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不知道，吴若愚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一直惦记着他，他就是气不过他。甚至偶然地想起郁达夫那不太明晰的面容，吴若愚就心情郁闷。气不过郁达夫的吴若愚从北京回到杭州，又搭许绍棣的便车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他就不打算走了。许绍棣说：“吴老，您这个孔孟的信徒，也对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感兴趣了？”

吴若愚一吹胡子：“怎么，没喝过洋墨水就不能来了？他郁达夫来得，他鲁迅来得，我吴若愚就来不得？”

“来得来得！这么说，您是冲这两个人来的了？”

“一看这两个人的名字我就有气，没想到，现在他们搞到一起去了，愈发令人气上加气！我一向以反对郁达夫的堕落文字为已任，没想事隔数年，他倒愈来愈嚣张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明天，我要制造一个轰动上海滩的事件，放把火烧一烧郁达夫的屁股！”

“您准备怎么做？”

“到明天你就知道了。”

“您这把年纪了，可别有什么闪失啊，说出来，我给你参谋参谋。”

“我不说，我说了你肯定阻止我。”吴若愚摇头。

“吴老，我看就算了吧，任何针对郁达夫的举动，都只会使他扬名。”

“我就是气不过，我不能让他高枕无忧！”

“其实，扬汤止沸，不如斧底抽薪。”

“我若有能力抽薪，还用得着来扬汤么？这都是上海当局失职所致！所以，明天我在烧一烧郁达夫的同时，也刺一刺市党部，提醒他们的职责所在！”

“吴老，你千万谨慎，不要乱来。”

“我的事，你无庸置喙，有兴趣的话，你来市党部看看吧！”

许绍棣知道他的劝阻只会是火上浇油，让吴若愚烧把火也好。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幸福生活让他隐隐心痛，这把火一烧，或许他的心痛会减轻一些。许绍棣公事已完，本该返回杭州的，可是许绍棣留了下来。许绍棣想可能有好戏看了。

消息是孙大可带给郁达夫的。

这天孙大可匆匆来到郁达夫住处，给他念了一则报纸的报道：“以抨击郁达夫成名的国学大师吴若愚昨日抵沪，下车伊始，即对本报记者发表声明，言泱泱神州，乃道德之源，伦理之邦，如今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些腐化兼赤化的不良文人要负责任！其中，以郁达夫为首要代表，他的《沉论》、《茫茫夜》等有伤风化之作至今没有得到禁止与清算，实乃文坛之耻辱，国家之悲哀！有鉴于此，明日上午十时，吴若愚先生将在市党部门口跪请禁绝郁达夫所有文字，以正视听。吴若愚年迈体衰，乃郁氏文坛宿敌，此举必将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

郁达夫毫不在意：“嘿嘿，这个姓吴的，又要跟在国民党屁股后打太极拳了。”

“达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公不可小觑。”孙大可道。

“没事，随他去好了。”他问王映霞，“你看，我像不像个腐化分子？”

王映霞抚着大肚子，嗔笑道：“笑话！我堂堂杭州一枝花，会有眼无珠，嫁给一个腐化分子？赤化分子倒有点像，酒总是喝那么多，一喝就是虾公脸，不是赤化是什么？”

她这么一说，郁达夫和孙大可都笑将起来。

孙大可还是有点担心，提醒道：“达夫，此事不可大意，说不定真做出什么奇文来呢，你千万不要好奇跑到现场去，免生不测！”

郁达夫说：“我才懒得去看呢，哪有这闲功夫？”

话虽这么说，可是一到第二天上午，郁达夫的好奇心就压抑不住了。他戴上一顶礼帽，将帽檐压得低低的，再往鼻子上架了副墨镜，还把上衣领子竖起来掩住腮帮，悄悄地去了市党部。远远地，他就看到一些黑色人影簇拥在台阶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而市党部的大门紧闭着，门口站岗的士兵持枪肃立，视若无睹。

郁达夫侧身挤进人群中。吴若愚果然跪在台阶上，他身穿黄袍马褂，双目紧闭，两手高举着一块纸板，纸板上用红笔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跪请禁绝郁达夫！可能由于跪了一段时间了，吴若愚头上淌着汗，五官挤作了一堆，显得非常痛苦。他的身子也在颤抖，摇摇欲坠的样子。

这是何苦呢？郁达夫觉得他既可怜，又滑稽，差点动手去抚他起来。但这样做显然是不明智的。他立即转身往外挤。刚出人群，他就仰天透了一口气。这时又有许多看热闹的人跑过来，撞得他身体一晃，接着又有一只手从他脸划过，将他的墨镜打掉了。他赶紧捡起墨镜戴上，但有个记者认出了他：“呃，这是不是郁达夫先生吗？”郁达夫急忙低头往外走。几个记者闻声追了过来，其中一个拦住他：“郁先生，面对此情此景，请问作何感想？”

他正正眼镜，边走边说：“言论自由乃公民自由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公正的起码条件，我尊重吴先生的言论自由，但他决不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来剥夺他人的自由。他跪请市党部禁绝郁达夫所有文字，先不说是否禁绝得了，但我想问吴先生一句：他是不是想让我们回到焚书坑儒的秦皇时代？！”

又有记者问：“那，您是不是觉得吴先生此举有哗众取宠之嫌？”

