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我以弹三弦的才能被招为北京部队文工团的文艺兵，终于离开了我娘。临离开家的那天晚上，我娘领我去最热闹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个讲究的三弦琴套。黑绒的很厚实，但她还不放心，又挑了一块黑绒布，说万一要是琴套破了，拿这个好补。

路上，我娘让我看看她是不是老了。我细细看去，猛然间发现老人家添了不少白发，额角眼尾拉出一道道皱纹。我娘说：“你走了，老天减去我十年的寿啊。”我哭了，拉着娘的手说：“我不走了。”我娘紧紧地搂住我，说：“小子，你必须走，是男人就该出去闯荡，你爹就是这样。”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张难以忘怀的新闻照片，说是一位母亲把自己的肾给了儿子，脸上还露出欣慰的笑容。照片下面还有一句话，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担负不起医院的换肾费用，母亲自己果断地捐出了肾。为这幅新闻照片，我开始动心做摄影记者。后来，我圆了这个梦，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去外地深山区里采访，又听说了一件事。说是一位母亲，家里能穿出去的裤子不多，她把自己穿的裤子脱下来，给女儿穿上，让她去山外的城里照相，自己裹着被子在炕上等女儿回来。这时，我想起我娘把裤头脱下来给我穿，自己却赤裸着。我娘不计较自己的幸福，她的幸福就是看到我们的幸福。她不到60岁的时候，眼睛不好，患了严重的白内障。我当兵走了以后，她因思念我而常常哭泣，眼睛越发看不见东西了。她不让我知道她眼睛不好，就拒绝到北京探望我。我多少次写信，央求她去北京，诉说我想她的急迫心情。可我娘死活不来，她对哥哥们说：“我不能让老四的首长们知道，他娘是个瞎子。”我娘叫大哥给我写信，主要内容都是担心我吃不消当兵的苦，只字不提自己怎么样。后来，我入党了，写信告诉了我娘。娘流着眼泪，幸福得满脸灿烂。

1972年，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刚一敲门，我娘敏感地说：“开门吧，老四回来了！”看着我娘那蒙蒙眬眬的眼睛，自己的眼睛也模糊了。

“娘，你怎么不告诉我？”我疯了般地吼叫着。我娘笑着说：“你穷喊什么？我眼瞎了，耳朵可好使。”后来，我带我娘去医院做了手术，我娘睁开眼就到处找我，说：“老四呢？老四呢？”她看见我，抓住我的手，上下打量说：“你王八蛋穿上军装怎么长丑了？”弄得周围大夫护士面面相觑。

1974年的夏天，我娘终于答应到北京看我，听了这个消息后我兴奋得几天睡不好觉。我在北京站接到了我娘，我娘说饿了，等不及到部队吃了。在北京站前的一个馆子，我娘从包里拿出来几个煮熟的鸡蛋剥开，白晶晶的如碧玉，我娘把鸡蛋塞进我的嘴里。我没看到娘吃什么，总是我在狼吞虎咽。后来，我知道不是我娘饿了，是我娘知道我嘴馋，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想让我解馋。结账的时候，也是我娘掏的钱。晚上，我们娘儿俩睡在招待所，我发现娘额头的皱纹拉平了，白头发少了，黑头发多了。晚上，我给娘弹三弦，边弹边唱，唱部队当时最走红的歌曲《革命熔炉火最红》。我娘摸着那个黑绒面的琴套，闭眼听着。我娘如实说：“老四呀，你弹得比你爹强，可不如瞎老广。”我好奇地问：“瞎老广是什么样子？”我娘拿出一张发了黄的照片，上面端坐着一个人，一副仙风道骨的派头。后面站着两个人，我娘说：“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你爹的师弟李老万。”我看着那张照片，觉得瞎老广那双眼睛总在盯着我，冲我眨动着一种神秘的目光。

有个弹琵琶的女兵总来看我娘，见面就甜腻腻地喊阿姨。那女兵走后，我娘对我说：“得，这闺女看上你了。”我老实说：“我挺喜欢她的。”那时我弹三弦，她弹琵琶，我们总有一种如遇知音的感觉。我很欣赏那女兵的小手，纤细而滑润。我娘一个劲儿地摇头，语气很肯定地说：“不中不中。这闺女命不好，谁跟她谁遭大祸。”

几年以后，那个弹琵琶的女兵和一个跳舞蹈的男兵结婚了。结果，那男兵被女兵折磨得自杀未遂，落了个双目失明。我曾把这个消息告诉过我娘，她淡然一笑，得意地说：“听你娘的没错吧，我一瞧她脸上就挂着一股子丧气。”

我娘不是算命先生却信命，更不是跪拜在佛像面前的信徒。她就用简单的宿命观去认识世界，去追求大福大吉，躲避大灾大祸。不知不觉，这种氛围也传染了我，我又不知不觉传染给了我的女儿虹。

