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刘恒一方面希望让民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自由宽松的范围；另一方面，他更多地其实是满怀着一种责任心，希望通过新政策的出台，为民间的安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个西汉年间工商业者所受到的打击在文景时期是最小的。汉初时候，儒家专制主义凌驾于整个社会的体制之上，一套一套讲的都是以农业为本。中原王朝嘛，农耕才能成为传统社会的基础。可是农业和工商业一个讲求“定”，一个讲求“动”，核心思想不同，相互竞争排挤也是必然的，刘恒也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但刘恒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来维护民间经济发展的相对自由，并以高效的农业生产作为其基石，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除了重视农业生产，刘恒在执政之初还广开言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帝前元二年两次日食发生后颁布了一道诏书，除了阐述自己的过错之外，还表明了自己希望广开言路的立场。

第二，文帝前元二年的五月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刘恒说：“古代的明君治理天下，会在朝廷上专门设置鼓励进献忠言的旌旗，以及用来写建议的木柱。这样是为了保证朝廷的清正廉明，鼓励人们进谏。而现在，朝廷设立了妖言罪、诽谤罪，弄得大臣和百姓不能尽情陈述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皇帝不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连个意见箱都不摆，这样怎么能够招揽到天下的贤能；怎么能聚揽民心，推动政府工作的协调有序进行呢！我宣布，应当废除这些堵老百姓嘴巴的条令！”

刘恒废除诽谤、妖言令意味着解除了言论禁锢。这下子老百姓什么都敢说，什么都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妖言”“诽谤”的说法存在了，这些说法太伤老百姓那颗热忱的心了。刘恒广开言路，其实也表达了为人君的大度和自信。没有统治者不害怕老百姓随意对他胡说八道的，刘恒敢这么做，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对你们有信心哦”。

皇帝“抛媚眼”，士子能人们在民间立马就接了下来。朝廷里面一时间人才济济，意见信成天在朝廷的大堂里飞进飞出，快递公司一年中的旺季到来了。

第三，刘恒听取他人的有用意见。

单单广开言路是不够的。你光让大家伙儿“百家争鸣”，争鸣完了再把人家一网打尽，这完全是阴险的做法。刘恒则不同，他不仅“听”建议，还能够对好的建议“取”。此处就以刘恒接纳袁盎的几次进谏为例。

袁盎是楚地人，字丝，出身于强盗家庭，家世离奇。此人曾经做过吕禄的家臣，后来经过他哥哥袁哙的推荐做了郎中。

当年周勃做丞相的时候，每次上朝总是牛哄哄的样子，而刘恒则一直谦卑地对待他。每次周勃接受完刘恒觐见后转身离开，刘恒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目送秋波，心里憋火。

袁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替主子分忧是他们这些大臣从小被灌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心怀君上的袁盎要点拨点拨刘恒，就问他：“陛下觉得丞相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刘恒答道：“是国家的重臣。”

袁盎说：“陛下此言差矣。周勃不过是一个有拥戴之功的大臣，他哪里算得上是国之重臣。国之重臣要能够与君王共进退，然而在诸吕作乱之时，周勃手握重兵却无所作为；吕后死后讨灭诸吕是大势所趋，周勃不过是顺势而为，只能算得上是功臣。现在丞相居功自傲，已经隐隐有不把您放在眼里的意思，您瞧他那副丑样子，显然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您一味地谦让他，有失君臣之间的礼仪，您是君他是臣，他不能在您面前趾高气扬，这不合适。”

其实今人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袁盎这是嫉妒周勃，凭什么咱俩同样是刘恒的奴才，你能在主子面前比我有尊严呢！袁盎的进谏除了为刘恒着想外，说不定也有嫉妒心在作祟。

刘恒听完袁盎的意见，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打击功臣集团是迟早的事。袁盎的建议被刘恒所接受，从此刘恒便对周勃严肃起来了。周勃不高兴，私下里埋怨袁盎，对袁盎说：“你哥袁哙和我是铁哥们儿，你小子怎么这么不长眼，在皇帝面前挤对我啊！”袁盎没有理睬，二人从此结怨。

后来有一次，刘恒从霸陵上山，想从西边的陡坡策马下山，这时候就遭到了袁盎的阻拦。袁盎一把上前挽住了马车的缰绳，结果刘恒却讥讽他说：“怎么，将军你还怕了不成？”

袁盎回答道：“我听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明的君主是绝不会轻易冒险，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绝不会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一次冒险不会有事。如今陛下放纵驾车的六匹马从高山上奔驰而下，万一马受惊将车子弄坏，陛下就是自轻自贱，又怎么对得起高祖和高后呢？”

