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是最后一批华工，他到日本挖煤，受尽了***。但仅仅八个多月后，日本天皇就下诏书宣布投降了。

我爹见舅舅迟迟不从南京回来，慌了神，感到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轻巧。我娘闻讯赶到下堂子胡同，与我爹发生了冲突，那场架吵得天昏地暗，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我娘咬牙切齿地问：“你明明知道他去南京是祸，为什么还让他去？”我爹解释说：“是你弟弟非要试试山本这个人怎么样。”我娘扇了我爹一个嘴巴：“日本人还用试吗？都是畜生。他是我唯一的弟弟，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拼了。”我娘拉着我爹去了前门的钟表店，见店主易人，便向新店主询问舅舅和山本的去向。新店主摇头，说：“不知道。”我娘火了：“不知道你怎么搬进来的？”新店主说：“我只是和山本交易的。”我娘就不停地骂山本。我娘又拉着我爹去了舅舅家，也见换了新主，上前一问，也是这套。我娘迈着小脚回到下堂子胡同，越想越伤心，不禁号啕大哭。我爹在旁边站着，嗫嚅地说：“还有一个线索，他还有个日本娘们儿叫大谷惠子，找到她或许有点办法。”我娘擦干了眼泪，一拍桌子说：“磨破鞋底儿也要找到那日本娘们儿！”

半个月后，我爹利用各种线索在一家私人开的医院里找到了大谷惠子，可大谷惠子已经病入膏肓，躺在那儿就像一张白纸。我爹和我娘围着她，大谷惠子憔悴得不成个人样，两颊陷落，眉毛脱得一干二净。我爹说：“你得的什么病呀？”大谷惠子苦笑着说：“我是个***，我能得什么病啊？”我娘想自己的弟弟跟这种日本女人鬼混，一难过眼泪就滚下来了。大谷惠子说：“你们不必为我难过。”我娘说：“你他娘的，我是为我兄弟掉泪。”大谷惠子急切地询问舅舅的下落，我爹说：“我们来也是想问你呀。”大谷惠子痛不欲生，把被子蒙住了脸。我娘一把拽开被子，质问道：“我弟弟临走时究竟跟你说什么？”大谷惠子说：“说了一句，只要你活着我活着，我们就互相等……”我娘气急败坏地说：“他给你留下什么东西没？”大谷惠子从枕头底下拿出那块金壳大英格，说：“他给我留下这块表，我天天看着它，它走得很准。”我娘这时眼疾手快，一下子把大谷惠子手里的表抢了过来：“这是我弟弟的，不能给你这日本娘们儿。”大谷惠子“嚯”地从枕头底下又抽出一把剪子，红着眼睛说：“你不把表还我，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爹对我娘说：“你给她吧，她大小也是一条性命。”

这时有大夫进来，对大谷惠子不客气地说：“你要是再交不上住院的钱，你就得离开医院。”大谷惠子昂首挺胸说：“我是日本人，你们不能轰我走。”大夫蔑视地说：“我们院长也是日本人，是他让我这么说的。”大谷惠子阴着脸，说道：“这回我知道，日本在中国待不长了。”在场的人都愕然了，大夫往后退着，脸色煞白，说：“这可是你说的，我什么也没听见。”话音未落地，人早就没影儿了。

大谷惠子看着天花板，嘟囔着：“我想回日本，回东京看我的老父亲。我老父亲种的花开了，可好看呢……”

我爹对我娘隐瞒了舅舅那六十块表的事，当时地下党的经费确实困难，他跟组长庞有信说：“干脆全当做经费吧！”庞有信说：“你小舅子回来怎么交代？”我爹说：“没有办法，党需要嘛！”庞有信想想，对我爹说：“你还是留下十块金壳大英格吧，我们共产党做事不能太绝喽。”我爹送走惆怅的我娘，我娘此后对我爹一直没有好脸色。我爹有次路过那家医院时，想起大谷惠子，便跑去探望，见人走床空，便询问大夫，大夫说：“早让人接走了。”我爹大惑，忙问道：“谁啊？”大夫说：“只记得是一个男人。”我爹怀疑是舅舅回来了，但又觉得可能性不大。他心虚了，那六十块表已经没了，心里感到实在对不起舅舅。

