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原本还挺喜欢汉朝人的丝绸和食物的，当然，这种喜欢绝不是一种依赖，只是一种好奇的心理罢了。然而中行说却认为，匈奴人喜爱汉人衣食是完全错误的，他对稽粥讲：“匈奴的总人口比不上汉朝一个郡的人口数量，可是匈奴却要比汉朝强大许多，这主要就是因为匈奴人的衣食习惯和汉朝人不相同。单于现在总是喜欢汉人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匈奴人不能对汉人产品产生依赖心理，不然汉人只需要拿出他们的物品中很少的部分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匈奴的人都收买走了。这是汉朝人对匈奴人用心险恶的软化、同化政策。”

或许今天的读者听见这番话会觉得中行说是一派胡言，会拍案而起，怒斥道：“卖国贼中行说，我们汉人何尝有这样恶毒的想法，我们汉人的东西又何尝不好，汉人又何尝弱于匈奴以至于要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然而事实上，中行说讲得丝毫不错。在人类没有步入全球化发展的时代里，一个民族的独立性是决定其兴亡的重要因素。同时，民族的独立性要建立在顺应其地区自然特征的基础之上。

中行说的说法无疑最有利于匈奴发展。

而且中行说认为，汉朝向匈奴大量地输送汉人物品是一场阴谋，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贾谊确实向刘恒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且也得到了刘恒的采纳，这个在后文会细说，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稽粥十分认可中行说的说法，为了让匈奴人都能认识到汉朝的东西其实不如匈奴的东西好，每次汉朝那边有衣物送到匈奴来，稽粥就故意带人穿着丝织品在荆棘丛林中奔跑，让树枝把丝质的衣服全部划烂，以此来证明汉朝的丝质衣服质量不如匈奴的毡毯皮衣。稽粥还让人把汉朝运来的汉族食品全部倒掉，以此来表明那些东西和匈奴大奶酪相比差远了。除此以外，中行说还帮着单于记事记账、进行人口普查、调查民间资本以及畜牧业发展状况。

上文的讲述是本着一种客观、中性的态度来进行的。然而如果我们翻阅《史记·匈奴列传》，你会觉得匈奴人很滑稽，他们的一系列做法都显得很矫情，稽粥也显得很不成熟，虽然和笔者讲的是同样的事情，给人的印象却截然不同。这其实和史迁本人的历史观有关。

司马迁在对匈奴史的记述上带有的主观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其实不仅是匈奴民族，司马迁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带有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到《史记》中，即是日本史学家泽田勳在其《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一书中提到的所谓“相对于其他（民族）集团的‘我方意识’”。

另外，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讲什么“中华正朔”“大汉民族主义”，认为“华夷有别”，这些传统观念在我们研究民族史学的时候是一定要排斥的。笔者一定要在正文的叙事中强调这些，就是因为今天社会中的多数人受到“华夷之辨”的影响而不能正视民族史学。事实上，这些强调少数民族文明在整体上完全落后于汉文明的思想带有着强烈的民族分裂意识和独裁意识，在今天完全不可取。如果不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各位读者也就不能客观对待中行说接下来这番在和汉朝使臣辩论中说出的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犀利言论了。

汉朝使臣来到匈奴，批评匈奴人不善待老人，中行说对此反驳道：“按照汉人的习俗，儿子参军之时父母是不是都要竭尽所能将最厚实的衣被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给儿子呢？”

汉朝使者回道：“是。”

中行说紧接着说：“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人人弓马娴熟，国家战事繁多，老弱之人不能够参加战斗，所以将肥美的食物奖励给身体健壮的人，让这些人来保卫弱势群体、保卫国家，这样一来老少的安全都得到保障，怎么能说我们对老人不好呢！”

汉朝使者又批评道：“匈奴父子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穹庐（毡帐）之下。父亲死了，儿子会娶后母；哥哥（弟弟）死了，弟弟（哥哥）会把嫂子（弟媳）娶了。匈奴人不戴帽子不系腰带，不划分森严的等级制度，君臣间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尊卑不明显。”

中行说反驳道：“按照匈奴人的习俗，大家伙儿都是吃肉喝奶穿皮毛衣服的，牲畜们吃草饮水，可以随时转移。所以匈奴健儿都弓马娴熟，遇到战事都能作战，没有战事的时候都能安居乐业、专心生产，人们活动的约束很少，遇到任何事情都很容易处理。君臣之间没有繁杂无用的礼节，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犹如一个整体，政令传达得很好。”

“父子兄弟死了，活着的家人就娶他们的妻子，这样家族的血统就能够得到保证，因而匈奴人的做法看起来有违伦理，实际上却保护了他们高贵的血统。”

“而中原汉人虽然不娶父亲和兄弟的妻子，但是他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会随着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而变得疏离，最终导致家人之间相互残杀，甚至改变姓氏，这都是你们汉人讲所谓专制伦理而造成的结果。”

