学，我们的孩子首先要对付的竟是他们难以对付的，不断加重的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