郁达夫反问：“你觉得呢？我倒愿意相信吴先生是认真的，我佩服他的道德责任感，不过以我看来，对自己认为离经叛道的文字大加挞伐，而对民众的苦难和知识阶级所受的政治压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才是真正的不道德，最大的不道德！”

立即有人鼓掌：“说得好！”

记者又问：“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感想？”

郁达夫本来还有话说，但他不能说了，人越聚越多。他赶紧分开众人，一走了之。

与此同时，郁达夫的朋友许绍棣就在市党部里。他和周士杰站在窗前，透过窗户，看着楼下跪着的吴若愚和聚集在四周的人群。许绍棣皱着眉说：“周部长，你们就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啊？”

周士杰苦笑道：“怎么闻？怎么问？众目睽睽之下，嘘寒问暖，拍照留念，让报纸去大做文章，说我们已接受吴若愚的跪请，准备禁绝郁达夫的文字了？传到南京，上峰又会骂我们不会办事了。文章可以查，书也可以禁，但这些事还是只做不说好！”

“那就让老先生这么跪在那里，未免太残忍了吧？”

“那没办法，这是他自讨苦吃。”

“周兄，你这么说未免有失厚道，不管如何，他替我们查处赤色作家提供了口实，制造了舆论吧？他是在帮党国的忙啊！”

“帮什么忙啊？纯粹是添乱！我们要查处赤色作家，还用得着他来提供口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这查处是得讲究方式方法，还得看时机和火候的。看来许部长对政治还是不太懂啊！嘿嘿，我看你呀，还是专心当好厅长吧，部长一职还是让别人去干算了！”

许绍棣恼火地：“什么不懂？不就是多费点心机么？你呀，不要为你们的无能找借口了，你们若早抓了郁达夫，釜底抽了薪，还用得着老先生来扬汤止沸，受这皮肉之苦？”

“这就奇怪了，你怎么对没抓郁达夫耿耿于怀？你们不是老同学、老朋友么？据我所知，你还吃过他的喜酒啊！”周士杰盯着许绍棣说。

“这有何奇怪？交情归交情，责任归责任，私人友谊与党国利益，孰轻孰重，我心里很分明，一个党员的忠诚，足可以解释这一切！”

“可我怎么老觉得，这忠诚的后面，有一个美人的影子在晃来晃去啊？”

“你是不是看鸳鸯蝴蝶派的看多了？什么事都往男女私情上扯！”

“罢，罢，在我面前，老兄没必要戴那假面具，我也是男人，爱之愈切，恨之愈深，妒之愈烈！我衷心祝老兄心想事成啊！”

“丑话说在前面，你们若老是无所作为，我们浙江省党部就会有所动作，也许会呈请中央缉拿鲁迅、郁达夫等归案，到时别怪我们管了你们辖区的事，有损你们的面子噢。”

“行呵，你代我们讨一把尚方宝剑来，求之不得呢！”

“我毕竟是吴若愚的学生，让他的耄耋之躯无休止地跪在那里，于心不忍。你们真的不打算过问？”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么是政治艺术吧！这不过问，就是过问呵！他要的不就是影响么？跪的时间越长，影响越大。当然，我们不会让他无休止地跪下去的，他就是有两只铁打的膝盖，我们也不会让他跪。你等着瞧吧！”

话说到这一步，也没必要再费口舌了。况且，许绍棣关心的并非吴若愚的膝盖。吴若愚这样做除了给上海滩上增加一点笑料和谈资之外，毫无别用。他愿意自讨苦吃，就随他去吧。

许绍棣悻悻地从市党部的侧门出来，上了自己的那辆半新不旧的黑色福特轿车。司机欲开车，许绍棣却要他等一等。静等了片刻，警笛声骤然响起，几辆警车疾驶而来。车上跳下数十名黑衣警察，手持警棍开始驱散围观者。一警官站在警车上，手举喇叭筒，扯着喉咙大喊：“非法聚会，有碍观瞻，影响公务，法纪不容！所有人请立即散去，否则一律拘留！”

围观者们立即作鸟兽散。一名记者欲对警车拍照，一个警察夺过相机，啪一声摔碎在地上。眨眼之间，人们悉数散去，只有吴若愚还孤零零地跪在那里。

车里的许绍棣挥了挥手，司机便启动了引擎。他的福特车从吴若愚身边迅速地驶了过去。

1928年冬天，王映霞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郁达夫给他取名飞，又因为生在“十月小阳春”的时节，小名就叫阳春。郁达夫很喜欢这个儿子，写作之余，逗孩子玩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儿子一哭，郁达夫就抱着他颠着哄着，“莫哭噢莫哭噢，再长大一点，我还给你买酒喝呢，你陪爸爸一起喝酒好吗？”

王映霞这时就出来干涉：“这还用你教？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还想培养出一个酒鬼呀？拜托你教他点真本事吧，比如写写文章什么的，别跟他提酒了，你也要少喝点！”

可也怪，他一提酒，小阳春就慢慢地止住了啼哭，睁大眼睛望着父亲。郁达夫就乐了：“嘻嘻，你看，一听有酒喝他就不哭了呢！小阳春啊，你看妈妈又说爸爸了！告诉我，你是喜欢喝酒呢还是喜欢写文章？李白斗酒诗百篇，所以呢，有时候酒就是诗，诗就是酒！知道不，爸爸喜欢写文章，写文章就是爸爸的命，可是爸爸一看到酒呀，就命都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