那天，虹放学回来，扔下书包对我说：“爸爸，我们罗老师命不好，谁跟她谁受罪。”我听了毛骨悚然，忙捂住她的小嘴。后来我到了报社，和一个心理医生聊天，他不屑地说：“你母亲这是暗示。别人说你不行，于是你脑子里总是暗示自己，别真的不行了。总是那么暗示，果然就出问题，验证了别人的暗示是对的。当然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暗示，那就是你的上级或者周围什么人，跟你暗示了什么，于是，你就开始浮想了。暗示能给你带来机遇，也会带来灾难。”

1976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那年7月，我从军区文工团下三连去锻炼，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波及了整个天津和北京。我们的营房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可出于安全考虑，连领导决定晚上全连到西山里去露营。我们摸黑来到露营地，没有支帐篷，只在地上铺了一些稻草，我们穿着棉衣，裹着棉被躺到稻草上，天气冷得睡不着，我睁着眼睛数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心里想着我娘，就这样寂寞地过了一宿。那时，我感觉到夜风也有呼吸。我呼吸，夜风也随着我喘气。那风有时很硬，有时很软。那么近亲大自然，觉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是那么的融洽。连续几天，连里都在野外露营扎寨，有的战士被冻病了，流鼻涕，打喷嚏。

后来，三连长和指导员请示了营领导，决定还是晚上睡在营房里，但必须要敞开门窗，派人轮流值班，一有了地震前兆，马上能让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从房间里冲出来。那天半夜，我在外面站岗。三连长朝我走过来，对我说：“把枪给我。”我不明白怎么了，就死拽着枪不肯松手。三连长生气地说：“你是从文工团下来的少爷兵，我替你站岗知道吗？你怎么比猪都笨呀！”我的心一热，说：“三连长休息不好，明天怎么工作？”三连长虎着脸，不悦地说：“你小子挺会拍马屁，回去睡觉吧！”我走了几步又折回来，好奇地问：“你替我干什么呢？”三连长踹了我一脚，狠狠地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就在我回去没睡半个小时，突然余震又发生了，战友们都光着屁股慌乱地跑了出来。宿舍的半个屋顶塌了下来，连队文书没来得及跑出来，就被砸在里面，等大家把他救出来，发现他两条腿齐刷刷地被房檩轧断了。

我怀疑三连长是不是知道地震要来，自己为了安全而替我站岗。过了几天，我发明了一个“地震报警器”，其实就是一个小铁圈儿，连着一根绳子，拴在了电灯上。一旦遇到地震，针线稍微一晃动，就会使电灯亮起来。值班战士就紧盯着电灯，准备电灯一亮，马上吹响紧急集合号。

一天夜里，我们睡得正香，突然紧急集合号吹响了，屋里电灯也亮了，我们掀开被子冲到院里就地卧倒，大家紧张极了，你看我，我看你，都以为地震来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就这样在操场上趴了半宿，冻得身上僵硬起来。第二天仔细研究才知道原来是风吹动了“报警器”，拉亮了电灯，纯粹虚惊一场。大家知道后都哈哈笑起来。

那天红日刚刚骑上山顶，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就驶进了三连的操场。三连是军区公认的尖刀连，这个连队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曾一举用刺刀挑死了三十五名日军。连长手持大刀片儿在血泊里左砍右劈，削下了七名日军的头颅，吓得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湿了裤裆。以后这名连长便成了军区的司令员。如今的三连连长是名山东大汉，他性格直爽，说一不二。不管是营长团长乃至师长，往他眼里揉沙子，他非与对方拼命不可。直筒筒的脾气落得个八年的连长，他手下的兵倒成了他的营长。这时，三连正在操场跑步，动时风起云涌，立时岿然如城。连长在队首带头跑着，一圈、两圈、三圈……他不停，没一个人敢止步。连长欣慰极了，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觉得军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看见军区文工团队长从车上跳了下来，很有派头。三连是队长发迹的地方，当新兵时，他仗着武功底子好，用木枪捅倒了三名老兵得到了领导的赏识，过了半年就入了党。

队长朝三连长亲切地喊了一句，没掩住一股得意之色。三连长微微点点头，嘴角咧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没停止跑步，而是像斗胜的公鸡昂着脑袋梗着脖子。他悻悻地想：老子当连长的时候，你他妈还是新兵蛋子呢！

连长总算停下了脚步，三连长喊了一声“立正”，用威严的目光扫着每个人，才慢慢转过脸，朝文工团走来，说：“哪阵风把你小子吹来了？”这话字字藏着戏谑，透着老连长的余威。文工团队长大声地说：“文工团要挑革命样板戏的演员，这是军区头等重要政治任务。”三连长没等队长讲完，猛地一转身冲队列一吼：“稍息！”队列一百多双腿“刷”地劈开。三连长说：“你们不是有人下来锻炼嘛，让他回去不就完了。”三连长指了指我。队长说：“除了把他带走，我还想要个翻跟头的。”三连长说：“你看谁顺眼就挑谁吧，别跟我啰唆了。”我看出三连长打心里烦文工团队长，他其实也不欢迎我来锻炼，从心底就厌烦我们这些涂脂抹粉哼哼唧唧的演员。