“礼义等级发展到最后就会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放大到极点。传统礼仪就是用来使人们相互仇恨的；屋舍盖到极致，人力物力就都会枯竭。用从事农桑工作的办法来满足穿衣吃饭的需求，用建造城池的途径来起到防御外敌的目的，这就会导致老百姓在战争时期不会打仗，和平时期光顾着修城盖房。”

“你们这些爱住房子的汉人啊，还是赶紧闭嘴的好，夸夸其谈那套少来，还戴帽子系腰带呢，成天装模作样的有个啥用啊！”

中行说的话尽管在汉朝人耳中可能不好听，但确实句句在理。

一个身体残疾的宦者能对中原王朝的传统伦理和专制制度以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有这样超前的认识，尽管他还是没有近现代思想家的反思那么透彻，但也值得尊敬了。

中行说的这番话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几番调研的，我们如果抛弃中行说的政治立场，他似乎更像一位研究汉匈文化异同的学者，只是他的学术成绩被他的政治倾向掩盖了。

中行说是汉帝国的叛徒，可他更是历史上少有的，能清楚认识到汉匈两个民族文化性质差异的学者，他的观点具有拨乱反正的价值。

从此以后，汉朝使者算是在中行说面前抬不起头了，每次刘恒的使者想要狡辩，中行说都说：“你们少来这套，还是老老实实保质保量地把要给我们匈奴的布棉粮食准备好，这就行了。你们要是交的东西种类不齐全，质量有什么问题，那就等着秋天收获的时候我们匈奴铁骑去踏坏你们的庄稼地吧！”

除此以外，中行说还经常帮着老上单于试探汉朝的哪个地方可以进攻，哪个地方不能进攻，一心一意深入匈奴国内研究汉匈文化异同，同时尽心尽力地辅佐匈奴老上单于。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对汉朝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三年之后，大规模的匈奴兵入侵汉朝边境，汉匈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稽粥单于：从征伐到和亲

公元前169年，文帝年间匈奴对汉朝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爆发了，然而事实却是，匈奴的“大动作”很有可能只是在“以战求和”。刘恒与匈奴和亲议和，由于汉匈交战多年，这种“和亲”在维护和平上的效果已经微乎其微，但刘恒别无选择——和亲是唯一英明的策略。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作战最怕什么？

骑兵。

这个答案简直是脱口而出。

不论汉朝是富强还是贫弱，要和匈奴作战，有充足的骑兵都是前提，至于有没有良将那都是往后面才要考虑的事情了。

骑兵是和匈奴作战最基础的条件，然而这偏偏是汉朝最缺乏的。刘邦执政时期连马都是稀罕宝贝呢，就更别说找马装备骑兵了。汉帝国发展到刘恒执政时期，虽说家底没有刘邦时期那么可怜，但由于前面积攒的问题太多，整个国家还是缺乏和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实力。

对文帝政府而言，匈奴的侵略难以阻挡，和亲是唯一有效的策略。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十四万精锐铁骑南下进攻汉朝的朝那县（今宁夏彭阳）和处于当地的汉朝重要军事关隘——萧关。

西汉时关中地区四个方向有四个重要的关隘，东边是函谷关，西边是大散关，南边是武关，北边是萧关。萧关是护卫关中、防范匈奴的重要屏障。匈奴大军此次南下突破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俘获了大量的人口和牲畜，大军一直行到彭阳县（今甘肃镇原东南），并火烧了回中宫（西汉离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匈奴人的侦察兵甚至已经到达了雍县（今陕西凤翔城南）和甘泉宫。

《括地志》记载：“秦始皇作甘泉宫，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甘泉宫距离长安只有三百里，远远地都能望见长安。匈奴大军如此逼近汉帝国首都，这实在不能不令刘恒感到惊恐万分。而且匈奴军此次声势浩大，陈序经先生认为：“这恐怕是冒顿围高祖于白登以后最大的一次入侵，而且深入塞内。”（《匈奴史稿》）面对危机，刘恒不得不紧急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刘恒调派首都军区司令员（中尉，后改称为执金吾）周舍，还有原来跟着刘恒一同从代国到长安的郎中令张武，让他们二人征集千乘战车和十万骑兵，屯住在长安附近，防备匈奴的进攻。

此外，刘恒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远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让他们率领士兵抵抗匈奴。

刘恒对这次对匈作战十分重视，甚至原本有御驾亲征的打算。按照《史记·孝文本纪》的记载，刘恒在战争期间亲自跑到前线去慰劳将士，申明法令，奖赏官兵，还参与部队日常训练的活动，并打算亲自率兵讨伐匈奴。群臣都劝阻刘恒，可刘恒不听，最后还是薄太后下令留住了刘恒。

老上单于在汉朝境内大约逗留了一个月才班师离开，汉朝的军队并没能追击匈奴军队多远，随即也就班师回朝，匈奴没有受到打击，反倒是汉朝这边损失严重。此后匈奴又多次进攻汉朝边境，抢走了许多人口和牲畜，其中汉朝的云中郡和辽东郡受到的损失最大，代郡损失了一万多人。

