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朝，申屠嘉这边把正式处理意见都拟定好了，上奏刘启晁错开南门、破坏太上皇庙小墙的事情，要求将他交付给廷尉法办。然而刘启此时已经听信了晁错的解释，为晁错辩解道：“晁错开南门破坏的不是太上皇庙的内墙，只是外面的小墙，那里不是还有其他官员住着么，我这里事先批准过了，因而晁错无罪。”

申屠嘉无奈地认错。他一出朝堂就跟他的长史说：“可恶啊，我真后悔没有先杀了晁错这个混蛋然后再向皇上举报他，我没有先斩后奏，反而让晁错抢得先机把我捉弄了。”

回到丞相府后的申屠嘉悲愤难抑，吐血而死。《谥法》上说：“好廉自克曰节。”是申屠嘉自己非要和晁错作对，是他自己由于忠君思想而没能将晁错先斩后奏，是他自己逼得自己被别人气死。因而申屠嘉死后谥号就为“节侯”，这“自克”二字其实是特别符合他的经历、品性的，申屠嘉最终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逼进了死角。

然而从表面来看，依旧是晁错活活气死了开国功臣、丞相申屠嘉。

我们可以想象，晁错一手遮天的日子来到了。

权臣降临，帝国的呼吸已经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晁错之“错”

晁错力挺削藩，在常人眼中这是在为帝国出力，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吴王刘濞真的要谋反吗？没有人能证明。刘濞只不过是孩子气，他只是在有意和中央政府对着干，他发展经济，整顿内政，都是为了让中央艳羡他吴国的昌盛。这一点，刘启不清楚，百姓不清楚，众大臣不清楚，但是晁错清楚，可是晁错为什么有意说“错”呢？

如今的晁错在朝廷里俨然是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丞相都被他气死了，那就更别说其他的大臣了。

这种局面和商鞅变法时的情景特别像，商鞅徙木立信，还处理了太子的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秦孝公和他一唱一和，给人的感觉就是朝堂之上只有此君臣二人。

刘启和晁错此时在朝堂上给人的也是这种感觉。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终于位列三公，坐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官运亨通，官级升得比火箭都快，紧接着就提出了削藩的政策，而且剑锋直指吴王刘濞。

晁错对刘启说：“当年高祖平定天下的时候，因为他的兄弟少，加上他的儿子们多数年龄也小，所以才在亲戚中大规模地封了一些姓刘的人。这些人都是高皇帝因为家族中没有足够亲信之人，才勉强封的，所以封庶子刘肥为齐王，下辖七十余座城池；封弟弟刘交为楚王，下辖四十余座城池；封二哥刘仲的儿子刘濞为吴王，下辖五十余座城池。这三人都不是高祖血脉的正根，然而他们掌握的地方却占到了天下土地的一半。”

“特别是吴王刘濞，这个人是个高危分子，他心怀当年儿子被皇帝您砸死的仇恨，因而成天装病，找理由不来朝见，真按照古代的法令早该砍他的项上人头了。可惜先帝太善良了，不仅没杀了他，而且还赐给了他手杖和小几。先帝这是多么宽容、多么仁慈啊，这是以德化怨。”

“按理他刘濞没有理由不因此对皇帝感恩戴德，对中央政府服服帖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但您看那家伙，反而是靠着丹阳铜山在那里铸钱，又煮海盐，摆明了是别有用心。而且他还招收了很多亡命之徒，这绝对是蠢蠢欲动、打算造反的征兆。现在依我看，削他的地盘会把他逼反，不削他的地盘他也会造反。削他，他造反造得早，这样危害小；不削他，他造反造得晚，力量积蓄得更大，危害就会更大。长痛不如短痛，建议陛下赶紧削藩。”

晁错之所以力持削藩观点，就是因为他认为刘濞总是要反的，“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然而，仔细分析这句话，晁错似乎是说错了。

错在哪里？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认为，按照晁错的想法，造反不一定非要反起来才算数，只要刘濞具备了可以造反的力量，那他就是要造反，不然他积蓄那么强大的力量用来做什么？