队长把我从队列里叫出来，压低嗓门问我：“第二排倒数第三个是不是张富友？能不能翻跟头？”我也小声说：“你喊吧，绝对错不了。”队长慢悠悠地背手踱着步：“张富友出列！”队长突然发出口令。一个浓眉大眼、虎头虎脑的战士走出队列，队长上下打量了一番，满意地点点头。这是舞台上标准的英雄形象：黑黝黝的剑眉，挺直的鼻梁骨，紧抿着不厚的嘴角，身材结实宛如一棵白扬，显示出英武的男子汉气概。队长情不自禁地走上去拍拍张富友宽宽的肩膀，拉了拉他的手，问：“你给我翻几个跟头？”先前，他们到别的连队挑了好几个翻跟头的了，可没相中一个。那哪是翻跟头，纯粹是拿头朝下，脚插天跟蛤蟆一样。“中。”张富友操着浓浓的河南口音，队长一听口音就把眉毛蹙在一起，他讨厌这乡音，文工团的战士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也未免太“寒碜”了点。可没办法，三连的兵都是山东河南河北四川的，农村兵占了绝大多数。张富友利落地卸下武装带，脱去军褂挽起裤腿，最后把绿球鞋一甩，朝手心啐了一口唾沫，一憋气翻了四个虎跳，利落地又走了两个小翻。队长问：“你跟谁学的翻跟头？”张富友说：“俺是县上剧团的。”当着这么多人说话，张富友既兴奋又紧张，十指尖儿悄悄地在抖动。其实他说了瞎话，他爹是剧团的，由于翻跟头折过腰。他太想去军区了，觉得去了军区就如同登上天堂。

文工团团长刘喜禄被感动了，文工团要有张富友这样的战士，就会无坚不克无往不胜。他转过脸，对三连长说：“我把小张带走了。”三连长被冷落多时，他看到一个文工团队长在队列前发号施令就一直咬着后槽牙。张富友热情而又娴熟的跟头使三连长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老实巴交的张富友会这样表现自己。他特别偏爱张富友，除了能投弹七十米以外，他看中张富友的憨厚。他把张富友当做自己的影子去夸耀，没想到影子与身子分了家。三连长喊着：“张富友，你别不知天高地厚，老实在三连待着吧。”张富友早已激动起来，他根本听不出来三连长的弦外之音，傻乎乎地立正回答：“报告连长，我翻跟头没问题，您放心，绝不会给三连出丑。走到哪里红到哪里，永做革命的螺丝钉！”别看他憨，这一套倒蛮熟。三连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觉得青涩的张富友圆滑了。队长乐了，他对我和张富友挥挥手说：“快，准备行李跟我去北京。”

吉普车发动了，屁股后头喷着白雾。三连长紧紧地攥住张富友的手，语调冷峻地叮嘱：“不行你就回来，别硬挺。”车开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值班排长才低低地对三连长说：“连长，解散吧，该吃早饭了。”三连长茫然地点点头，自言自语：“富友毁了。”这句话说中了，张富友一走便踏上了荆棘丛生的绝路。在文工团，我和他成了好朋友，无话不谈。我娘来部队看我，张富友隔三差五晚上过来，按照他河南老家的做法给我娘烫脚，细致得连我娘的脚趾头都要擦干净。我娘喜欢他，非要认他做干儿子。后来张富友在样板戏的舞台上翻跟头，摔断了后腰，落了个终身残废。

秋末冬初，我娘实在不放心我，不知道我在地震后怎么样了，再次来北京看我。在北京站坐地铁时，偏偏赶上地铁出故障，一等就是一个多钟头。听人议论，说有人在前门自杀了。我娘听了脸色很不好，说：“你爹刚恢复了局长职务，本是件好事。可你爹一好，我就倒霉。这次坐地铁，不是好兆头，我恐怕凶多吉少。”在五棵松站，我和娘下了车。从地铁走到地面阳光明媚，一片片的菜地绿油油的，当天黄昏，我娘突然不行了，摸不到脉搏，被送进附近301医院抢救。大夫把我叫出急诊室，说：“你母亲生命有危险，做后事准备吧。”我眼前陡然一黑，膝盖骨一软扑通就跪下了，泪眼模糊地说：“大夫，让我死吧，无论如何我娘得活呀。她老人家为看我才这样的。”大夫顿时火了，对我喊着：“你快站起来，还像个军人吗？”我拍了加急电报。晚上我守在娘的床前，迷迷糊糊地梦见了瞎老广。他背着三弦，一副云游四方的神态，他对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我说：“我不信我娘会死，我不信！”瞎老广弹着三弦，笑着说：“那好，不信则无，那就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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