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萝卜加大棒”——汉文帝解决功臣、诸侯王

刘恒在安抚功臣、奖赏诸侯的同时，却又借机挑拨两股势力的关系。他清楚，这些人虽曾是他人生的推手，却终将成为他执政的障碍。尽管是元老们成就了他，他却不得不选择削弱元老们的势力。好在刘恒对付功臣时的手段相对温和，这或许也是为了减少他内心的愧疚。

刘恒登基之后首先做的就是安抚功臣和诸侯王。

知恩图报，没有这些人的拥戴，刘恒对皇位是想都不敢想的。刚刚登基的刘恒在中央的势力还不够稳固，朝廷险恶，想要一步步铲除顽疾，就先要在朝廷里面扎下根。因而他一方面要培养自己的亲信，另一方面更是需要笼住那些原本支持他的功臣元老。

刘恒就好比一支潜力股，功臣元老们在他身上投了钱，他也要定期给人家返还收益，好让功臣元老们确信他们自己的眼光没错，日后继续支持这个从代国远道而来的年轻人。

然而刘恒不愧是曾经韬光养晦、深藏功与名的人物，他有着比同龄人更为深邃的政治远见。一般人或许只能做到赏赐功臣、拉拢诸侯，而刘恒却在赏赐的同时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的势力尽可能地分割开来，把这两团在平定诸吕的过程中相互靠拢的势力及时地分离，通过分配利益的差异来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削弱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从而确保自身皇权与帝位的稳固。

那么刘恒采取的这些策略具体是什么，又是怎样一步步制定出来的呢？

还是先从刘恒执政初期，朝廷里的状况说起吧。

史学家钱穆在其《秦汉史》一书中，对刘恒执政初年朝廷中功臣、诸侯、刘恒三方势力的交织进行过总结。其文强调，刘恒当时一直被功臣集团和关东诸侯王集团两大势力压制，刘恒既要依赖他们稳固皇权，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们集团势力的扩张对于皇权的限制，境遇不可谓不落魄。钱穆说：

特文帝以代王入主中朝，诸王在外者，非其长兄，则其伯叔父。廷臣皆高祖时功臣，封侯为相，世袭相承。文帝即由廷臣所立，强弱之势，难于骤变。其时汉中朝之政令，既不能行于王国，而汉帝权威，亦不能大伸于中朝功臣之上。

诸侯王们辈分都比刘恒大，免不了在晚辈面前倚老卖老，王侯将相实力雄厚，刘恒实际上是被架空了，他的命令在地方上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而且刘恒自己也说：“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史记·律书》）功臣、诸侯的跋扈作为一种潜在的危险信号，给刘恒带来的恐惧溢于言表。

很显然，刘恒面对这些于他有恩同时又有威胁的功臣与诸侯王，必须采取些严厉措施。双方固然不能兵戈相见，但刘恒也不能担惊受怕、寄人篱下一辈子，谋划出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刘恒而言是当务之急。

在执政之初，刘恒主要做了如下几点。

第一，归还吕后时期分割出来的齐国、楚国的土地。

前文交代过，由于齐王刘肥当年差点被吕后暗算，所以后来刘肥这一家子都学乖了，他的儿子齐王刘襄对吕后一直比较顺服，结果导致吕后没事就把齐国的某个地方划出去封给吕家人。反正她知道刘襄一家子好欺负，这帮人吃了亏也不敢说什么，加之齐国本来地方就大，割出一两个郡对齐王而言是不疼不痒的事情，楚国的情况也大抵相同。

然而现在不同了，齐王刘襄在平定诸吕的过程中功劳不小，虽然齐国的军队没有跑到长安，在半道就被灌婴给截住了，但刘襄不是和灌婴私下里勾勾搭搭给朝廷施压了么。再说了，刘襄虽然辈分比刘恒低，可那也是一方诸侯，而且人家可是在刘恒登基的事情上立场坚定地投了赞成票，现在刘恒翻身掌权，怎么的也该把齐国原本被割去的土地全部奉还了。