刘恒一听有理，小命要紧，刺激不刺激以后再考虑，于是立刻就停止了这件事。

《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话说窦皇后后来因病而双目失明，于是刘恒就转而宠幸自己的美姬慎夫人和尹姬。慎夫人一看自己得宠，尾巴就翘起来了，做事讲究排场，一门心思想要取代正宫皇后，因而常常在宫中宴会时和窦氏坐到同一张席子上。

然而等到窦猗房和尹夫人来到袁盎府上的时候，袁盎就故意将慎夫人的席位排到窦猗房的后面。慎夫人大怒，觉得委屈，平常被刘恒娇宠惯了，她才不肯就座呢。刘恒看见爱妾受欺负，心里暗骂袁盎不长眼，也怫然而去。袁盎一看刘恒怒了，预期效果达到，于是借着跑去给皇帝认错的机会顺便向刘恒进谏说：“我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陛下您早都立了皇后，慎夫人不过是偏室罢了，偏室和正房怎么能坐在一起呢！陛下您要是真心对慎夫人爱得不行，就多多地给她赏赐。而您现在这样，只会给慎夫人带来祸患。您难道忘了吕后当年把定陶戚姬做成‘人彘’的悲剧了吗！”刘恒这才幡然醒悟，转怒为喜，赏赐了袁盎五十金，并用袁盎的道理劝解了慎夫人。

此外，袁盎还就刘恒宠幸宦官赵谈的问题进谏过。赵谈自觉深得刘恒宠幸，总是排挤袁盎。袁盎的侄子袁种就给他叔叔支招说：“叔啊，你那么有才，找机会在朝廷上羞辱他一下，这样日后他再跟皇帝说您的坏话，皇帝就听不进去了。”

一次刘恒外出，赵谈坐在刘恒的车上陪同，袁盎就跪在车前对刘恒说：“按照国家的规矩，只有有识之士才能获得陪同天子乘车的资格。咱国家即使再没能人了，陛下您也犯不着让一个宦官陪您坐车啊。”

刘恒听后一笑，估摸着心里想的是这袁盎心眼也忒小了，总之最后还是让赵谈下了车。赵谈流着眼泪默默地走了，从此再也没能和刘恒约过会。

刘恒之所以多次容忍袁盎的冒犯，除了自身大度的胸怀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天下人展现出他积极纳谏的良好形象。任何史书上记载的事例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冰山一角，然而它们一定是帝王在某一方面做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事。特别是《资治通鉴》中选编的内容，非常具有代表性，都是帝王做出的最有影响力的举措，以此来表现帝王在某一方面的态度与想法。刘恒的这些举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都有记载，可见此乃影响力极大的“作秀”。

在这里“作秀”可不是贬义词。刘恒坚持“作秀”了一辈子，这种“作秀”很痛苦，一点也不能随心所欲，由着自己的喜怒。刘恒有理由拒绝这种“作秀”带来的不快乐，可是他默默隐忍了一辈子，纳谏纳了一辈子。

综上所述，刘恒鼓励生产、广开言路、积极纳谏，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清洗掉刘邦时期，政府在百姓心中遗留下来的坏形象。老百姓吃饱穿暖才会意识到政府的仁慈，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发表言论才能表现出政府的宽容。

刘恒的“汉朝梦”说到底，就是要消除人民的负担和恐慌，为政府树立新的形象，将政府的运转状态从“打天下”变成“守天下”，通过“守内虚外”来增强综合国力。

刘恒很清楚地认识到，一切外部问题的发生都与内部问题有关。同时，刘恒做事并不是否定一个再树立一个，而是选择在实行新事物的同时对危害不大的旧事物进行保留。他鼓励生产，却并不严厉打击工商业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瞻远瞩。一时阻碍发展的事物不一定会永远阻碍发展，刘恒深谙此理。

废除苛法施德政

文帝朝废除严刑苛法以及肉刑意义非凡。一方面为刘恒营造了亲民形象，切实减缓了百姓的压力和负担；另一方面，刘恒废除暴刑其实是对汉初“汉承秦制”局面的否定，彻底将秦朝律令对汉朝律令的影响剔除出去。新时代，新律令，新规则，新开始。

刘恒登基之后一直致力于摆脱刘邦时期对民间施行的一系列高压政策，以求社会安定。专制时代嘛，统治是第一位的，所以稳定压倒一切。除了前文讲过的，前元二年除了颁布了废除诽谤、妖言令之外，在元年的时候也有过废止苛法的政策。刘恒在当年的十二月给群臣下诏说：“法律是政府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基准，它应当被用来阻挡暴力事件的发生，同时引导人们积极向善。然而现在的法律却不是这样，一个人犯法后，还要连累他无罪的妻子、父母、儿女和兄弟姊妹，许多人还会被收为奴隶。这样的法律是不人道、不够人性化的，我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样的做法都该被废除。大家伙儿商量商量，看看我的主意如何？”

