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豨和燕王卢绾的先后反叛，曾一度导致汉匈关系紧张。虽然刘邦派樊哙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但汉军始终没敢越境追击。为啥，还不是因为汉朝在匈奴面前从来就没什么底气么？

刘邦死后，吕后称制，冒顿单于还曾经写信骚扰吕后，用词轻佻，这引起了汉朝众大臣的不满，舞阳侯樊哙甚至扬言要领兵十万踏平匈奴。

然而樊哙的大话却被季布驳斥，理由有二。

一是白登山之围的血泪教训。刘邦跟匈奴打仗带了三十二万人都差点被人家拿下了，樊哙一个屠夫出身，打仗不过是凭借着匹夫之勇，更何况匈奴冒顿单于也是一代人杰，想要靠十万军士扫荡匈奴，这在当时对汉朝军队而言完全是天方夜谭。

二是秦朝由于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顿边塞安宁，忽略内地的治理，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国家覆亡。汉初的人特别喜欢拿秦朝的事情举例子，凡是秦朝做坏了的事汉朝人是坚决不肯做的，此所谓前车之鉴是也。

吕后最终忍气吞声，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婉拒了冒顿单于的邀请，还送了冒顿单于两辆豪车和八匹骏马，并在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再次与匈奴和亲。从此之后，在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封狼居胥之前，汉帝国一直没有在匈奴面前抬起过头。

匈奴是汉帝国卧榻之侧从未酣睡过的敌人。

事实上，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来自外部，内政的疲敝如同一颗巨大的肿瘤，时刻有可能要了帝国的命。

刘恒面色沉重地看着远处集市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整个浮华的汉初社会下隐藏着社会经济的萧条，体制内的种种弊端……帝国似乎积重难返，犯下的失误覆水难收。二十三岁的他在这么大的负担面前显得太过脆弱，他感到无能为力，改变汉朝衰颓的状况实在太过艰难。

《史记·平准书》说“汉兴，接秦之弊”。汉朝初年一直都继承着秦朝凋敝的政局，这主要反映在国家经济萧条和制度建设不完善两个方面。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统一货币等一系列经济改革，同时通过聚拢、搜刮六国宫廷的财富，整个中央政府的财富迅速增长，民间经济也有所发展。但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项羽称霸之后，大量财富在征战和政权更替中被白白消耗，民间生产被迫中止，米价飞涨，楚汉在荥阳对峙的时候，因为老百姓无法耕种，一石米要万钱。

汉帝国建立之初，国家财资匮乏。天子座驾连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凑不齐，宰相坐牛车出行。百姓一无所有，日日与饥荒作斗争。“关中大饥，斛米万钱。”（《史记·货殖列传》）一些商贩趁机囤积物资，导致物价飞涨，一匹马要一百金，整个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危机本身并不可怕，但如果统治者对于危机的处理不能够得当，危机或许就将遏制帝国长久的发展。

刘邦出身草根，大老粗哪里懂经济学，他用收拾军人和政客的办法收拾商人，高压、暴力，全是专制统治者最常用、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刘邦不准商人穿丝质衣服，不让他们做官，还规定了极高的赋税，这一切举措都激化了汉初社会的经济矛盾，老百姓生活愈发贫困、生产压力巨大。

帝国政局的疲敝不仅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也有所体现。

刘邦当年起兵时打的是“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然而他终归要承继秦朝的天命。刘邦执政时期，整个国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混乱程度远超秦朝初年，因而“汉承秦制”在一开始就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从刘邦灭秦后在关中“约法三章”开始，汉初继承秦朝制度基本已成定局。

“约法三章”的内容是“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这条命令听起来的确是摒弃了秦朝的苛法，但事实上各种犯罪行为十分复杂，这三条粗略的法令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杀了人的就被判死刑，那要是人家只是防卫过当呢？这样“一刀切”免不了会惹出些是是非非。

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民心、树立威信；另一方面其实是默许关中继续实行秦朝的法令。因为政府终究需要法令来评判案件，既然没有新法令，那就只能还按照秦朝那套办，总不能不审理案件了吧。

但是，高压政策和严峻的法令不仅不能让老百姓顺服，反而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抗。汉初社会上是目无法纪者多、遵纪守法者少，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刘邦不仅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同时还搞专制集权，想着法子压榨老百姓，增大了民间老百姓的负担，也使得政府自身对利益的需求变大，这种“汉承秦制”的局面极大地加剧了老百姓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中央集权带动了专制主义的加强。

