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穷，所以铸钱

汉初社会的贫困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制的混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这种状况，文帝朝果断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四铢钱，同时允许民间铸钱，努力扭转了自刘邦时期以来，社会上币制混乱的状况。

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刘恒做了一件惊人之举。他废除了“盗铸钱”的罪行，允许老百姓随意铸币，并下令全国改铸四铢钱。

事情的源头还要从刘邦时期说起。汉朝刚刚建国那会儿，民间百姓的日子实在是穷苦万分，天子生活都十分拮据，稍穷一些的百姓家里更是早就揭不开锅了。这种状况反映到货币上就是，由于铜的产量太少，中央政府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

按照史学家陈直的说法，西汉产铜最丰富的地方在丹阳。可是在刘邦和刘盈执政时期，那地方一直被吴王刘濞控制着。之前讲过，汉初的中央政府是将关东诸侯国当作敌国看待的，所以中央政府自己没铜只能自认倒霉，刘濞没有平白无故支援中央政府的义务，皇帝也不好意思去腆着脸求人家给他点铜。

中央政府既要节约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铜产，又要铸钱，又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自己也揭不开锅了。思来想去，刘邦和他的智囊团决定将天下的铜币集中起来，然后重新铸钱。他们想了一个好借口来骗百姓交出手里的铜钱——秦朝的钱太重了。

是呀，秦王朝富有四海，国力强盛，所以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铸造铜钱时用的铜就比较多，因而质量和体积都比较大——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

汉朝政府装出一副假惺惺体恤老百姓的样子，打着“秦朝的钱太重不方便大伙用”的旗号，骗走了老百姓手头那些分量很足的铜钱。汉朝政府这种做法很搞笑，明明是他们无能又好面子，却非要栽赃秦朝。

其实早在秦朝，在铸钱上面偷工减料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到了秦末，通货膨胀很严重，于是就有富商私自铸造“半两”钱。这种钱又轻又薄，直径不过两厘米，重三铢，奸商们拿这些钱来骗老百姓，借之牟取私利。

然而西汉初年铸造的钱币却比秦末的“半两”钱还不实在，重量仅及半两的四分之一。这种钱币轻薄大小如同榆荚一般，所以就有人将其命名为“荚钱”。考古发现证明了“荚钱”的存在，而且它确实又小又薄。山东临沂银雀山曾经出土过这种“荚钱”，山东章丘还发现过铸‘荚钱’的石范，考古学家从中明确了荚钱的规格大小，那种钱币用“粗制滥造”来形容都算是抬举了。

自欺欺人，汉朝政府不得不出此下策。

但铸造“荚钱”的主意显然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长此以往，钱币的质量会急剧下降，新的问题就应运而生。可惜政府管不了这么多，那时候他们只认一个字——“穷”。这也算是刘邦时期的“大跃进”吧，全国人民都把自家铜币拿出来熔掉，再从炉子里捧出更多个又小又轻的铜钱。

与这项政策配套的措施还有两条：

第一，允许民间铸造轻便的钱币，也就是废除了“盗铸钱”这一条罪名；

第二，将原先秦朝实行的一锭黄金为一镒，改为一锭黄金为一斤。

果然，货币市场的混乱最终造成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奸商们趁着市场上物资匮乏而囤聚财物，然后高价兜售，最终导致物价上涨，一石粮食要一万钱，一匹马要一百金。汉代一金约折合万钱，一百金也就是一百万钱。

这一切都是民间随意铸钱惹的祸，当政府开始对民间私自铸钱的行为解禁，并要求将钱铸小铸薄的时候，奸商们就敏锐地嗅到财政空虚的状况。而且，民间私自铸钱这一行为的解禁，导致市面流通的钱币变多了，货币贬值，这正是商人们趁机哄抬物价以赚取钱财的好时机。

整个刘邦时代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就是抑制商业。刘邦和历史上诸多靠农民起义发家的领袖在建国后的想法一样：国家穷，商人坏，团结人民大包干。

整个汉初社会在刘邦时期走上了以重税和无理规定打击商人的道路。

然而惠吕时期就有所不同了。国家经历了刘邦时期的大生产，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于是政府对商人的管控放松了许多。尽管依旧不允许商人的子孙们进入仕途，但却废止了对商人的苛捐杂税。

可是在货币政策上，国家奉行的仍是刘邦的老一套。然而这恰恰是刘恒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些全都是扰乱市场经济的不良因素。

刘恒刚刚执政的时候，民间制造荚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使得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整个货币铸造业变得极不规范。私铸者处处牟取私利，新铸造的钱币中被掺入了大量的铁和铅，整个货币市场完全被扰乱了。

