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见您让隆虑侯转交的书信，让我找到您的兄弟并撤回攻打您的军队。我现在全都照办了。以前听说大王您老骚扰我们的边境，搞得长沙国和南郡鸡犬不宁，我就想啊，这对你的国家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死更多的士兵，让更多的将领残疾，弄出更多的寡妇孤儿和留守老人罢了，这就叫‘得一亡十’，我实在不忍心。”

“我打算把南越国周围的那些土地都赠送给您，可是有人给我说那都是高皇帝安排的，我也改不了。有人说你那块地方对我们汉朝而言并不大，不如全让你管算了。虽然大王您已经称帝了，但两帝并立，总需要有个使者联络联络感情，好歹您也提前知会我一下呀。所以我让陆贾跑来，您要是答应我们的条件，就别再来骚扰我们的边境了。我这里有五十件厚棉衣、三十件中等棉衣、二十件薄棉衣给您，希望您忘却忧患，好好享乐，顺带问好闽越国、西瓯国、骆越国。”

仔细分析刘恒的书信，首先是姿态放得很低，毕竟刘恒是在赌赵佗会投降，他要利用赵佗的投降树立威信、聚拢人心，所以必须放低姿态来增大议和成功的概率。

其次是不揽任何实际责任，消除赵佗和自己的芥蒂。不管什么措施和建议，只要是让赵佗不高兴的，那都是刘邦、吕后和群臣们干的。

三来如果赵佗有心议和，刘恒的姿态这么低，那他赵佗应该更低才是，那就更能满足刘恒追求名誉的想法了，让南越国在和汉朝的交往中处于绝对的弱势，这是刘恒心里的小九九。

赵佗本来就知道自己终究是不可能战胜汉朝的，他不过是“以战求和”，看到刘恒的书信之后赶紧借坡下驴，于是回信说道：

“南方蛮夷的首领赵佗问好汉皇帝。当年吕后欺负我们南越人，不卖给我们铁器，我怀疑这是长沙王说了我们南越人的坏话，加上后来又听说吕后把我一家子全杀了，还挖了我家祖坟，所以才断绝了和汉朝的来往，攻入了长沙国的边境。”

“至于称帝这件事，那是皇上您不了解情况，我们这里的闽越国、西瓯国、骆越国等原始野蛮国家的头领都称了王，我想管着他们，所以不能一个叫法。但由于臣没文化，也起不来别的名字，所以才称帝，不过也就是自己玩玩，哪敢跟皇帝您正式汇报呢！”

于是赵佗叩头认错，并且下诏说：“一槽容不得二马，两个英雄不能同时并存，说到底还是人家汉朝皇帝牛，以后我不再称帝，也不用皇帝的仪仗了。”

刘恒听完很高兴。经过这件事，刘恒的民众支持率暴涨，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在刘邦时代，诸侯、土酋经常反叛，而他们现在却都归降了。这一下，汉朝人的心理优越感逐步恢复了，对刘恒的信任也加强了，国家对未来更自信了。

招降南越国是刘恒在位期间，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

完善中央体系的建设

立皇后、立太子、封王子……刘恒与众大臣一同搭建着帝国政府的新秩序，窦猗房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景帝刘启也小小地露了一次脸。所有的安排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与安定，大臣们再经受不住第二次“诸吕之乱”，刘恒也乐见其成，高高兴兴当好皇帝。

文帝前元元年正月，有大臣建议刘恒立太子，说这是与宗庙继承有关的大事，刘恒拒绝道：“我德行不高，老天爷还没享受我的祭祀，老百姓也还没表示对我的满意。我现在既不能找一个贤能之人让位于他，又还要早早给自己选定接班人，这不是让德行更薄了吗？你们催着我立太子，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你叫我咋向老百姓交代呢？还是算了吧。”

大臣们不依不饶：“早早确立太子有利于国家稳定，这明明是爱宗族、爱国家的表现啊。”

