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一听，大怒，也顾不上去想想这种话刘友根本不会当着吕氏的面说，当即就把刘友召到了长安，关在赵国驻长安办事处，活活饿死了他。饥饿激发创作灵感，刘友在饥饿中赋诗一首：“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史记·吕太后本纪》）悲愤交加的刘友死后谥号为“幽”，《谥法》云“壅遏不通曰‘幽’”，刘友被活活关死，这和“壅遏”二字很搭。

刘友死后，梁王刘恢被吕后改封为赵王，此人简直就是刘友的翻版。大约是吕家待字闺中的女性比较多，吕雉给刘恢身边也安插了一位吕家的女性。但很显然，这位吕家的女孩依旧不好看，刘恢有自己喜欢的如夫人，这位吕氏比刘友那位狠多了，直接给了刘恢爱姬一杯毒酒，那位宠姬估摸着很单纯，想也没想就把毒酒喝了，结果被毒死。

愤怒的刘恢知道这件事情后悲痛难抑，想到心爱之人已经命丧九泉，觉得自己也不能苟活，因而自杀殉情。

吕后一听这事，又愤怒又恶心，愤怒是因为自家面子被伤害；恶心则因为吕后是不相信爱情的人，她自己就缺乏爱情，因而她也见不得别人的爱情。

吕后一怒之下废了赵国，直到刘恒登基之后，刘友的儿子刘遂才被重新立为赵王。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这已经是刘遂做赵王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赵王因为赵国被中央朝廷削去了常山郡，因而勾结匈奴，打算起兵造反。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正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匈奴联合刘遂要造反。刘遂的相国建德和内史王悍劝阻刘遂，刘遂不但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还烧死了这两个人。他在赵国的西部边境聚集军队，打算等着吴楚军队一打过来，就联合他们西入秦关，同时再次去联合匈奴，把两方的盟约靠牢。

景帝派曲周侯郦寄，就是郦商的儿子，当年在诸吕之乱中被逼跑去劝吕禄放弃兵权的那位，让他去打赵国。刘遂退守赵国的都城邯郸，和中央军对战了很长时间，具体多久，已经考证不来了。因为吴楚七国之乱在景帝三年正月爆发，当年三月被平定，然而《汉书·高武王传》《史记·楚元王世家》却说刘遂和中央军对峙七个月，这根本不可能。《汉书·郦商传》《汉书·刘濞传》说赵、汉两军对峙了十个月，这就更滑稽了。

总之是后来由于吴楚军被阻于梁国，不能西进。匈奴一听这消息，也就立马宣布不配合刘遂起兵了，刘遂没有吴楚军支持，完全是独木难支。后来，汉将栾布平定了七国叛军，在赵国和郦寄会师，两人联手掘开了大河，水淹邯郸。刘遂自杀，赵国政府投降，赵幽王刘友绝后。

林幹先生在《匈奴历史年表》整编景帝朝汉匈关系史事，共十条，内容都很单调，现摘录如下：

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夏四月，匈奴入代（此时的代王是刘参之子刘登）。汉遣御史大夫翟青（即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秋，汉与匈奴和亲。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春正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赵王刘遂联匈奴兵。匈奴闻吴楚败，不肯入边。

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夏，汉遣公主嫁单于，通关市场，给遗匈奴，如故约。

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春二月，匈奴入侵燕，汉遂不和亲。以匈奴侵边，汉遣中尉魏不害将车骑、材官士出屯代郡之高柳（今山西阳高西南）。汉以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畏郅都，直至郅都死，不敢近雁门。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春，匈奴贵族七人率众附汉，汉皆封之为列侯。

汉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春三月，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四月，汉封燕王卢绾子卢它之，议匈奴东胡王附汉，汉封之为亚谷侯。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夏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春正月，郅将军击匈奴。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战死。汉发车骑、材官屯雁门。

其实除了赵王刘遂谋反案，景帝朝汉匈之间唯一值得关注的还是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王子今、焦南峰二先生在其《汉景帝评传》一书中评论景帝朝的汉匈关系史时说道：“在汉景帝时代，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战争的频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而关于和亲的记载则十分引人注目。”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景帝同匈奴和亲，开放边境贸易，给予匈奴大量财物，又让公主下嫁单于，和过去的和约一样。整个景帝时代，边境上只有少数的匈奴人在小规模地骚扰边境，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入侵。

仔细体会上面的材料，我们会发现，整个景帝时代对匈奴是一种极度弱势的姿态，而匈奴方面作为很少，这极其反常。

军臣单于一共在位三十五年，不仅没有对汉朝发动大的军事活动，而且还出现了七个匈奴贵族投降汉朝的事情。这七个人到了汉朝后都被封侯，他们分别是：安陵侯于军、桓侯赐、逎侯陆强、容城携侯徐卢、易侯仆、范阳靖侯范代、翕侯邯郸。匈奴贵族能一口气往汉朝跑七个人，那看来匈奴内部政局一定出现了什么问题。

史学家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说道：“匈奴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其严重性如何？今天无从考察，但至少可说明匈奴内部上层贵族中有一部分人对军臣单于不满。匈奴贵族之间，以至他们与单于之间互相猜忌，互相倾轧和征伐，导致一部分贵族离开匈奴南下降汉。”匈奴的内乱使得汉朝得以休养生息，为武帝时期的远征积攒力量。

汉景帝规规矩矩地向发生内乱的匈奴“低头”，这就是在换取积攒国力的时间。汉朝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贸然出击匈奴，或许时机很正确，匈奴人可能会因为内乱而作战能力下降，但汉军自身实力太差，所以如果有这样一场战争存在，汉军依然不会有好结果，最好也是个惨胜。

对汉朝而言，只有蛰伏，才能有飞跃。

之所以说景帝时期的汉匈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就是因为汉匈双方的接触大幅度地减少，两伙人各自处理内政，从前的“亲密关系”不在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匈奴方面的衰落，汉朝这边自身实力的增强也是重要因素。

梁漱溟当年抨击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胡适反驳他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叩关门，为何日本借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这个故事所阐发的观点是没错的。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开明的政治环境、民主的政治体制、自由的言论环境，政府让百姓生活富庶安康，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才有可能在外敌面前有所作为。埋怨他国的强大和自己国家被欺凌的惨状，只能更加说明这个国家的懦弱无能。

文景时代尽管并没能完全做到上述的这些方面，它依然实行着不够民主的专制制度，依然对老百姓有剥削，依然将国家利益放置于百姓利益之上，但毫无疑问，其统治者的开明程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远超秦朝和汉初，因而才能让社会积攒反抗匈奴的力量。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到了文景之治后期，汉朝政府逐渐有能力在匈奴人面前“站起来”了。文景时期的发展为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反攻作好了铺垫。

制度民主在专制制度下的极致表现是统治者善于纳谏，言论自由在专制制度下的极致表现是统治者鼓励上书、允许思想讨论。文景两朝的统治者积极纳谏，刘恒废除诽谤妖言令，开放思想，这些看似只是在政治文化事业上的作为实质上深深影响着整个帝国，让整个帝国的运转更加高效。

打铁要靠自身硬，只有先在文景时代“忍”着，才能在武帝时期“硬”起来。整顿内政永远应该被排在抗击外敌之前，尤其是敌我力量悬殊的时候。同时，内政的完善才是抗击外敌的坚实基础，文景时代对匈奴的做法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