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首阳山上的悲歌

一部《论语》，论及100多人，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论语》中曾四次提到他们，但没有说及他们的身世。《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没有提到这两人（《尚书》、《国语》提到的伯夷是另有其人）。到战国时，《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颂》，颂扬备重。在历史上，伯夷、叔齐一直作为高风亮节的典范而流芳百世。

据《史记》记载，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君生前要叔齐继承君位。他死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但伯夷不肯违背父命，于是两人先后出走。他们慕西伯姬昌（即周文王）行仁政之名，来到周地，这时姬昌已经去世。不久，武王伐纣，他们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并说伐纣是“以暴易暴”。等到武王得胜，天下宗周，于是他们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死前还作了一首《采薇》之歌，颇有怨愤之辞。这是现存最完备的伯夷、叔齐的生平史料。

可是，战国诸子并没有说到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庄子·让王》说：“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他们是“士”。《孟子》说他们避居北海之滨，如《史记》所说是“岩穴之士”，即隐士。地位、身份既有歧见，至于说他们“饿死首阳山”，就更有可疑。

最早提到伯夷、叔齐的《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豪华生活而言。《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二人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皆未提及饿死。

但是《庄子》里却多次说伯夷、叔齐是饿死的；《韩非子·奸劫弑臣》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以至饿死，《辞源》和《辞海》都沿袭此说。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附会之辞。《论语》上并没有“耻食周粟”而“饿死”的说法。因此，《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看做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传。就是那首《采薇》之歌，流露出的怨愤口气，也与孔子赞许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品性不合，未必真是他们所作。

对这种看法，反对者又认为：《论语》虽然未提“饿死”，但稍后的先秦诸子却皆有此说法，安知不是《论语》脱去“死”字呢？当然，这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了。所以，伯夷、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

伍子胥：能开拓事业却保不住性命

伍子胥是战国时楚国人。伍子胥的父亲、楚国的太傅伍奢，突然被国君楚平王囚禁了。伍奢当然没犯王法，官至太傅、德高望重的他对权力也不会产生变态的欲望。伍奢的被囚甚至没有什么原因可言，只是楚平王要杀自己的太子，伍奢好歹劝了一句：“王为什么听信小人之言而疏远亲骨肉呢？”

伍奢说的谗贼小臣是楚国的少傅，也就是太傅的佐臣费无忌。是他希望楚平王杀死太子建的，因为他相信太子建对他恨之入骨。

太子建当然有理由仇恨费无忌，几年前楚平王曾派费无忌到秦国去，为太子建迎娶一位漂亮的秦女。

楚王好色，太子也好色，或者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好色的，这本不值得惊奇。上有所好，下面的人就会有谄媚的机会，这也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情。但谄媚者的短见与愚蠢，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可以相信，费无忌也是好色的，不然他不会知道他为太子建迎娶的这位秦女的确漂亮到足以让楚平王大发淫威的地步。好色的费无忌当然不敢自己享用秦女，他要把她献给楚平王，以换取楚平王的宠信。

费无忌对楚平王的劝辞是赤裸裸的：这么漂亮的秦女，王您自己纳了吧，为太子另外找一个好女子！于是楚平王就纳了秦女，还生了个儿子，叫熊珍。

费无忌担心平王死后，太子建即位后自己没有好果子吃，就天天在平王跟前说太子建的坏话，平王于是把太子建调到边疆守城。费无忌仍不罢休，又在平王跟前说，太子建整日操练兵马，恐怕要造反啊。（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诬以谋反”的罪名就是费无忌发明的，以后经常被小人当做法宝，成为中华文化的污点之一）。楚平王于是就把伍奢叫来盘问，伍奢说：“大王为何听信小人之言而疏远亲骨肉呢？”平王大怒，囚禁伍奢，太子建听到消息后逃亡宋国。

费无忌又进谗言于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一叫伍尚，一叫伍子胥，皆是奇才，如不召来杀掉，必为后患。平王召伍尚和伍子胥，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兄弟，不是要放了父亲，而是想把我们一起杀掉，不如逃亡，以报仇雪恨。