面对这种情况，刘恒在前元五年的四月下令，要求所有铸钱者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是“半两”。这种四铢钱的钱范1952年在甘肃陇西县的汉墓中被发现过。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只是一两的六分之一，根本没到半两重，只是秦朝半两的三分之一，但确实是比过去的荚钱重了不少。

四铢钱依旧是允许百姓自己仿铸的，由此一来，心怀叵测的诸侯王和投机分子也就打起了这行的主意。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吴王刘濞和上大夫邓通——一个是日后掀起吴楚七国之乱的诸侯王，把持着丹阳铜矿；一个是刘恒面前的宠臣，把持着蜀郡的铜矿。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特别强调这二人，意在说明刘恒允许百姓铸造四铢钱的失策。

毋庸置疑，刘濞和邓通确实因此聚敛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按照史书的记载，允许民间铸钱一事发展到最后，天下的铜钱几乎全都是刘濞和邓通这两家铸造的。可以说他们二人垄断了钱币铸造这个行业，铜矿和精良的铸币技术都被此二人垄断。然而反观刘恒改造四铢钱的措施，真的一无是处吗？

不见得。

首先，用铸造荚钱的铜铸造四铢钱肯定是正确的。钱币的质量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以借此控制货币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货币的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的作用。

其次，民间私自铸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文景年间的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可国家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毕竟刘邦、惠吕留下的烂摊子真是一堆一堆的，中央政府恐怕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来铸钱，依旧需要依靠民间财力的支持。直到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刘彻下令改铸三铢钱的时候才重新禁止民间铸钱。

既然必须要依靠民间财力铸钱，那么整个产业被刘濞和邓通两个人把控，远比让民间广泛地铸钱要好。尽管这样会使刘濞和邓通两人暴富，但无法否认的是，此二人对铜矿和钱币铸造的把持，使得市面流通货币的质量得到确保，至少质量达到了同一水平，这就不会进一步造成货币市场的混乱。

如此说来，刘恒改铸四铢钱是尽力做了一件好事，至少笔者是这样认为的。可惜，有一个人不买刘恒的账，发表了长篇大论来抨击刘恒的货币政策，此人就是贾谊。

贾谊的忧虑

面对刘恒在货币方面的改革，贾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只要开放民间铸币，掺假就不可避免，且维护货币秩序的相关法律并不完善，铜矿也没能够牢牢掌控在中央手中。在贾谊看来，刘恒的货币改革就是一场灾难，会动摇帝国的统治。

贾谊此时虽然正满腔抑郁地待在长沙国，但他那颗满怀政治热情的心却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刘恒。针对刘恒提出的改铸四铢钱、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货币政策，贾谊给刘恒上了一道奏折，讲了以下四点内容。

第一，贾谊认为，这种货币政策归根结底是在引诱老百姓犯罪。

贾谊谈到，一旦政府放开对民间私自铸钱的管控，铸钱就会变成许多人牟取利益的手段。即使是目前的法律规定铸钱的时候禁止掺假，违者要处以黥刑，仍会有多数人知法犯法，从而节约成本来牟利。

秦汉的钱币和我们现代的纸币不同，它的面值是和铸造过程中花去的铜的价值相等的。也就是说钱币铸造本身是不盈不亏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由于铸造钱币的同时还要消耗其他的人力、物力，这就往往使得铸钱成了亏本生意。

当整个社会广泛地兴起铸钱业的时候，就说明铸钱业内部有办法可以盈利，而要盈利，唯一的途径就是向钱币中多掺假，而且只需要掺入很少的铅和铁就能获得很高的利润。贪财之人往往都是亡命之徒，为了获得丰厚的利益，他们宁可冒着被黥面毁容的风险也要去尝试，政府就是惩治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

贾谊还强调，由于老百姓违规铸币都是偷偷摸摸的，这就会使得涉案人员数量大到难以排查。过去一个县可能会有数百人因此而被判刑，因为这些事而受到政府审讯和监控的就更多了。

明明知道禁不住百姓犯法，却非要设立法令，这难道不是在诱使百姓犯罪吗？纯粹是自找没趣。

第二，关于钱币的法律太不完善，这就会导致币制失去标准。

贾谊认为民间不同地区用的铜钱轻重不同，而市场又是自由流通的，这最终会造成市场币制的混乱，弄不清轻钱币和重钱币怎么相互兑换。

而且政府要统一币制本身存在着难度。强硬手段必然遭受强大阻力，经济改革不同于政治改革，它需要一个合理、可操作的法律来维护，这个法律的制定和施行需要政府。将铸币权下放到民间，就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经济改革的管控权，会扰乱市场秩序，扰乱币制。

第三，贾谊认为，政府必须要控制铜的流通。

贾谊提出，解禁民间铸钱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影响。许多从事农耕的人会因此转业去从事非法铸币，试图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因而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而粮食产量反而在减少。