刘邦执政下的帝国乱象丛生，汉王朝危机四伏。事实证明，上残下暴注定会造成一个时代的悲哀。汉高祖长叹一声，在公元前195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伴随着肉体因战伤而带来的痛苦，在长安长乐宫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岁。

不久前，刘邦在领兵平定黥布叛乱后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乡沛县，高唱了一曲《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一代帝王胸中的豪情壮志都在他死后化作烟尘，刘邦去世二十二天后被葬于长陵地宫，他如同汉初政权平定天下的锐气一般，一去不复返了。

时代的两面

惠吕时代是汉王朝历史的上一个“两面时代”：一方面中央朝廷处于混乱之中，吕后专政，功臣弄权，诸侯拥兵，统治阶层乱象丛生；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得到恢复、发展，刑罚减轻，德政增加，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欣欣向荣。朝廷暗而民间安，这种两面性成为惠吕时期政局的最大特征。

刘恒回想起他在惠吕时期的见闻，不论是他亲身经历的吕后专政，还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政治斗争，这一切都令他倒吸一口凉气。蛰伏在代国的日子是他人生的低谷，整个帝国的诸侯与群臣都匍匐在吕雉这个强势女人的威严之下。不过好在吕后自身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对治国之术颇为谙熟，刘恒不仅看到了吕后掀起的政治风浪，也看到了她给民间带来的德政。是福是祸，该爱该恨？刘恒把握不准。

太子刘盈即位的那一年年仅十六岁，他的性格缺点太过明显——柔弱，而他的母亲吕雉则有着太过于刚强的性格。刘盈太稚嫩，或许他并非一个胸无大志之辈，但他始终不能以柔克刚，只能整日在饮酒作乐的奢靡生活中麻痹自己、虚度时光。他的身体一天天变得虚弱，而吕后的权力欲望却一天天得以扩张。

吕后尽管久经风雨，但掌握最高权力后难免有些狂妄自大。刚开始的时候她想对整个帝国中反对她的势力进行大清洗，却没料到被曲周侯郦商得知。

郦商是高阳酒徒郦食其的弟弟，郦食其当年在楚汉战争时替刘邦说服齐王田广投降，却没料到韩信趁机偷袭，导致田广被激怒，活活煮死了郦食其。刘邦心里面对郦食其有愧疚之情，因而对他的弟弟郦商十分器重。凭借着刘邦的器重和自身卓著的战功，郦商进入了功臣元老的名列，他的名字赫然写在汉帝国开国功臣表中的第六位。

郦商找到吕后的男宠辟阳侯审食其，开门见山，直接就跟他讲明白，樊哙、周勃率兵二十万驻扎在燕、代地区，陈平、灌婴率兵十万驻扎在荥阳地区，这些人都是功臣集团的人物，他们只要一听到长安动乱就会发兵前来平定政变，让吕后自己看着办。吕后很精明，意识到自己的势力还不够强大，胳膊拧不过大腿，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的计划随即被放弃。

然而，吕后的野心并未从此熄灭。只不过她与功臣集团的斗争方式变得更为成熟。她先是找机会剥夺了郦商卫尉的职位，卫尉是负责宫廷护卫的武官，掌管南军，是九卿之一。

吕后把郦商这根挑头的刺儿拔了出去，就改命营陵侯刘泽为卫尉。

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说刘泽是刘氏宗亲，更值得信任，而实质上则因为刘泽是吕后妹妹吕媭的女婿。吕后认为刘泽既有皇族身份又有吕家背景，所以他既不能够被功臣集团指责，同时还能维护吕家人的利益。

除了更换卫尉的人选，吕后还任命陈平为郎中令。陈平是周勃、灌婴等人的对头，这些人在刘邦时期就相互排挤，成天打嘴仗打得不亦乐乎，况且陈平没什么政治操守，做事全凭利益驱使，因而吕后选择让他做郎中令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解决了人身安全问题，吕后开始着手清除异己，特别是关东的刘姓诸侯王们，吕雉要挨个儿收拾他们。

齐王刘肥是她选中的第一个对象。刘肥是刘邦当年在沛县和情妇曹氏的私生子，也是刘邦的长子。大约刘邦内心对这个儿子有愧疚之情，将国土面积最大的齐国封给了他。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十月，刘肥来长安朝会，在宴席上，惠帝本着刘肥是长兄的原则让他坐了上座。刘肥也没多想，一屁股就坐了上去，这一下引发了吕后的怒火。

