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七年（748年），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天宝八年（749年）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从此，他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宠幸。天宝九年（750年）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随着地位的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也变得极为奢侈腐化。每逢陪玄宗、杨贵妃游幸华清宫，杨氏诸姐妹总是先在杨国忠家汇集，竞相比赛装饰车马。

杨国忠在与宰相李林甫的关系上，起初，二人一唱一合，互相利用。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打手，并积极参与其活动。后来，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王氏的问题上。

因王氏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王氏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置于死地。王氏所兼职务全部归杨国忠。

杨国忠执政期间，曾两次发动了征讨南诏的战争。

天宝十年（751年），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6万人，南诏投附吐蕃。

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父母、妻子哭声遍野。

玄宗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于杨贵妃之外，主要是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同时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作准备。终于在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玄宗派命杨国忠担任右相，兼文部尚书，判使照旧。杨国忠以待御史升到正宰相，身兼40余职。

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文部选官不论贤不贤，年头多的就留下来，按照资历有空位子就接官。按惯例，宰相兼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办理，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里，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读一名便定一名，一天就完了。当全部结束之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于是，选官大权就这样由杨国忠一人垄断。杨国忠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

天宝十二年（753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琯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玄宗根据杨国忠的建议，决定逃往四川避难。途中，杨国忠被愤怒的士兵乱刀砍死。

童贯：北宋著名宦官

童贯是个阉人，出身宦官，北宋末年的军事将领。据《宋史》载，童贯进宫后，以其办事才能和宰相蔡京的推荐，颇得徽宗重用。徽宗曾令童贯监军西击夏国，合军10万取青唐。军至湟川，因宫中起火，徽宗下旨童贯回师。童贯因见战机成熟，断然决定不奉诏，继续西进，果获大胜，连复四州。童贯此举深得徽宗赏识，破例被任命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不久，因功迁武康军节度使，又因收复积石军、洮州，再加检校司空。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进太尉，领枢密院。从此，童贯位列三公，手握重兵转战于西北边陲，与外族夏、辽、金周旋10多年。

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遣童贯以宣抚制置使率兵15万，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军，作战450余日，杀起义军7万多人。童贯因功封太师。宣和七年（1125年），童贯因收复全燕之境，封广阳郡王，统率大军重镇边疆，驻扎大原。那时，金已灭辽，大举兴兵南侵。童贯见大势已去，由大原遁归汴梁，且不听钦宗令他留守汴京的命令，而随徽宗南巡。于是，大学士陈东等上书劾蔡京、童贯等六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其实辽、金之怨非童贯所结，边隙亦非童贯所创。童贯握兵20年，在与夏、辽、金的战斗中，有胜有负，但还算尽力，并没有投敌误国。北宋之亡，根本在于朝廷腐败，经济崩毁。童贯成为众矢之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出身宦官，朝廷里的官员多看不起他，加上童贯骄恣，上下结怨。徽宗禅位，钦宗登基，童贯失恃，靖康元年（1126年）被一连三贬。

虽然童贯被贬谪，人们仍畏他诡诈，畏他勇力，所以，张澄奉诏追斩童贯，不敢轻意动手。张澄一路追到南雄州，先派人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圣旨赐给茶叶、药物，要童贯回京担任河北宣抚，明天中使即可到来传旨。童贯信以为真，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并留下张澄派来的人。第二天上午，张澄来了，童贯欣然出迎，跪接圣旨，张澄当即宣诏，细数童贯十大罪状。待童贯省悟过来为时已晚，被张澄派来的人一刀砍下头颅。

第二天清晨，监察御史张澄一行数骑，由南雄州衙门出发，押着一只木匣，内装童贯血淋淋的头颅，越过梅关向汴京疾驰而去。九月初七日，张澄押回的童贯的人头已在汴京城头高高挂起，一时观者如堵，轰动京城内外。从此，这位长着胡须的“媪相”便消失在太监的方阵之中，同时也使北宋“六贼”从此少了一贼。