楚王刘交本来就是刘恒的小叔叔，此人学识高、名望高，他没来跟刘恒抢帝位就已经不错了，刘恒当然要安抚他，所以也尽数归还吕后时割去的楚国土地。

第二，在十月初六，将琅琊王刘泽改封为燕王，之前功臣集团封的燕王刘遂被改封为赵王。

琅琊王刘泽虽然是吕后封的，但他在众人商议新君人选的时候也把选票投给了刘恒，拥戴之功不可没，所以刘恒把他改封到燕国，那片儿地方大，算是重赏。

第三，平衡功臣集团人物的势力。

刘恒将太尉周勃升为右丞相，将右丞相陈平降为左丞相，将大将军灌婴擢升为太尉。

灌婴受赏赐是理所应当，这算是给了功臣集团一根大“胡萝卜”。刘邦晚年平定黥布的叛乱，结果中了一箭，先行离开，而后平定英布的事一直都由灌婴主持，灌婴最终将项羽的旧部、悍将英布击败。按理说这是大功一件，还为皇帝报了仇，但倒霉就倒霉在灌婴班师凯旋的时候刘邦已经去世了，中央政府忙着政治斗争，压根没理灌婴这茬儿，让他白忙活了一阵，以至于孝惠帝时灌婴连正式官职都没有，只是作为列侯随侍。再加上诸吕叛乱时灌婴驻守荥阳向诸吕施压，两项功绩并存，给他升官简直太理所当然了。

但是陈平、周勃二人的升降则耐人寻味。陈平的降职，相当于给了功臣集团一记“大棒”，而且周勃也受到了刘恒的敲打，更加说明了刘恒对功臣集团的戒心。

按照《史记·陈丞相世家》的记载，是陈平主动让位给周勃的。

陈平整日不上朝，刘恒就来询问他的情况，他自我吹捧道：“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时候，周勃功劳没我大。等到平定诸吕的时候，我的功劳没有周勃大，所以我心甘情愿把右丞相的位子让给他。”

刘恒一听，大喜，觉得陈平懂得急流勇退，是个有眼色的臣子。陈平的识趣反衬出了周勃的居功自傲，这令刘恒对周勃也有些反感。

陈平的做法表现出了他超强的政治嗅觉。他敏锐地感觉到功臣集团大势已去，大家伙儿年龄都不小了，再折腾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再者新皇帝气度不凡，远非大家当初构想的那样无能，索性就让人家新皇帝、年轻人放开手脚做一番事业。居功自傲只能引火上身，与其将自己一时的强弩之末表现出来，不如见好就收，安享晚年。

当然，如果从坏一点的角度来看，陈平一介书生，在刘恒那里已经失宠，一肚子的阴谋诡计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治国行政的要求，他的急流勇退多少包含着一些无可奈何的意味。

刘恒封赏功臣的时候还是周勃拿的好处最多，封邑增加了一万户，被赐黄金（黄铜）五千斤，而陈平、灌婴俩人各自的封邑增加三千户，被赐黄金（黄铜）两千斤。

但是周勃拿了好处却还是不老实，他的狂妄与嚣张引起了刘恒的反感。

有一次，刘恒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要审多少案子，周勃是个大老粗，这种问题他根本应付不了，惶恐地说：“不知道。”

“那全国一年的钱粮收支有多少啊？”

“不知道。”

于是刘恒再去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情都有专人管理，了解案件要问廷尉，了解钱粮收支要问治粟内史。”

刘恒再问道：“那丞相做什么呢？”

陈平说：“丞相嘛，当然是要主管群臣。不过说实在的，臣其实没啥本事，陛下您关键是不了解我这一点，才让我做了丞相。做丞相要上能帮着天子调理掌控天地阴阳、四季风雨；下能辅佐人君养育生灵、把握时机；对外能安稳诸侯、平抚四夷；对内能让百姓亲附，让大臣们各司其职。”

刘恒听后大喜。经此一论，周勃自信心大受打击，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说到底不过是个混出了名堂的大老粗。他下朝后埋怨陈平：“这些事平常你咋不教我说？”