当伍子胥从楚都郢逃出来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整个都城。恍惚中，传来了父兄屈死的惨叫声。他好恨，恨那个进谗言的小人费无忌，更恨那个昏庸的楚平王。是他们，软禁了他父亲伍奢，诱捕了兄长伍尚，可能刚刚才诛杀了他们。他自己虽然幸免于难，而此时却已是衣衫褴褛，饥寒交迫。费无忌知道他是个“刚戾忍”的人，于是派人四处追杀他。没办法，他只好装疯卖傻，沿路讨乞，而夜渡乌江，却使他一夜之间须发尽白，一时苍老了许多。这也宣告了名门望族伍氏在楚国的衰落。而他，从此心怀父兄之仇，亡命天涯，四海为家。

九年之后，吴国大军大破楚军。又五年后，吴军攻破郢都，灭了楚国。吴军主将，就是伍子胥，这时的他，已经是享誉诸侯、名震九州，与孙武齐名的一代名将了。

此时楚平王已死去多年，伍子胥掘平王之墓，鞭尸三百，平王尸体成了碎屑。这就是著名的“鞭尸”的来历。

伍子胥报了杀父兄之仇，了却了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之后就一心一意地辅佐吴王阖闾，吴国的国力逐渐壮大起来，雄霸一方。

后来，吴军攻打越国。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在姑苏打败吴军，击伤了吴王阖闾的脚趾，吴军退却。阖闾创伤发作，很严重，快要死的时候对太子夫差说：“你能忘掉勾践杀你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当天晚上，阖闾就死了。夫差继位吴王以后，任用伯嚭做太宰，操练士兵。二年后攻打越国，在夫湫打败越国的军队。越王勾践就带着残兵败将栖息在会稽山上，派大夫文种用重礼赠送太宰嚭请求议和，把国家政权托付给吴国，甘心做吴国的奴仆。吴王将要答应越国的请求，伍子胥规劝说：“越王勾践为人能含辛茹苦，如今，大王要不一举歼灭他，今后一定会后悔。”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规劝，而采纳了太宰嚭的计策，与越国议和。

与越国议和以后五年，吴王听说齐景公死了，大臣们争权夺利，新立的国君软弱，就出动军队向北攻打齐国。伍子胥规劝说：“勾践一餐没有两味荤菜，哀悼死去的，慰问有病的，将打算有所作为。这个人不死，一定是吴国的祸患。现在吴国有越国在身边，就像得了心腹疾病。大王不先铲除越国却一心致力攻打齐国，不是很荒谬的吗？”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规劝，攻打齐国。他在艾陵把齐国军队打得大败，于是慑服了邹国和鲁国的国君而回国。从此，就越来越少听从伍子胥的计谋了。

此后第四年，夫差又欲伐齐，越王勾践率兵相助，并且用重金贿赂伯嚭。伯嚭于是怂恿夫差伐齐。伍子胥又进谏夫差，劝其不要听越国之言伐齐，真正的危险是越国。夫差不听。伍子胥知道吴国将亡，于是把儿子托附给齐国的大臣鲍牧。

伍子胥的几次忠言进谏，已让他的老乡伯嚭大为不快，就对夫差说，伍子胥为人脾气暴躁，薄情寡义，多次进谏而大王不听，恐怕他已怨恨在心。现在要伐齐，他又称病不起，大王不可不防备啊。并且他把自己的儿子托附给了齐国，有二心啊，大王还是早作准备吧。于是夫差赐伍子胥“属镂之剑”，命其自杀。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勾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于太湖边的一座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谋臣文种：功成不退遭赐死

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越王勾践增调大军持续围吴。为了激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勾践诏示军中：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独生子者，归养；有疾病者，给以医药治疗。军中闻令欢声如雷，个个感恩忘死，拼死向前，军威空前强盛。这样，至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吴王夫差在越军的强大攻势下，势穷力尽，退守于姑苏孤城，再派人向勾践求和，恳求勾践像当年会稽被赦一样，赦免吴王。勾践不忍，有意准降。站在一旁的范蠡连忙劝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晚勤劳国事，不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接着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罢，范蠡击鼓传令，大张声势。

