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的死因是什么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术”“势”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前323年，韩非死于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不太信任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他就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

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妒忌和陷害。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中讲：楚、吴、燕、代四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召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的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心，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陷。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见《史记·河渠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妒忌。如果李斯是妒忌，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荐举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子之言”。妒忌之说是司马迁在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及当时社会道德观影响下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秦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妒忌之心两人皆有，两人勾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

三闾大夫屈原：投江自尽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也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之一。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前299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心怀大志，一直为国家大事担心的屈原，因为眼看着国家急难而无法拯救他的国家、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整天都非常忧愁，常常独自在江边徘徊叹息。有一天，一位在江边钓鱼的渔夫问他为什么这么失意落魄，屈原叹气的说：“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心中的感叹和无奈，在这两句话中都说得很明白了。不久，这位怀才不遇的诗人就抱着砂石，投汨罗江自杀了。

楚国的人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不约而同地赶到江边来，想找寻他们所敬爱的屈原，可是一直都找不到屈原的身体。为了不让水中的鱼虾把屈原的身体吃掉，他们就在江上划着龙舟、敲锣打鼓，希望能将鱼虾赶跑；还用粽叶包米饭，做成粽子，投到江里喂给鱼虾吃，希望屈原的身体不要受到伤害。这就是划龙舟、包粽子的由来。

司马迁之死：永远的谜团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50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3000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东汉学者卫宏曾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而迁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而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89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前101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前90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部分，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汉末名士孔融：跌荡放言刚直被杀

“孔融让梨”的故事几乎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4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谏言。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利的文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之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不懂世故、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竹林七贤之嵇康：遥远的绝响

嵇康缘何被杀？两晋的史学家都有记载，却各偏执一词，不足全信。我们姑且从论证的角度给读者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让历史带我们去了解嵇康的生前死后。

第一种说法是：祸起吕安一案，后遭钟会陷害。

鉴于嵇康在魏晋时期的影响力，高官子弟钟会欲借嵇康之名提高自己在名士中的地位。但嵇康深恶此人，便对钟会不予理会，由此钟会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偏不凑巧，嵇康的好友吕安有个漂亮的妻子，其兄吕巽垂涎弟妻美色已久，趁吕安外出，将弟妻灌醉进而奸污，并陷害其弟不孝曾殴打母亲，因此吕安也身陷囹圄，嵇康为了向官府说明真相也被传召至官府。在庭审的时候一个在幕后等了很久的小人钟会出现了，他告诉司马昭：“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当时曹氏心腹将领毋丘俭起兵造反的时候，嵇康就极力支持，嵇康、吕安平时言论放荡，不拘礼法，有违孝道。做皇帝切不可留这样的人，应尽早除之。昭听会言，遂杀嵇康。

这个说法有很多逻辑不通的地方。第一，告吕安不孝，需要有足够的证据，魏晋以孝治天下，不孝乃是大罪，不可妄下结论，必须有吕安母亲的证词才可定罪。第二，就算吕安不孝，但是有阮籍在母亲服丧期间曾饮酒吃肉，司马昭并没有追究，此案为何一定要治吕安死罪呢？这就有失司法的公正性。

另外，钟会陷害嵇康之词也有不通之处。第一，毋丘俭反叛的时候，嵇康已移居山阳，也就是说嵇康有不在场的证据。第二，魏晋时代名士们大都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如若按此定罪，当诛者何止吕安一人？

第二种说法：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嵇康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曹操的孙女婿，前文我们也提到嵇康曾在山阳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他地方也还无所谓，山阳这个地方司马氏就比较敏感，因为汉献帝被贬以后就曾在这里居住过，嵇康难道是思故主？这个罪名可不轻，够杀嵇康一千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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