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毅然下诏：“我听说在虞舜的时代，对待罪犯只是在他们身上划出标记，或者让他们的衣帽颜色和别人有所区分，让他们感到耻辱，就足够让天下人引以为戒了。当时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如今尽管对犯罪之人有在脸上刺字、削鼻子、断小腿这三种酷刑，可犯罪的行为依然没有消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德行浅薄且教化不力吗？我对此深感惭愧。都是由于我施政无方才导致无知的百姓陷入罗网。《诗经》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现在人们一犯错误，政府不首先想着如何教化，却忙着考虑怎样施加刑罚，这让想改过自新的人也无路可走。我很同情这些人，刑罚使人肢体断裂、肌肤毁坏，这都是终生不能复原的伤害，这多么的残酷不仁啊，一点没有为民父母的样子！我打算立刻废除肉刑。”

由此看来，古时候政府的执法人员时常会将以教化为目的的惩治，当作以处罚为目的的惩治，于是就有了“钓鱼执法”等等现象。这样很不好，如果只是单纯地让老百姓畏惧惩罚，那老百姓只会担心“别看现在闹得欢，一会儿就被开罚单”，可是守法意识还是建立不起来。

一切法律归根结底是用来保障人的权利和利益的。教化本身也是一种维护，而过于苛刻的处罚却是在危害人民的利益。

此后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表示，要深刻贯彻人民导师刘恒的最高指示。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处理方案，上奏要求：“原来判处髡刑（剃发）的罪行，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男犯筑城，女犯舂米）。原来判处黥髡刑的罪行，改为罚钳（在脖子上箍铁环）为城旦或城旦舂；原来判处刮去鼻子的罪行，改为罚用鞭子抽打三百下；原来判处斩左脚的罪行，改为罚用鞭子打五百下；原来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后去官府自首投案的罪犯，因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罪应判处鞭刑的官吏，全改为公开斩首。罪犯已经被判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以获释，重新放回家当百姓去。”

刘恒同意了张苍、冯敬的方案，同时废除肉刑，都改为笞刑（鞭刑）。

历史上对刘恒的这一决策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废除肉刑是德政，生命是第一位的，挨打就挨打，那也总比死强；而也有人认为笞刑是一种更为残忍的刑罚，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却死不了，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很不人道，还不如给他们一刀来个痛快的。

刘恒选择笞刑可能是因为肉刑的疼痛感没有笞刑持久，而被施以肉刑所带来的负担和耻辱感却终生难以磨灭。被施加肉刑，要么去死，要么残疾，一家人不仅失去了一个劳力，反倒多出了一个负担。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恒的选择是正确的。

司马光评价这一时期刘恒的执政，他说：“文帝谦虚自守，手底下大臣好多都是刘邦开国时期留下来的功臣，武夫出身的人多。这些大臣为人都十分质朴，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关注得比较少。不过，君臣都以秦朝的灭亡为镜鉴，讨论事情都本着宽厚的原则，不屑于讨论别人的过失。”

“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百姓之间相互检举、诬陷的事情变少了。官员们尽职尽责，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积贮每年都有增加，人口也越来越多。风俗变得讲诚信、讲厚道，法律的惩处变得宽松，犯罪的人往往从轻发落。所以，刑罚的数量大大减少，全国大大小小的案件一年只审查了四百起，很有上古停止动用刑法的景象。”

司马光给予了刘恒很高的评价。他试图通过宣讲刘恒“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方针的成功来劝谏宋神宗，让宋神宗不要大兴改革、劳民伤财。这也说明刘恒治下百姓生活好乃是名副其实。刘恒对老百姓限制得少，老百姓就能够进行自我调整，社会就能够从混乱走向稳定。可以说，刘恒相对宽松的执政有力地反击了法家学说，暴秦时代的严刑苛法看起来终将一去不返。

然而，内政处理好了，外部边患却又出现，刘恒生来就是操劳的命，好久不见的匈奴人再一次敲起了汉帝国的大门。

烽火四起战事急

汉帝国的危机不单单来源于内部，远在帝国的北部疆域，匈奴人虎视眈眈。面对匈奴入侵，刘恒果断亲征，匈奴右贤王逃走。正当刘恒沉浸于抗击外敌成功的喜悦之中，并重回代地巡游的时候，按捺已久的济北王刘兴居发动叛乱。刘恒火速平叛，赦免了刘兴居外的所有人，刘兴居羞愧自杀，刘恒再次收揽人心。

刘恒登基之后朝廷里就事情不断。又是出台政策又是解决矛盾，整个中央政府的领导班子都为朝廷内部的调整忙得不亦乐乎。大家伙儿一时间都忘了，在汉朝的疆土之外，特别是在汉朝的北边，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匈奴人。这群本来还挺能闹腾的匈奴人已经很久没整出什么大动作了。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很显然，匈奴人在酝酿着新的战争。