不久，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勾践下令诛杀了奸臣伯嚭并派人对吴王夫差说：“寡人考虑到昔日之情，可免你一死。你可到甬东一隅之地，君临百家，作为衣食之费。”夫差悔恨交加，说道：“我深悔当初不听子胥之言，死后还有什么面目和这些忠良之士相见呢？”于是拔剑自刎。

勾践兴越灭吴，范蠡“苦身戮力”，与之“深谋二十余年”，立有汗马功劳，被尊为上将军。

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贪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范蠡久随勾践，对勾践的为人很了解。在范蠡看来，勾践身处逆境，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辛勤工作，表现出英明君主的风度，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勾践为了扩展疆土可以不惜群臣的生命，如今谋成国定，自然不愿意封赏功臣。因此，范蠡决心辞官隐退。

范蠡在决意隐退避祸的时候，没有忘记老朋友文种。范蠡曾劝文种也离开越国，否则难免会被越王杀掉。然而，文种对范蠡的劝谏却不以为然。范蠡隐退之后，又写了一封书信告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书，虽然心有所动，但迟迟没有做出隐退的行动。

后来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践日益骄横，君臣离心，和许多与他共患难的大臣都疏远了。又过了一段时日，勾践终于凶相毕露，对文种说：“你有阴谋兵法，足以倾敌取国。你献九术之策，今我用其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你处，愿你有幸带着余术去见我的先人于地下，跟他们去谋算吴国人吧！”随即赐文种一把剑命他自杀，文种伏剑而死。

只有在敌国存在的环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谋臣的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智谋之士必然被君王视为威胁统治的心头祸患。这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条政治规律。越王功臣文种不明其理，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战国商鞅：为秦国奠基，为自己掘墓

战国诸子中，既在思想学识上堪称“博物君子”，又能“出将入相”、创下不朽功勋者，商鞅可谓首当其选。商鞅是战国中期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姓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商鞅从幼就“好刑名之学”。所谓“刑名之学”，即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年轻时，商鞅在魏国进一步研究了法家思想，总结了李悝、吴起的变法经验，完善了自己的法家理论。商鞅虽有治国奇才，且见知于魏相公叔痤，但因年少位卑，未得当时的魏国君主惠王的重视。这时，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为了使秦国尽快强大起来，发布了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的求贤令。这对怀才不遇的商鞅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于是，他西至秦国，因陈说以变法图强为主要内容的“强国之术”，取得了孝公的信任。在商鞅的劝说下，孝公于公元前359年计划进行变法，遭到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的反对。商鞅凭借其系统的革新理论和雄辩的口才，驳斥了旧贵族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三年之后，即公元前356年，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让他在秦国正式推行变法。

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商鞅在推行新法之前，想了些办法。据说，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敢去试试。后又宣布赏五十金，一个不怕事的人把木头搬到北门，果真得了五十金。通过这件事，人们都相信商鞅说话是算数的。因此，商鞅抓住了这个时机，公布了新法。

商鞅变法是一场地主阶级的变革，给秦国奴隶主贵族带来沉重的打击。他们不甘心失去祖传的高官厚爵、荣华富贵，疯狂反抗。秦孝公的儿子赢驷有两个老师，都是贵戚，一个叫公子虔，一个叫公孙贾，他们串通了上千人，故意唆使太子犯法，以打击新法威信。商鞅但知法治，不恤人情，虽然太子为嗣君不能用刑，但他为立威故，将公子虔割鼻，公孙贾脸上刺字。同时在渭水河畔镇压了700多名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并把一批旧贵族流放到边远地区。商鞅执法，“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坚决镇压了旧贵族的反抗，使法令能够较顺利地得以推行。

秦国实行变法后，兵强马壮，准备东进扩展势力范围。前240年，齐、赵两国联合攻魏，商鞅认为机不可失，便率军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印领兵抗秦，商鞅给魏公子印写信愿罢兵讲和，邀请魏公子来秦军约定地点会面，魏公子深信不疑。在赴饮宴之时，秦国伏兵一拥而上，将魏公子抓起来，秦军趁势打败魏军，取得了胜利。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把商之地15邑封给他，因而号为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