面对晁错的恶意中伤，若刘濞能发言，想来他必然会感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放诸任何一个人来看，刘濞的种种做法都像是在为造反作准备，而且他也有足够的动机，可只要他一日不行动，就没人有资格斩钉截铁地说刘濞一定会造反。再有利的推测都不能在事件发生前就被当作事实。

可惜的是，晁错是一个酷吏，秉持法家思想的人都喜欢有罪推论，因为他们要保证专制者的权力绝对稳固，所以晁错说话难免要夸大事实吓唬刘启。

法家人物这种习惯性的“有罪推论”其实是一种喜好揣测他人心思的习惯。这种习惯长久地影响着许多中国人，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最喜欢的就是借助只言片语来揣摩对方的心思，社会上很多人还以此为能，觉得自己情商很高。然而，这些做法终究会破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容易让人与人发生误会。同时，这种手段本身也很卑劣，这些做法终将衍生出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

仔细想来，尽管刘邦当年确实是给刘肥一下子封了七十多座城池，但是到了景帝朝，当年的齐国已经分裂成了齐国、济南国、济北国、胶西国、胶东国、菑川国六个国家。这六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齐国的力量也已经大大削弱。再说楚国，满打满算也不过有三十六座城池罢了，晁错这分明是在混淆视听，意图激起刘启的怒火，从而提升自身的政治价值。

然而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晁错说刘濞铸钱煮盐、招收亡命徒，这样是不假，然而刘濞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举措呢？

有没有什么理由能为刘濞进行辩护呢？

有。

想想吧，刘濞都满头银丝了，要是想造反那早就揭竿而起了，犯不着推迟到这么晚，他都已经是老胳膊老腿儿了，上了战场那四肢铁定是使唤不了，这不找着打败仗么！由此看来，刘濞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发泄，因为刘濞是凭借着马背上的军功才坐上了吴王的宝座，他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王位。然而事与愿违，刘恒对他满腹猜忌，刘启又杀死了他的儿子，刘濞的内心只有愤怒与无奈。他一定每天都在想：“哪一天我一定要推翻你们这些人，让你们血债血偿。”军人最看重的是尊严，刘濞要捍卫他的尊严，同时，他只是记恨皇位上的人，而并不觊觎皇位。

吴王的愤怒需要发泄，他发泄的途径就是做出要谋反的样子，他喜欢看到刘启恐惧的神情，这令他感到满足。老爷子听到自己的仇人如何如何畏惧自己，心里总是很开心，但他清楚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推翻一个政府，况且江山本来就是自己家的，把自家东西蹂躏坏了对他没什么好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铸钱带动经济，煮盐创造财富，这完全是为了吴国好，这是一位君王重视民生的表现，凭什么说他是造反呢？中央政府完全是酸葡萄心理，看见刘濞治国比他们治理得好，因而嫉妒、畏惧、仇视，甚至认为他这是有目的、有野心的。

至于招揽亡命徒，刘濞摆明了是故意气中央的。在遭受丧子之痛的巨大打击下，刘濞像一个孩子，和小侄子刘启在那里赌气。他不想造反，因为造反对他没有好处。他做出蠢蠢欲动的样子，只是想让仇人刘启活在痛苦与恐惧中；他发展民生和经济，只是为了逞强，让中央政府中的君臣们艳羡吴国的富庶、团结与安定。

刘濞只是一个仓皇无助、靠着一股孩子气来安慰自己的老人。

晁错说错了。

这错误犯下来，是无心还是有意？

这，当然是有意。

晁错为什么要说错？

原因有三。

首先，晁错作为一个秉持法家思想的人，他政治斗争的意识必然是十分强烈的。在他眼中，他只有铤而走险做出一番事业，才能够博取到足够力压群臣的政治资本。法家的人喜欢变法，喜欢除旧，这就是一种政治赌博。晁错深谙高风险才会有高回报的道理，他必须要通过力挺削藩来提升自己的政治价值，要让他在皇帝眼中被当成一块宝，从而扩充他自己的政治资本。更何况晁错清楚，真要是打仗的话，在前面冲锋陷阵的也绝不会是他，因而他很放心，他只需安安心心做好政治上的工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