日本人一投降，国民党的空投部队就落到了北平。

庞有信告诉我爹，组织上决定让我爹打入外四分局，当个户籍警察。因为我爹工作出色，还被提拔为二等警察。在那时，凡是居住在北平的成年人必须有国民身份证，没有就是黑人。这时候，解放区有大批的地下工作人员到北平，并且通过北平到解放区的也不少，都需要办理国民身份证。我爹一下子成了热门人物，下堂子胡同也开始热闹起来。

在北平搞个国民身份证很难，需要户主拿着户口本，带着领证人到派出所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再定时间拿相片来办。还要按上领证人左右手食指的两个指纹，再由户籍警察送到分局户籍股。经检验后才给盖钢印，拿回来再交给本人，最快也得半个多月。可组织上交给我爹的，每次都是一个名字、性别和年龄，然后就是一张相片，三天就得办成。我爹在按指纹时，就用自己左右手去按，也不管是不是食指。我爹痛苦地回忆说，十个指头都按过来了。按多了，怕让人察觉，就把院子里那两个用人叫过来轮流按。这时，那两个用人已经是川板胡同旅馆的厨子，但也早是地下党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爹被当做特务揪出来，造反派总是逼着他在纸上按手印，说他是特务，要不然就得遭受毒打。此时，我爹因肾炎病得很厉害，天天尿血。为了活命，他委屈地按完手印，看着那红红的手印，想起那段按手印的往事，不禁泪水涟涟。

想当初，我爹在日本鬼子的炮楼里受了多少次酷刑都没有动摇过，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气候下，却按了手印。后来，我爹对我解释说这是两回事，敌人就是敌人，自己人怎么闹也还是自己人。

没多久，外四区成立政工室，调来个负责人叫刘希尧，是个中统分子。他为了搞清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在各警察段成立情报站。因此警长当然是担任站长了，我爹摇身一变成了中统的情报员。庞有信一天突然来到下堂子胡同，急切地告诉我爹：“有一个叫刘顺利的同志去解放区，由于疏忽被捕了，敌人在搜查他时，发现他的国民身份证是假的，并且查出是你给办的，你需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果情况危急，你就转移。”我爹坚定地说：“我不能走，刘希尧信任我，这个情报站对地下党很有利。”

当晚，我爹悄悄来到刘希尧的家，进门就“咕咚”一声跪下，含着眼泪说：“刘主任，怨我贪小财，刘顺利办手续时送我两块金壳大英格表，我就给他马马虎虎地办理了。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啊，要杀要剐随你，我把那两块表给您带来了。”我爹说完，把两块金光闪闪的手表小心翼翼地搁在刘希尧的桌上，然后继续跪着不起。

沉默了片刻，刘希尧说：“除了刘顺利，你还收过什么礼啊？”我爹说：“你再发现一个枪毙我，我小舅子是钟表商人，我就很喜欢收藏手表，特别是对那金壳大英格。”刘希尧冷冷地说：“你听候处理吧。”

我爹提心吊胆地等着处理。一天傍晚，夕阳模模糊糊的。庞有信再次潜入下堂子胡同，他对我爹不安地说：“你走吧，我看这事很危险。据我们调查，刘希尧心狠手辣，什么绝事都做得出。”我爹拒绝了：“我已经打入到敌人的心脏，我不能这么轻易地撤出。我坚信，刘希尧会受贿的，那两块金壳大英格实在太诱惑人。”

庞有信刚走，晴朗的天空就下起了大雨，雨中夹杂着蒙蒙的水雾。舅舅举着一把破雨伞，神色凄凄地推开下堂子胡同9号的院门，当时把我爹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