刘恒回道：“那我的叔叔楚王刘交也不错啊，年龄大、学识高，谙熟于治国之道；我的堂兄吴王刘濞，惠仁好德，也不错啊；我的弟弟淮南王刘长能尽心辅佐我，难道你们不该考虑一下人家吗？还有各个诸侯王、宗室子弟和功臣，有本事、能安定社稷家国的人多了去了，你们推举他们中的一个出来，那也是天下和神灵的福气啊！”

“你们咋就非要死磕在我儿子这里呢？你们的做法是逼着我在老百姓面前树立一个偏私不贤的形象，好像我成天琢磨着给自己儿子谋利似的。这么做不是为天下着想，我不干。”

大臣们铁了心要说服刘恒，接下来引经据典，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连大臣们打算拥立谁都很明确，他们又一次劝道：“古代的殷商和成周立国时间长，后来没有王朝能比过他们，那就是因为人家立太子立得早。高皇帝平定天下、分封功臣，那些功臣们就是诸侯国的始祖，人家也有人家的太子，代代相传，这是天下大义，所以高皇帝就靠这个传太子的办法来安定四方。您现在想放弃本来就该成为继承人的人选，跑去立什么宗室和诸侯王，这不简直是胡闹吗？跟高皇帝的愿望不符，也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您儿子刘启年长且纯厚仁慈，这还有啥说的，您赶紧立他为太子得了。”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刘恒的谦让之语明显都是做样子，这是刘恒想要博得一个好名声。而事实上，在立太子的事情上，刘恒的心里还有着隐隐的担心。

按照宋儒吕祖谦的观点，刘恒说的都是真心话。一来毕竟刘恒登基不久，留着继承人的宝座可以平衡诸侯王和宗室子弟的心理；二来刘恒自己也不太自信，害怕将刘启立为太子会衍生出新的政治波澜，特别是刘启此时才刚刚十岁而已。

然而功臣集团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重蹈惠吕时期的内乱，因而一定要稳住刘恒和其子嗣的地位，来确保政局的稳固。所以哪怕刘启才十岁，功臣们也要把他扶上位，对于功臣而言，整个中央政体的完善实际上是对其自身利益的维护，只要皇帝家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了着落，才不会有人钻空子，才不会有祸乱。老头子们折腾不起了，虽没有功成身退，但他们也想安享晚年。

但是刘恒的话其实也没错，刘启显然不能服众，其才资也算不上多么出色。正如清人牛运震称赞的那样，“议建太子一段，写文帝谦让不遑处，温婉可思，蔼然如闻仁人之言。”（《空山堂史记评注》）刘恒考虑的是皇室家族的利益，而功臣集团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所以刘恒执政早期，在中央面临的问题就是功臣集团的利益与他自身的利益不画等号，所以刘恒才尽可能地将功臣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捆绑起来。然而功臣集团这帮人老奸巨猾，都是利己主义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和刘恒完全地站到一条战线上。

其实刘恒到最后也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他索性将功臣集团的人物——除了不得不留在中央的几位大臣——都遣返回封地，就连周勃后来也被遣返。这样一来，功臣集团就都转变成了诸侯，功臣集团和刘恒之间利益的矛盾就变成了诸侯王国与中央之间利益的矛盾了。刘恒把这种矛盾放大，然后撇清了自己的负担。而且功臣集团和老的诸侯王集团之间也是有矛盾的，有诸侯王们盯着功臣元老，刘恒一下子省心许多。

最终刘恒答应了群臣的请求，立了长子刘启为太子，并下令给全天下所有做儿子的人每人都升一级爵位。刘恒要帮助刘启树立威信，让老百姓都清楚他们的富贵拜刘启所赐，所谓百姓以太子贵是也。

文帝前元元年三月，大臣们又撺掇着要立皇后了。选儿媳妇这种事情在帝王家中当然要婆婆做主，薄太后此时就站出来说话了：“诸侯王都是同姓，同母所生，就不能从诸侯那里选皇后了。依我看，干脆就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吧。”

刘启的母亲窦姬，名叫猗房。窦猗房小的时候是个秃子，家里人都不愿提起这件事。在一个农历七月七日的晚上，大家伙儿都去看织女星，光把窦猗房留在家里，结果当晚有光照入窦猗房的房间，这是祥瑞之兆。

