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四日，阴雨，问唐镜海读书之法。

晏起。饭后走梅世兄处，明日渠扶梓南归，今日走去探问一切。旋至许世叔处送行，又至周华甫之母处拜寿，又至胡润芝处，问伊扶梓归葬事宜。胡送余《陶文毅全集》二部。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良艮峰，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又至陈筠心处、金竹虔处、岱云处，始归。夜写三十个。

这段记载，事实上无关紧要，但却被史家视为曾国藩日记中最重要的记载。如果有哪个史家没有提及这一段，并照葫卢画瓢你摘我抄重复一遍，那么他肯定不是个正经史家，最多不过是个历史爱好者。

但实际上，曾国藩的学问远比他所求救的唐镜海或是倭仁高出不知凡几，说是到了随心所欲不愈矩的地步，也不为过。而且曾国藩所亲身以历的人生哲学，与这一套有着明显的差距，但说到底，理学仍然是当时的主流学派，曾国藩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理学走得太远，这导致了曾国藩一生都处于人格分裂的状态之中，他已经愈越了理学这一标杆，却不得不假装自己仍然蹲在理学的槽子里揾食，目的就是让公众信服。

因此我们还得象每个史家一样，把一段现成的文字抄录过来。解释一下到底啥玩艺儿叫理学。

由于百年来国人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的抹黑，理学已经臭遍了大街，但哪怕理学被抹到黑透臭透，但它迟早仍会咸鱼番生，因为它偏偏是正确的。

事实上，这个理字，不过是一个代称，与孔子所谓之仁，与孟子所谓之义，与苏格拉底所谓美德，与王阳明所谓之良知，都没什么区别，就是对社会自然终极规律的一个描述而已。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人生之中的准则，人类如果想活得不是那么郁闷，就必须穷理，也就是花大功夫弄清楚这个准则规律，到底是什么，然后躬身实践。这个穷理的过程，一如孔子要弄清楚什么叫仁，一如孟子要弄清楚什么叫义，一如苏格拉底要弄清楚什么叫美德，一如王阳明要弄清楚什么叫良知，恰恰也正如热力学第三定律的表述，你永远也达不到你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这个不懈的追求与探究之中。

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曾国藩与唐镜海之间的思想距离。曾国藩他老人家很快就会狂收冰炭孝敬，以偿还亏欠下来的巨额债务，这个索贿收贿的过程，你能用理学解释得通吗？

解释不清，于是理论和实践就成了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永远也摸不到曾国藩人生成功的门道。

为什么理学理论在别人那里，表现出和实践脱节，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合而为一呢？

答案是，曾国藩是真的把理论参透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回落到实践中来，他在体验自己的思想与实践，想脱节也难。而唐镜海也好，倭仁也罢，这两位老兄的理学思维始终未成形，所以他们没办法将此付诸实践。但由于此二人者，在理学的思想领域是探索得除曾国藩之外最深远的，所以他们在当时也捞得盆满钵满，只是历史上的名气，就没办法跟曾国藩相比了。

在此后的继续探究中，我们会发现，曾国藩之所以登上了智慧的极颠，是因为他出于治家理帐的必须，掌握了一门说起来再也简单不过的数学工具：聚类分析。

所谓聚类分析，就是将事物分成几类，然后进行分析的学问。这门学问听着简单，但真正掌握的人，少之又少，当然听说过这门知识的人很多很多，但真正会应用的，就更少。相信唐镜海与倭仁也曾偿试使用这个工具，但他们铁定比不了曾国藩更专业。

替曾国藩想想吧，他家中那么巨额的债务亏空，财务表上的款项该是多么的繁复？曾国藩必须要对如此繁复的帐目作出清醒的分析，否则他就没办法再活下去了。正是这种生活的窘状成就了曾国藩，寻常人等，断是缺乏这个机缘的。

总之，理学的表述是没错的，但如何去探究终极的智慧或真理，这取决于每个人所运用的思想工具了。曾国藩胜人一筹，所以他是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