北宋奸臣蔡京：千古留下唯骂名

蔡京，字元长，北宋兴化仙游（福建）人。在徽宗一朝，蔡京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他在任期间，是王安石变法的拥护者和得力干将，但二人的目的却有天壤之别。众所周知，王安石主张变法，其目的是富国强兵；而蔡京所实施的所谓新法，不过是为了多搜括些民脂民膏，来供徽宗享受玩乐。

为了讨好徽宗，在他主持朝政期间，先后设置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机构，大兴花石纲之役，专门为徽宗个人服务。宋徽宗赵佶政治上极端腐败，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他酷爱花石，最初，蔡京取江浙花石进呈，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他主持苏杭应奉局，专门索求奇花异石等物，运往东京开封。这些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故称花石纲。据《宋史》记载：百姓服花石纲之役的，中产人家都破产，有的卖儿卖女来提供服役的费用。凿山运石，对役夫规定任务数量，十分苛刻，即使在江湖深不可测的水下有奇石，也要千方百计地取它，直到取出才罢休。

此外，他还大兴土木，建造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币制混乱，民怨沸腾。时人称他为“六贼之首”，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即位，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长沙）。王明清《挥尘后录》记载了蔡京的死因：“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

显然，蔡京因“穷饿”而死。然而，蔡京当时真的很穷吗？据史料记载，蔡京被流放岭南，临行之前，他的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大船，显然不穷。不穷而被饿死，何也？原来，沿途老百姓憎恨这个巨贪大恶，不卖给他“食饮之物”，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至此，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他“腹与背贴”，饿极而死。史载，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者的漏泽园中，万千钱财今何在，千古留下唯骂名。

张邦昌：平楚楼自缢而亡

张邦昌是永静军东光张家湾（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张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但是张邦昌的家境却不是太好。他从小性格放荡，喜欢和地痞流氓结交。父亲害怕他惹出事端，便把他送进私塾学习。15岁那年，张邦昌参加县试时考上了生员（秀才）。20岁那年，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时考上了进士。从此，张邦昌踏入了官场。尽管张邦昌没多少真才实学，但是一笔好字也让他在当时赢得了不少的赞誉，再加上极其善于阿谀奉承，因此一踏入官场便官运亨通。不久后，他就做上了大司成。后来因为训导失职，被贬为提举崇福宫，管辖光、汝二州。政和末年，由洪州的知州升迁为礼部侍郎。不到十年的时间便由一个无权无势的地方官升迁为权倾一时的朝廷大员，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在朝廷为官期间，他不惜一切手段讨好自己的上司。有一次，他的顶头上司、丞相李纲的老母过生日，张邦昌除了精心准备一份厚礼之外，还全程参与组织策划，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的人讽刺说李纲的老母是其“二母”。为了讨宋徽宗的欢心，他上奏宋徽宗说：“陛下，自崇宁以来，天下祥瑞之物屡见不鲜，宜取其大瑞增制旗物。”宋徽宗本是个只知尽情享乐的昏君，听了张邦昌的上奏，非常高兴，便表示同意。张邦昌也因此于宣和元年（1119年）升迁为尚书右丞，接着转为尚书左丞，很快又迁至中书侍郎一职。及至宋钦宗即位时，张邦昌被拜为少宰即副宰相一职，成为朝廷中权倾内外的人物。

1126年，金军大举进攻北宋，宋徽宗慌慌张张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恒，自己逃往江南。宋钦宗在风雨飘摇中登上皇帝的宝座，朝堂上下杀敌保国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在朝臣们的强烈呼吁下，宋钦宗任用主战派领袖李纲守御京城，任命张邦昌为少宰，并宣布御驾亲征。宋朝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士气非常高涨。金兵见一时不能得逞，派使者前来议和。执政大臣李邦彦、张邦昌等人贪生怕死，力劝钦宗答应这些屈辱的条件。钦宗听信了张邦昌的谗言，派康王赵构和张邦昌为人质入金求和。当年二月，北宋大将姚平仲打算率兵偷袭金营，生擒金兵统领宗望。不料，消息泄露，宋军大败。这一下可惹恼了宗望，他提审康王和张邦昌，怒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张邦昌以为必死无疑，手足无措，痛哭流涕，连说夜袭绝非朝廷本意。宗望觉得这个软骨头日后尚可为金人所用，就饶过了他。