吕后执政的时候，窦猗房以一个家人子的身份入侍吕后。后来吕后打发自己身边看着漂亮的宫女给王子们，每人五个，窦猗房也名列其中。窦猗房老家在清河郡，离邯郸特别近，所以她叮嘱主管此事的宦官要把她分往赵国。也不知道那个宦官是无意忘了还是嫌人家没贿赂他，就把她分到了代地。邯郸和平遥离得老远，搞得窦猗房老大不高兴。

祸兮福之所倚，到了代国，窦猗房反倒是特别受刘恒的宠爱，先是给刘恒生了一个女儿叫刘嫖，就是后来的长公主，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刘启，弟弟叫刘武。母以子贵，窦猗房的地位也日益提升。刘恒原本的王后在刘恒登基之前就死了，嫡出的前四个儿子在刘恒即位之初也相继死去，而窦猗房的两个儿子分别是老五、老六，所以窦氏母仪天下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窦猗房的父亲在秦末的时候隐居，一次钓鱼时坠入水中淹死了，死得早，埋在观津城南。薄太后让主管官员追认窦猗房的父亲为安成侯，母亲为安成夫人，为他们修建陵园并划出二百户作为陵园的食邑，要求当地的县长和县丞做好陵园的保护工作。这些事情之所以全都由薄太后出面打点，我猜想着大约是刘恒为了表现自己的不偏私。

太后、皇后、太子都有了，接下来就该处理“闲杂人等”——那些注定和中央权力毫无瓜葛的皇子们。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的三月，大臣们又要求封皇子为诸侯王，因为刘启已经是太子了，别的皇子还在中央的话对刘启的地位不利。功臣集团要确保中央在体系建设上的安稳，所以要确保不会在立皇后、立太子这些问题上引发动乱。

最终的结果是将窦猗房宠爱的小儿子刘武封为代王，这就是日后在景帝朝争夺皇嗣地位的梁孝王。另外，皇子刘参被封为太原王，皇子刘揖为梁王。

刘恒此举意味深长，如果我们翻看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代国、太原国、梁国三个国家连在一起，基本上在东边将整个长安地区包围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成为了中央政府防卫东方诸侯国入侵的屏障，任何从东边和北边来的进攻都必须先经过这三个国家。日后景帝朝爆发吴楚七国之乱时，正是梁国的抵抗给中央政府提供了调兵平叛的时间。

刘恒此举深谋远虑。

从此汉之王国由八国变为十二国。表面上看起来明明是诸侯王的数量增长了，好像是中央吃亏，而实质上却是诸侯王的势力被分散并削弱了。因为刘恒很狡猾，他虽然增加了诸侯王的数量，可是关东诸侯国土地的总和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王夫之所谓的“阳予阴夺之术”（《读通鉴论》卷二），贾谊日后给刘恒提的处理王国问题的建议也包括这条，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是也。往后直到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6年），刘恒都没再调整过关东王国。

刘恒立皇后、立太子、封皇子，这三件事看起来似乎都是刘恒在处理家事，然而实质上，通过皇后、太子和诸侯王的确立，整个中央朝廷的体系构建都得到了巩固和完善。同时，刘恒借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的是，功臣集团也在极大地确保中央政权的稳固，以此来维护他们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所以在整个立皇后、立太子、封皇子的过程中，刘恒总是显得半推半就，而大臣们却显得积极无比。

刘恒在即位之初分配利益、培养自身势力、拉拢老臣、安稳南越国、巩固中央政府的体系等一系列做法，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将整个汉帝国从惠吕时期的混乱中拉出来，以平复各方势力，使整个帝国的运转趋于稳定。这一方面是顺应民心，另一方面则是为刘恒的新政铺设道路。刘恒构建了整个帝国上上下下对他自己、朝廷以及新政的信心，刘恒通过奖赏和平复的办法重新构建了帝国的信心，文景时代的全新风貌也将由此展现开来。

刘恒要实施新政，那就必须有一个能为他设计新政方案的智囊。前文讲过刘恒广纳贤才，其中就有一位能够帮助刘恒实施新政的人物，汉初著名的大才子——贾谊。此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终究难逃悲剧的命运，才情与政治终究不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