陈平说：“你身为丞相，怎么能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呢？要是皇上再问你长安有多少盗贼，你也回答得了吗？”

周勃惭愧不已，加上刚好有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居功自傲，所以他过了几天就上表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打算解甲归田，跑回封地绛县（今山西运城东北）安享晚年。从这点上看，周勃也算识趣。

仔细想想，陈平其实算得上是最滑头的了，当年阴险自私的吕后执政时，把一代大游侠王陵都排挤走了，然而陈平宰相照当；到了刘恒时，大老粗周勃被打击了，但人家陈平依旧能好好地当着宰相。陈平能够成为官场“不倒翁”，大约就是对后世所说的官场“潜规则”比较谙熟。仔细想来，陈平一生侍奉过的君主很多，项羽、刘邦、吕后……他能在这些人之间游刃有余，可见自身也具有成为一代纵横家的潜质，和苏秦、张仪差不多，从不讲道义，只讲利益。

刘恒宠幸周勃肯定是超过陈平的，毕竟在拥立刘恒为帝的事情上周勃比陈平积极得多，刘恒此举无非是稍稍敲打一下周勃罢了，但也足以看出刘恒的智慧和对帝王术的娴熟。他绝不会让臣子觉得自己受到了君王的宠爱，哪怕这种宠爱是客观上的事实，因为皇帝总认为自己不能在臣子面前失去威严。

第四，犒赏刘氏宗亲。

刘恒给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三个人每人增加了两千户的封邑，赏了两千斤黄金（黄铜）。又将典客刘揭封到阳信（今山东无棣东北），为阳信侯。

这三个人各有各的功劳。朱虚侯刘章在平定诸吕时杀了吕产；襄平侯纪通伪造诏书，放周勃进入了北军；东牟侯刘兴居替刘恒把少帝刘弘搞下了台，所以这三个人受封理所应当。另外刘揭在平定诸吕时参与夺取赵王吕禄统领南军的印信，按照功劳也有赏赐。

上述四点，就是刘恒即位之初对参加政变、扶植他上台的功臣和诸侯王的安排，这其中各项安排都是有深意的，刘恒的政治手腕很成熟。

然而这之中有两个问题。

首先，受赏的功臣中没提到郦寄、陆贾、曹窋三人，实在反常。

郦寄帮着功臣集团劝说吕禄放弃了兵权，曹窋给功臣集团报信，陆贾劝说陈平、周勃联手，此三人皆有功勋，理应有所赏赐。

仔细想来，如果非要讲出些道理，刘恒没有封赏郦寄或许是因为要拿郦寄的功劳抵偿他平时和吕氏家族相亲近的罪过，可是陆贾、曹窋二人未受封赏就实在不好解释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这两个人没有直接参与拥立。陆贾、曹窋二人在平定诸吕、拥立新君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给功臣集团出力，和刘恒没有直接接触。

由此我们也看出，刘恒是想通过此事摆明一个态度：凡是不顺应他、不真心支持他的人都得不到封赏。

其次，诸侯王获得的封赏远小于功臣集团的人，这也很反常。

特别是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二人，刘恒并没有履行先前的承诺，即事后让刘章做赵王、让刘兴居做梁王，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封邑，给了他们赏钱。

这一方面表现出汉文帝刘恒对功臣集团影响力的否定——不论什么事情，他们说了不算，刘恒说了才算。而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出刘恒在解决王国问题、防止诸侯王势力膨胀上的急功近利。刘恒的做法为日后的汉帝国埋下了不小的隐患，刘恒大约就没想过，刘章、刘兴居二人可能会因此被逼反，而后来刘兴居确实谋反了。刘恒很有政治手腕和眼光，但毕竟还是缺乏经验，小伙子刚上台的时候满怀一腔热血，难免在一些事情上操之过急。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刘恒确实是用上述四点安排稳住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朝廷里的各路人马都很高兴自己没看走眼，他们投下的赌注果然为他们换来了丰厚的报酬，他们对刘恒的信心也因此树立了起来。