这时候大臣们就出来反驳道：“老百姓嘛，都极其不自觉不自律，他们根本就没有守法意识，管不好自己。这也是朝廷先前要用严格的法律来约束他们的原因。实施连坐制度以及收为奴隶的做法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在心理上恐惧，使得他们不敢轻易犯法。这种做法实施很久了，我们最好还是墨守成规吧。”

刘恒不依不饶，心里想着：“你们自己杀人杀快活了，黑锅都让我一个人背，想得倒美！”于是继续假模假式地按捺着心中的怒火，说道：“我听说只有法律公正了百姓才会变得忠厚，惩罚得当了百姓才会顺服。大家伙儿想想，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不就是用来引导百姓从善的吗！现在的政府不仅不能教化好百姓，甚至连用公正的法律约束、惩治百姓都做不到。毫无疑问，民间有问题，那都是政府内部出了害虫，肯定是有官吏带头为暴。这样一来，还如何用法律来禁止残暴的事物呢？我看不出来这种法律有什么好的，你们最好想清楚点。”

面对刘恒坚决的态度，官员们也无可奈何，谁叫人家是领导呢。于是便忍着失落的情绪，应和领导的发言，他们说道：“皇上对百姓们施加恩惠，实在是功德无量，我们这些人哪儿比得上皇上您啊！我们道德水平都不如您。得，我们谨奉皇帝您的诏书就是了，坚决废除一人有罪全家受牵连的法律。”

这便是文帝初年废除“收帑诸相坐律令”的经过了。刘恒废止“收帑诸相坐律令”意义非凡，因为这个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律令本身是从秦朝延续下来的，废止它实际上也是对“汉承秦制”的一种颠覆。

当然，古时候的政府也是说一套做一套，这种法令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废止。刘恒在他执政的第十七年处理新垣平的时候，就对他实行了“三族之诛”。清代学者王鸣盛也说：“车裂、腰斩、具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汉初沿袭行之，韩信、英布皆受此。文帝元年冬十二月，尽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景帝于晁错、武帝于郭解、主父偃、公孙贺、李陵、李广利、公孙敖、任安、田仁、刘屈氂，犹皆腰斩夷族，《文帝纪》云云，徒虚语耳。”但刘恒这一做法确实是得民心、顺民意，这就叫作秀作得有水准。再说了，扳指头数数，文景两朝被施加酷刑的也只有新垣平、晁错两例，此二人之死个中缘由极其复杂，杀得也不算太冤。剩下的罪行都是暴君汉武帝干的，文帝景帝还算清白。

上文引用的王鸣盛的话，有一句是“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这便又要说到刘恒执政时期，在废止苛法方面的第三件事情了。这件事和一个叫淳于缇萦的小女孩有关。

话说齐国主管国家粮库的官员（太仓令）名叫淳于意，今山东临淄人，人称太仓公或仓公。此人打小喜欢医术，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跟随同郡的阳庆学习医术，阳庆的爵位是公乘，因而史称“公乘阳庆”。阳庆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老人家没有儿子，念及毕生所学无人可传，就让淳于意抛弃过去学来的医术，把自己的秘方都传给了他，还给了他黄帝、扁鹊的脉书，教会他根据病人的脸色来治病的方法，让他学会判断病人能不能治活、能不能治愈，教他判定疑难杂症，并传授给他药论，十分精微。

淳于意学了三年，出师之后云游四方，时常给人看病。但总有些看起来就活不了几天的病人也来求医，淳于意不肯为他们治病，担心到时候人没治好，反而遭到病人家属的怨恨。淳于意也因此与许多人结怨。

文帝前元四年的五月，有好事之徒向朝廷检举淳于意不好好给人治病，依法应当乘坐驿车被押往长安。淳于意和他老师一样，没有儿子，倒是有五个女儿，他临走时愤懑不平，说道：“生孩子到底还是要生男孩，生女孩就是他妈的没用，有了急事一点也指望不上。”

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到父亲的话十分伤心，于是就跟着父亲一同前往长安。小缇萦上书刘恒说道：“我的父亲在齐国做太仓令，老百姓都称赞他公正廉明，但如今犯法应当受刑。我为此感到十分伤心，人一旦被杀就不能再复活，肢体一旦被斩断就不能再接上，那时他们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我请求被收入官府做奴隶，以此代替我的父亲受罚，使他能有机会改过自新。”

小缇萦的书信呈到刘恒那里，刘恒对她十分怜悯，心想，这孩子好啊，善良、单纯、孝顺……我不利用利用她推动我在民间为自己搞的“造星运动”，都对不起人家的小女孩一片痴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