此时坐在单于位子上的，依旧是带领着匈奴民族走向强盛的冒顿。如此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是不可能被汉朝随便派遣一二女子、赠送些许金银财宝所打发的。

女色和金钱对这种有志向的人而言，本来都只是一时的玩物。除非这些东西能够源源不断地以旧换新，或者有某种情感在其间维系，不然他们还是会一直惦记着自己的那份事业。

温柔乡本就笼不住非常之人，特别是那些怀抱政治理想的领袖式人物。不论他们渴望统治天下的想法对苍生而言是如何的残忍，在他们那里理想都是第一，现实才是第二。他们很少有爱情，在女色中发泄的只是片刻的情欲，在金钱中贪图的只是一时的快感。一个清醒的人、一个肩负着重大使命的人、一个生活压力巨大的人，绝对不会被短暂的快感和虚无的情欲所羁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君王都没什么爱情。很多人羡慕古代皇帝后宫佳丽无数，其实那也是任务，要确保皇室后继有人。另外皇帝操劳一天，到了晚上那纯粹就是发泄，反正老婆都不是他挑的，那些女子不是世家大族的千金就是出身外戚，一般平民的姑娘在后宫里很没地位，君主和这些美嫔之间很少有什么感情。

因而古代皇帝但凡有点儿什么缠绵故事都被民间百姓抓住，尽情地演绎成爱情传奇。由此也能看出皇帝情感生活的匮乏。

所以汉朝跟匈奴和亲的路子绝对是着臭棋。不论汉匈议和的对错如何，和亲是换不来和平的，你当汉家公主多有价值似的！

于是在文帝前元三年的五月，匈奴大军攻入了汉朝的北地郡（治马领，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占据了黄河以南的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刘恒大梦初醒，这才反应过来匈奴那边还没顾得上管呢。忙得焦头烂额的刘恒决定放下手头工作，亲自北上出征。刘恒亲征的兴致很高，他带领大军北上，停驻在甘泉宫，与匈奴兵锋相对。

六月份，刘恒下诏说：“汉朝和匈奴曾经约定互为兄弟之国，为了不让匈奴侵犯汉朝的边境，汉朝给了匈奴很多财物。现在匈奴的右贤王又离开本国率军进驻北地郡，完全破坏了两国先前和平友好的关系，严重侵犯了我大汉的国家主权。”

“匈奴入侵汉朝的边境，捕杀汉朝的士兵，驱赶已经归顺并住在汉朝境内的少数民族，不让他们居住在原本生活的地方。匈奴人欺凌边境上的汉朝官吏，抢夺边境人民的财物，还蛮不讲理。我现在派遣北部地区的骑兵八万五千人进驻高奴县（在今延安东北），派遣丞相颍阴侯灌婴率军迎击匈奴。”

八万五千名骑兵声势浩大，灌婴原本就善于统领骑兵，但见汉家旌旗摇曳在苍凉的西北地区，尘土飞扬，黄沙漫天，又是一场恶战。

从古至今汉族人和游牧民族作战都没有优势，即使打了胜仗，往往也都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换来的。游牧民族的军队机动性很强，蹿来蹿去，军阵变化很快，一般的步军根本应付不来。

汉朝派遣骑兵，固然是明智之举，但中原多是平地，单个骑兵的战斗力可能还比不上匈奴兵。但好就好在大汉不缺人，“人海战术”这种残忍、落后的战术，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常常异常有效。反正死的不是皇帝，刘恒才不会在乎士兵的消耗呢。

匈奴的右贤王一看汉朝人多势众，而且汉朝的士兵都抱着俗语说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态在作战，便一下子无心恋战，带着沿途的收获打道回国去了。

刘恒刚刚登基，第一次处理匈奴战事，难免恐慌。事后，刘恒从京城卫戍长官中抽调了大量的特种兵（材官）交由卫将军管辖，借之增强自身的护卫力量。

六月二十七日，玩得还不够尽兴的刘恒在经过甘泉宫、高奴县之后，转道去了太原国。这地方就是原来刘恒当代王时下辖的太原郡。志得意满的刘恒重新踏上这片他熟悉的土地，颇有“衣锦还乡”之感。他在当地接见了之前代王府上的官吏，并赐给了他们许多财物，同时，他向原来的代国子民发放了酒和牛肉，免除了晋阳和中都这两个城市百姓三年的赋税。刘恒好不容易得到机会炫耀自己的成功，便一连在太原国停留了十多天，方才不舍地离开。

自古以来，帝王衣锦还乡都是十分喜庆热闹的场面，刘恒重游故地，这之中除了饱含着炫耀的意味之外，还有要向天下的百姓表现出他亲民的一面之意。刘恒极力地在代地百姓面前展现自己的成功，进而让代地的百姓得到一种心理优越感、自豪感。中国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特点：一个村子里走出来一个名人，全村的人都觉得有面子，哪怕那位名人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刘恒此举意在安稳民心。民心所向就是一种肯定，它昭示着帝王的成功。