同时，刘恒用一系列“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手段，将这个在平定诸吕之乱过程中形成的“功臣—诸侯王利益联合集团”成功分割开来。由于两个集团的人各自受到的待遇不同，他们的矛盾也就出现了，这就便于刘恒分离两派势力，从中加强专制。

文帝培养“自己人”，营造朝廷新班底

刘恒要在朝廷扎根，除了扫除功臣集团的障碍，他还需要能够为他所用的“左膀右臂”，他需要自己的亲信，能够忠于自己的谋臣。除了选拔新人，刘恒还想到了亲和他的母族。此外，代国的旧臣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些刘邦时代的老臣更是现成的人才。

除了处理有关功臣、诸侯王这些“外人”的问题，刘恒还要大力培养自己的羽翼。这几乎是所有统治者的必修课，更何况是对于刘恒这样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并希望施行新政的人，他培植人才的目的无非两点。

首要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刘恒不能一辈子指望着功臣集团和诸侯王，一直靠他们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些人小算盘不少，长期受制于他们的话，刘恒根本无法有所作为。

其次就是为日后推行新政培养人才、征集意见。刘恒刚刚登基就表露出了实行新政的意图，特别是在王国问题的处理上。刘恒特别希望拿这个问题开刀，因为他自己就当过诸侯王，对地方上的事情很清楚。加之刘恒与诸侯王的势力接触广泛，自然有一种在解决王国问题上的优越感。

刘恒在巩固和培养自己的势力方面主要做了三点。

第一，刘恒在十月初八派自己的舅舅、车骑将军薄昭去代国接来刘恒的生母薄氏，将她立为太后，并在十二月封薄昭为轵侯。

刘恒刚刚在长安扎稳脚跟，放眼望去，除了舅舅之外他举目无亲，张武、宋昌虽然贴心，但也不能无话不谈。刘恒需要薄太后来为他出谋划策，而太后的确立标志了中央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加速了整个政权的稳固，在这方面刘恒可谓目光卓越。

第二，刘恒登基之后封赏代国的功臣。

刘恒之所以能顺顺利利地当上皇帝，当初跟着他从代国来长安的宋昌、张武等七人功不可没，尤其是宋昌功劳不菲。同时，刘恒也想培养一套自己的班底，而这七个人几乎就是现成的，以前在代国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就行。所以刘恒下诏说：“众大臣平定诸吕迎我入京的时候，开始我很担心，群臣也阻拦我，只有中尉宋昌让我不要怀疑，这才让我没有失去做皇帝的机会。之前我已经任命宋昌做了卫将军，统领南北军，现在要再封他为壮武侯。剩下的六个人也都封他们做九卿一级的官员。”

九卿这样的重臣之中，三分之二都是代国原班人马，再加上宋昌被封侯，文帝刘恒可谓是充分地扶植了自己原本培养的势力，想来这七人受此厚恩，肯定能更好地为刘恒服务。

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引用了董份的一段评价说，刘恒先封诸侯和功臣集团的人，再封代国人马，可见刘恒不偏私。尽管刘恒人不坏，可这样过度解读，给刘恒脸上贴金，真不得不让人怀疑凌稚隆是不是在“高级黑”了。

刘恒如果先封赏宋昌、张武七人，那功臣元老们不闹腾起来才怪；同时，后封赏这七个人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变相保护，不然此七人一旦成为功臣们嫉妒的对象，那肯定没有好下场了。

刘恒培养干部的第三项措施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

刘恒登基时天下初定，所以急需的是可以马下治天下的人，而不是能够马上打天下的人。可问题在于，他自己就是这拨武将扶植起来的，朝堂之上大老粗居多，而功臣集团的子弟也仰仗父兄的军功和拥立之功飞扬跋扈。所以刘恒就希望通过选拔新的人才，尤其那些有才能但是没背景、没财力的人，比如大才子贾谊，以此在朝廷中培养出一支可以与功臣集团相抗衡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