好人会经受不住非法铸币带来的巨额利润诱惑而犯法，老实巴交的人也会因被别人搅和进来而受到刑罚。国家虽然不能广泛地对百姓施以刑罚，但面对这些问题，政府总归是要拿出方案来解决的。

贾谊不支持再次禁止民间铸钱，因为这样会导致钱币的数量变少，单个钱币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一来，会有更多的人甘愿冒着犯法受刑的风险，试图从事非法铸币。即使政府将“私铸钱币判处死刑”列入法律条文中，可能都无济于事。

既然私铸钱币防不胜防，国家就应该转而从铸币自身想办法。要铸币，先要有铜。政府之所以不能垄断铸币业、不能够提高钱币中铜的纯度，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铜矿，铜都在民间和诸侯王手里呢！只有掌控了铜的流通才能真正控制铸币业。

第四，贾谊认为，如果按照他提出的方法解决货币问题，会有以下七点好处：

1政府把铜统一从全国收管起来进行支配，民间也就不会乱铸钱，扰乱货币市场，同时政府也可以减少对老百姓施以黥刑的次数，从而推行德政；

2假钱少了，老百姓也省去许多担忧；

3那些参与铸币的人会重新回归农业生产；

4铜被政府管控，那么政府就可以多积累铜来驾驭轻重，钱币轻的时候大量收购，钱币重的时候就大量散发，这样就可以使钱和物达到平衡；

5可以通过对大臣赏赐的铜制品的数量、质量来区分贵贱，还可以用铜来打造兵器；

6掌握钱币之后可以调控市场、调剂缺余，抑制自由经济和商业；

7控制多余的财物，可以争取到更多在匈奴和汉朝之间犹豫不定的百姓。

此外，原来担任灌婴骑从的贾山也上书刘恒。他认为，让百姓获得铸币权就等于让百姓瓜分了帝王的权力，拥有钱财是身份显赫的标志，而只有皇帝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贵贱。

既然钱财能够使人显赫，那就必须让它把握在君王一人手中，而不能让百姓和君王共掌权柄。要是老百姓都可以完全凭借自己发家致富，混进上流社会，那天子的权威就会被削弱。

贾谊和贾山的话确实是按照专制王道那一套讲的，显而易见，这和刘恒的治国思想不太相符。

贾谊一再鼓动刘恒要严厉地抑制商业发展，加大政府对民间商业的干预，这是刘恒不能接受的。一来，商业繁荣才能快速为国家积攒财力；二来，讲贵贱、重农业是儒家的那一套，刘恒信奉黄老之学，尽管黄老之学没有单独提到过对于商业的态度，但是道家既然要顺应“民之自然”，而商业发展又是民间发展的必然，所以自然不能排斥商业。

纵观中国的历史，抑制商业发展一直都是导致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资本的加速流动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最佳手段，尽管传统社会的性质是以王道立基，导致政府不能公开地、大规模地鼓励商业的发展，但社会没有活跃的商业就不会有进步。

刘恒不比贾谊，后者是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里的书呆子，考虑问题都是单线的；而前者作为汉帝国政治的操舵手，不能够单单以某种理论来处理社会所有的问题。

贾谊、贾山的话本质上就是鼓吹独裁。当然，儒家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独裁本身就是儒家的重要理论，这一点我们不能批评贾谊、贾山。但毫无疑问的是，道家的黄老之学远没有儒家那么热衷于独裁。刘恒是开明之君，要用黄老之术治理国家，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二贾”的这些主意的。

实质上，刘恒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还是有效果的。允许民间铸币其实是一种政策赌博，想要让益处大于弊端，就要懂得见好就收，不能让民间铸钱的势头扩大。

这样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难以精准完成。

果然，刘恒“放线”太长，终于勾住两条“大鱼”，可惜“鱼线”怎么收都收不回来了，他们的分量都太重——这两条大鱼一条叫邓通，另一条叫刘濞。

世上从没有永久的赐福

没人能想到幸运之神会阴差阳错地降临到“黄头郎”邓通的身上，邓通的发迹是突然的，这也就预示着，他日后也将突然地失势。果然，坐拥蜀地铜矿、富可敌国的邓通因为得罪了太子刘启，而最终在景帝朝被活活饿死。他的人生悲剧告诉我们：世上从没有永久的赐福。

关于邓通，不论是在《史记》还是《汉书》中，其人都被列入“佞幸”中。说到底他并非一个坏人，他的悲剧是刘恒的性格弱点造就的。

邓通的划船技术高超，并因此在刘恒的宫廷中担任了黄头郎。黄头郎就是宫廷中的船夫，因为古人按照五行学说认为土能克水，土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宫廷船夫的头上都围着黄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