就当刘恒在自己的“第二故乡”太原国大肆炫耀之时，早已憋了一肚子不满的济北王刘兴居趁着刘恒外出的空当起兵造反了，企图攻入荥阳。

刘兴居造反主要是怪刘恒登基之后没有兑现诺言封他为梁王、封刘章为赵王。刘恒确实是没有兑现诺言，但那是有苦衷的。

一来，刘恒要以大局为重。说实在的，刘兴居、刘章在扶植刘恒登基过程中的功劳压根比不上陈平、周勃。你要是给刘兴居、刘章都封了梁国、赵国那么大的诸侯国，那其他功劳比他俩大的人还不得在刘恒面前闹翻天了。

二来，刘恒要整治诸侯王势力，刚好可以从某个诸侯国里分出一块地方封给他俩，这又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将强大的诸侯国越分越小。而如果兑现诺言，关东诸侯王的实力将更加强大。

所以刘恒当初不兑现诺言的做法没错，更何况那个诺言原本还是功臣集团允诺的，与刘恒无关。

令刘兴居感到遗憾的是，城阳景王刘章已经在刘兴居起兵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去世了，好朋友不在了，只剩下刘兴居一个人孤身作战。闻知刘兴居叛乱后，刘恒立刻让丞相灌婴停止对匈奴的追击，同时派遣棘蒲侯柴武统领十万人马去迎战刘兴居的叛军，又派遣开国功臣祁侯缯贺为将军，驻守荥阳，防备刘兴居军继续西进。

史书记载刘兴居出兵之前，“……大风东来，直吹其旌旗上天入云，而坠城西井中，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谏，不听……”（葛洪《西京杂记》）忽然刮来大风一阵，旌旗都被卷到天上，掉进了井中，战马一个个都嘶鸣着，其中包含着悲伤的情绪。周围人都看出这是不祥之兆，劝谏刘兴居不要起兵，可刘兴居已经被自己的贪欲和愤怒冲昏了头脑，起兵作乱。

七月十八日，刘恒从太原国回到了都城长安，紧接着就发了一道诏书：“济北王刘兴居道德败坏，居然敢起兵造反，而且裹挟了济北国大量的官吏和民众。我宣布，济北国所有的官吏、百姓和士兵，在朝廷的大军到来之前，凡是能够自觉从刘兴居麾下脱离，或是能率领军队或城池投降的人，一律赦免他们的罪过，保留他们原来的官职和爵位。过去和刘兴居有过交往但却没有参加这次叛乱的人，也一律赦免。”

同年八月，刘兴居战败被俘，刘恒又下令赦免了跟随刘兴居造反的官吏和百姓，只追究了刘兴居一人的责任。根据《西京杂记》所说，悲愤交加的刘兴居最终自杀而死。

仔细分析刘恒在前元三年七月十八日下发的诏书，以及他对参加刘兴居叛乱之人的处理，刘恒的做法很是宽容。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宽容是在作秀，但这种作秀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刘恒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诸侯王问题上，要“以柔克刚”。他没有大肆肃反是为了不激起新一轮的叛乱。

纵观文帝一朝处理王国问题的手段，在此之后从来都是以安抚为主，而不再像从前刘邦和惠吕时代那样，有意地去强行打击和削弱地方王国的势力。仔细想想，这除了能显得刘恒宽容大度外，还能让老百姓看到皇上自信的一面，自然也就不再听信诸侯王国的反动分裂宣传了。刘恒通过这种树立德行的手段，在潜移默化中削弱了关东诸侯王的实力。

自刘恒登基以来，整个诸侯王集团和功臣集团已经先后失去了七位诸侯王和列侯。

前元元年的时候，楚王刘交去世，死后谥号为“元”；同年，齐王刘襄去世，死后谥号为“哀”。

前元二年十月，曲逆侯陈平去世，死后谥号为“献”；同年，原来的琅琊王，后来改封为燕王的刘泽去世，死后谥号为“敬”。

前元三年的四月，城阳王刘章去世，死后谥号为“景”；同年，济北王刘兴居去世，史书未载其谥号。

再下来就是颍阴侯灌婴于前元四年十二月去世，死后谥号为“懿”。

截止文帝前元四年，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去世了。周勃虽然还没死，但也赋闲在家。这两大集团的核心人物一散，刘恒的心头大患就已经被削除，天下大势全都被刘恒掌控了。

然而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至少还有一个人，他还是刘恒的对手。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就应该记得，当年有资格和刘恒一同争取皇位的，除了他的叔叔楚王刘交、齐王刘肥的儿子刘襄以外，还有刘恒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此人一直蛰伏，野心很大。对刘恒而言，难保此人不是一块绊脚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刘恒早就算计上了自己的弟弟，然而机会却是刘长自己送上门来的。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平日骄横跋扈的淮南王刘长也步了刘兴居的后尘，被控告谋反。这之中缘由繁多，然而事件发生的引子，却是与吕后当年的男宠——辟阳侯审食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