但是文帝年间在汉匈交往的过程中，匈奴方面也并非毫无损伤。当年韩王信逃到匈奴的时候途经颓当城（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苏尼特右旗之南），在那里韩王信的老婆产下一子，被韩王信起名为颓当，韩王信的太子的老婆也产下一子，取名为婴。

后来汉匈两国交战，曾经担任过匈奴相国的韩颓当和侄子韩婴却趁机带着一家老小回国，韩颓当被刘恒封为弓高侯，韩婴被封为襄城侯。

韩颓当后来在景帝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立下战功，侯位得以被儿孙世袭，后来因为他孙子膝下无子，侯位才被取消。韩婴的孙子因为大不敬的罪过而被取消了侯位，他的庶孙韩嫣是汉武帝的男宠。

刘恒最终熬不住匈奴的连年侵扰，决定同匈奴修书议和，匈奴方面最终也答应和亲。

匈奴大军为什么会在多次进攻汉朝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选择与汉议和，而不是发动大规模战争灭亡汉朝呢？这主要是因为匈奴要“以战促和”。

匈奴地广人稀，如果再把汉朝的疆域吞并进来，那老上单于根本就管理不了，匈奴更需要的是牲畜和人口，因而想通过与汉朝议和，来让汉朝定期为其提供牛羊和奴隶。同时，匈奴时常违约，这种心理大约就像牧羊人一样，把羊养肥了再杀，反正匈奴只是要人要牲畜，汉朝这边一旦在边境地区积攒够一定数量的这些东西，它就过来捞一把。

事实证明，稽粥其实并没有完全吞并汉朝的野心。

老上单于十三年，也就是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刘恒给稽粥修书一封，内容大致如下：“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您派来的使者当户、且渠（当户、且渠都是匈奴官名）雕渠难和郎中韩辽送给我的两匹马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的好意。”

“先帝生前有规定，长城以北都是匈奴人的地盘，归单于您管理；而长城以南则是礼仪之邦，是汉朝人的疆土，归我们汉朝的皇帝管理，我们要让天下百姓耕织射猎来满足衣食的需求。所以两国臣主就应该各居其位，两国境内都不应发生暴动事件。”

“听说有些坏人为了通过邀功来满足一己之私，就背信弃义不顾百姓死活，离间两国关系，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单于您来信说打算让两国和亲，从此废止兵事，整顿内政，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定生活。我十分赞赏单于您的这些观点。”

“圣人每次产生新的观点，思想境界就提高一次，改掉过去不好的东西。让老人得以休息，年轻人得以健康成长，每个人都平安度过一生，我和单于您都是这么做的。顺应天意治理百姓，代代相传永远实行，让天下百姓没有不幸福的。”

“汉朝与匈奴相邻，国力又都差不多，匈奴在北边，气候寒冷，寒流来得早，所以我特地让我们汉朝的官员每年将一定量造酒用的谷物和金帛、丝絮以及其他必需品定期定量送给单于。”

“现在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幸福美满，我和单于是各自国家中百姓的父母。我想起过去咱们两家的冲突，都是各自的臣子处理得不好，这些东西不该影响咱们兄弟感情。”

“天地无私，从来不偏袒谁。我和单于尽释前嫌，一同谋求两国长久且和平的发展，让两国人民成为一家人。除了善良的百姓外，下到鱼鳖，上到飞鸟，凡是一切用脚走路，用嘴喘气的生灵无一不希望平安，无一不希望逃避危险。”

“天道就是不拒绝向善而来的人。往事如烟散去，我也不再追究跑到匈奴的汉人，单于也别再对逃到我们这边的匈奴人施以责罚。古代帝王盟誓从不食言，单于可以留心去看，只要天下大定、两家和亲，我们汉朝这边过去犯过的错误定然不会再犯。”

匈奴方面很快就和刘恒签订了合约，这更加印证了匈奴要“以战求和”的事实。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刘恒制诏御史，要将汉匈和亲、相互承诺不踏入对方国土的事情昭告天下，违令者将被斩首。在刘恒眼中，汉匈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灾难都将消除，天下将变得和睦起来。

刘恒在后元二年紧接着向国内下诏说：“原来是因为我的不明智导致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混乱，四荒之外百姓不得安宁，国内民众辛劳而不能安居，这些问题都是我自己德行浅薄造成的，不能算到别人头上，我也不好意思大肆宣扬。”

“前段时间匈奴弟兄们触犯了我汉帝国的边境，导致了我们许多吏民的伤亡，边疆的将士没能明白我的想法，最终导致了一些误会，加重了我的失德。天下如果总是兵祸不断，那国内外的百姓怎能安宁生活呢？我现在起早贪黑，成天为天下百姓操劳辛苦，这些事情搅得我心神不宁，没一天能忘记，我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目的就是为了让单于明白我的心意。”

“现在老上单于终于重新开启和谈之路，答应和亲，再次去考虑国家的安定和百姓的幸福，愿意和我一同尽释前嫌，让两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重新确立兄弟之谊，共同保护两国百姓。和亲大计已定，今年就将实行。”

刘恒对于汉匈和亲信心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