在吕后看来，刘盈是皇帝，而刘肥不过是个诸侯王，还是庶出的，怎么的都应该向刘盈推让几番。

吕后招来宦者耳语几句，宦者端来了两杯毒酒，吕后让刘肥给刘盈敬酒。刘盈虽说懦弱，但本质上心地善良而且很聪慧，一看就知道他老娘又要使坏心眼了。他赶忙抢先端起酒杯，做出要喝下去的动作。吕后毕竟是一位母亲，很爱自己的儿子，一看这架势，赶忙抢下刘盈端着的酒杯，把毒酒泼掉了。

刘肥一看吕后行为古怪，知道其中有诈，赶紧托故逃离了宴席。

从此刘肥天天装孙子，对吕后百依百顺，还主动把齐国的城阳郡献给吕后的宝贝女儿鲁元公主做了汤沐邑（汉代宗室、外戚收取赋税的封邑）。吕后一看，觉得刘肥还算懂事，就再也没有追究他什么，一门心思忙活着给女儿庆祝汤沐邑的增加了。

惠帝时期在政治上主要是承袭了刘邦时期的政策。萧何死后，曹参做了丞相，他整天饮酒作乐，不理政事，把手底下那些性格张扬、沽名钓誉之辈全部赶走，挑了许多忠厚老实、沉稳少言的人来当自己的下属。只要有人想给他提意见，他就上前敬酒把人家灌醉，从来不给别人提建议的机会。

惠帝对曹参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心中也不明白曹参的用意，以为是曹参瞧不上自己，于是就让曹参的儿子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秩比二千石，主要的职责是给皇帝当参谋出主意）曹窋去问个明白。刘盈甚至教曹窋回家这么说：“高皇帝刚刚去世，新皇帝还很年轻，您是丞相，怎么成天光是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呢？”并且特意叮嘱曹窋，别让曹参知道他是自己派来的。

曹窋回家跟他爸学舌一番。曹参多精明啊，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不仅打了曹窋两百板子，还把他赶回宫中侍奉皇上，告诫他不要再过问国家大事。

第二天上朝，刘盈责备曹参打曹窋这件事情，告诉曹参曹窋是他派过去的，潜台词就是“老曹你也太不长眼了，我的人你都敢打，你这让我把脸往哪儿搁？”

曹参听完慌忙请罪，说道：“陛下您觉得您和高皇帝谁更厉害？”

刘盈答：“当然是先帝了。”

曹参又问：“那您说我和萧何比谁能耐大？”

刘盈答：“哼，就凭老曹你这德性，跟人家萧何可是差了很远呢！”

曹参接着说：“陛下说得太对了！当年高皇帝和萧何平定了天下，制定了各种规则，现在这些东西就在那里摆着，咱们不照着人家设计好的去做，反倒要折腾起来制定什么新的条令，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更何况您刚刚还说我是个不靠谱的人……”

刘盈听罢才恍然大悟，从此不再责备曹参。曹参当了三年丞相，始终奉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萧规曹随，才算稳住了朝局。

纵观惠吕时期的政局，腥风血雨主要发生在朝廷内部，也就是吕家人、刘家人以及功臣集团之间。对下级官吏和民间百姓而言，反倒是享受了许多好政策。

为了不扰乱民间生产，朝廷减省了百姓的田租。百姓只需将生产成果中的十五分之一拿出来上交给国家，这和过去缴纳百分之十比起来少了许多。老百姓欢天喜地，毕竟那时候地里的亩产本来就不多，拿那么多上交给国家，等着它们在粮仓里腐烂实在是暴殄天物。

同时，政府有节制地向民间提供爵位，这些爵位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为老百姓带来了不少权益，如免除赋税徭役、减刑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老百姓务农的积极性。

此外，朝廷还放松了对于商人的管制，尽管他们依旧不能从政，但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环境确实是宽松了许多。

惠帝四年，朝廷还废除了秦朝颁布的《挟书令》，社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家思想迎来了第二春。

由于《挟书令》的缘故，秦朝时各家思想的典籍要么被政府销毁，要么就被传承人藏得十分隐秘，常常是在墙里面做一个夹层，把《诗》《礼》这些禁书都搁进去。

如今汉朝政府解除书禁，大家伙儿就赶忙从自家墙壁里把这些宝贝典籍翻腾出来，顾不得其中很多内容已经被虫蛀坏，就赶紧拿到外面进行宣讲，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得到了很好的推进。

总之，惠吕时期的百姓们远离战争的苦难，社会上休养生息，政治上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刑罚用得少，罪犯也不多。百姓努力生产，生活日渐富足。这一切都为文景之治开了个好头。

刘恒在高帝庙前看着这一切，众生或悲或喜，政治的暗流涌动在未央宫的宫阙之内，远处长安的街坊上一片繁荣的景象，属于他刘恒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