此后宋钦宗送肃王赵枢为人质换回康王和张邦昌，回到宋营后，钦宗以为张邦昌辩白有功，加官太宰兼门下侍郎，并亲签了割三镇协议，又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罢免了李纲。从此张邦昌取代李纲成为朝廷的宰相，权倾一时。

钦宗的屈辱投降之策激怒了众多的爱国之士。太学生陈东率太学诸生在宣德门下伏阙上书，要求复李纲之职，数万人群起而应。钦宗在无可奈何中又恢复李纲的职务。金人忌惮李纲的智勇又顾虑耽搁日久宋军援兵到来，就撤兵北归。金兵撤走后，钦宗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徽宗也回到了东京，他们二人又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好景不长，金国宗翰又开始率领大军进犯中原，宋朝再度陷入危机。主战派为阻止钦宗再续割地议和之议，纷纷上书指责张邦昌通敌，乃社稷之贼，钦宗只得贬张邦昌为观文殿大学土、中太一宫使，停止割地之议。但是那年冬天京城被全面攻陷。金兵将东京洗劫一空，又乘胜俘虏了二位皇帝。金人因劳军远攻，力量有限，又怕宋军民不服，故而不敢直接实施吞并，他们认为张邦昌容易控制，因此要求北宋降臣们递呈劝进表，拥戴张邦昌为帝。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人为保全性命，在早已写好的劝进表上签了名。金人认为这一番铺垫可以告一段落，于是在靖康二年二月向张邦昌宣读册文：

“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傒，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

但是张邦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再推诿。于是金人放出狠话，如果到初七张邦昌还是不肯当皇帝，或者是城中的官吏军民不拥戴他做皇帝，那么就先杀大臣，再纵兵血洗汴京城。事到如此，百官纷纷来拜请张邦昌早日即位，以免除杀身之祸。到了初七，统制官宣赞、舍人吴革起事反抗，当即遭到金人的镇压。张邦昌见局面已临近不可收拾，遂决心乘机登基即皇帝位。

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文武百官数千人，士庶百姓上万人都挤在城门口等着看他。为了掩人耳目，他自尚书省恸哭上马，至阙庭又恸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顷，北面再拜谢恩。金使跪进册命国玺，再拜谢。接着宣布“大楚”王朝建立，就这样，伪楚皇帝张邦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汉奸。

金人走后，张邦昌又假惺惺地脱下帝袍，换上赭袍，使用红罗盖，正式坐上了文德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张邦昌被推上皇位到下台，前后共33天。在这33天中，据说他不在正殿处理国家事物，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不自称朕，发布命令使用“手书”而不是诏书，自称“余”而不敢称“朕”，受群臣称“相公”而不敢命以称“陛下”，禁宫中所有门户都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这些都显示了这位“儿皇帝”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心情。

因为没有能力压制宋朝人民的反抗，致使全国局势依旧非常的混乱，这引起了金人的强烈不满，当年四月三日金人把张邦昌的帝位废除。至此，存在了33天的“楚国”政权寿终正寝。

四月二十五日，康王赵构继承皇帝宝座，这一举措受到了当时宋朝遗臣们的大力拥戴，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人们以为收复河山的时机已到，热切地盼望康王赵构的到来。张邦昌见此，迅速地调整自己策略，又把宝押到赵构身上，急忙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朝礼迎请康王。为了赢得康王的原谅，见康王后“伏地恸哭请死”。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极力为自己的“叛国”行为辩解。五月，赵构在应天府登基称帝，是为高宗，改年号建炎。张邦昌跪地称贺。高宗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