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位叫“卫子”的博友给我留下如下博语：

“超女一样的作家，走这条道路或许更为省心、省力，有好多粉丝来捧场，我是卫子，看了你的博客感觉有点悲哀，是大悲，为一个能写出大海浪花的诗人走上靠性包装满足另一种需求，感到悲哀。”

不知道这是第多少个批评我的博友了。自从《非常日记》以来，许多人都批评过我，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来没看我的书就自以为是地批评的，到后来我在大学里开设性文化课后，这种批评更为猛烈了，尤其是我身边的文人墨客们，他们的批评可以说甚为辛辣、刻薄，都有点恶毒了。他们以为我在课堂上教学生性技巧呢。

很久，真的是有些久了，我都“无视”这些批评。“无视”是因为这些都是无知者的滥言，“无视”是因为我无从解释，但批评者中我的很多朋友也参与时，这种愤懑便使我非常之不快了。感谢博客，有一个可以自我圆场的天地。

贾平凹在1992年前后出版的《废都》，是中国文学界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1994年，在我尚未看完这部长篇时，我就以粗劣的语言批评他作品中的性描写，倒不是因为写性，而是我认为他笔下的性没有任何价值。性在贾氏那里成了一种广告，成为他摹仿《金瓶梅》、超越《红楼梦》的一个借口。贾氏笔下的性缺乏基本的精神判断，可以说是一种死亡之性。我们很难从那种性的描写中看出人的道德冲突和精神倾向。作为一个一流的大作家，如此想当然地描写性，在我看来，是一种失败。事隔多年，在人们都想当然地批评我时，突然体会到贾平凹之不幸。

性是什么？性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存在？性的真正身份我们又知道多少呢？现在我可以妄言，大概那时候中国的所有批评者跟我一样，对性基本上一知半解，那么，那时候的批评是什么批评呢？谁来给贾平凹验明正身，平反昭雪呢？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我能看到的仅仅是他自己写的一些感性的语言，那些感性的文字看上去也那样“无知”，让人一看三叹。

实际上，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性始终是文学所要表达的一种重要的主题。所谓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倒不如说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是性文化中的一个主题。我们中国人把爱情与性往往分开来看。曾经在西北民大作报告，一个男大学生愤愤然地给我写了张纸条：徐先生，你怎么能把性与爱情混为一谈呢？我当时愕然，转而大笑。这并非什么滥言。这种观点也并非只来自于这个学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中国自然是儒家文化（独尊儒术后的儒家）。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很久了，以至于我们的青春前期对性持一种对抗的状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受中国传统道德对我们的束缚，在青春期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在我第一次看完黄色录像后的三个月之内，我一看见女人就感到恶心。一想到爱情有一天会被性糟蹋，我便痛心疾首，更不愿意想起性了，但事实上，由于那时的年龄已经很大，是性在不断地提示我们的时候。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常常怀疑，我的性器官是否还能用。我相信那时候有很多人都持这种心理。张贤亮的《绿化树》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后来，我相信，把性与爱分离，是传统的中国人青春期必然要走过的道路，然后才走向性。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性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了。一方面，想得到性，另一方面，拒绝性。它使我们的人格分裂，心理失衡。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90年代初。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已经快30岁了，但他没有谈过女朋友，也没有看过黄色录像。他几次想到学校附近的录像厅去看通宵录像，据说那里12点以后会放一阵子黄色录像，但他害怕被公安逮住，便深夜来找我。我当时住的地方可以放录像，但那天晚上我恰恰不在。据说他疯了一样地把我找了整整一夜，在每一个我可能会去的地方大声地喊我，直到很晚很晚才入睡。后来，这件事被传为奇谈，所有人都耻笑他。他疯狂地找女朋友，在舞厅里他一个接一个地请姑娘们跳舞，他从不气馁，他在被自己看上的姑娘拒绝后只是皱一下眉头，把心头拧一下，便昂起首去请下一位。我们常常笑他。他甚至为了想认识一个女孩子，从公共汽车上下来问人家，你好，请问师大怎么走。那个女孩子说，你不是给我们上过课的刘老师吗？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笑话也成为他在兰州的传奇。再后来，他实在在兰州找不到女朋友，便去了南方。很多年以后，我感到了心痛。我分明看到了性是如何捉弄一个诗人的，性在他的身体里是如何游走的。

另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也是一位诗人的性经历。他在夏天来到我的宿舍，总是要住整整一个暑假。我管吃管住，他说是要写诗，但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他被性控制了。他也快30了。他常常在夜里光着身子踱度，把自己的那玩意儿举得老高。他给我们吹他在18岁那年和一个女教师的一夜情，他形容性时用了很多象声词。他几乎每晚都想去找某个女人，为的就是性。我们都觉得可怕，又都觉得好玩，同时也不可思议地被他蛊惑了。性在那几个夏天像火一样地烧着我们，很多异常行为今天难以理清。

而在我当教师的那几年，不幸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朋友。一到夜晚，我们都无事可做，他们便给我讲他们正在研究的一系列性心理变态者的行为，使我大为惊讶。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把它们当成笑话。

市场经济以后，街上到处都是洗头房，不断地听说大学生出事的事情。结婚以后，再想想婚前长达十几年的性恐怖，真是难以诉说。

人类对性的恐怖造成了人类的性变态，而这些性变态又造成了多少悲剧。想起《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正在流行的《挪威的森林》。

那时已是2001年底，我已有了一个女儿。也是我拒绝文学四年之后。那是春天，妻女都去了凉州，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无事可做，突然想写点什么。在一种冲动中，便写了《非常日记》，意在记录我所经历的那个青春的年代。

写完后给一个学生看，谁知他们都认为好，说可以畅销。那时候的我已对文学无所求，哪敢有其他的奢望。便又给其他学生看，希望他们给我提点意见。大概真的是写了一些没人敢写的东西吧，很多学生都要看，便流传开了。当然，实际上也没有一些媒体所写的那样“疯狂”。这时候就想，有一家出版社能够给我出就行了。就给了敦煌文艺社。是刘铁巍副总编。她认为可以出，我喜出望外，便签了。

后来的情形便有些可疑了。那时还不懂炒作，都是新闻媒体来找我采访，也不会找话题。后来粗粗地统计了一下，那年大概有200多家媒体（包括80家电视台和一些门户网站以及一些流行杂志）报道了此事。中国新闻社题为《性心理变态问题成为兰州大学校园里面的热门话题》成了当时政府注意的焦点问题，兰州大学也成为“被告”和“批评对象”，省上几个领导对此事非常关注。批评和检查开始了。这给我的单位西北师大带来了麻烦。现在想起来，我要感谢西北师大当时在任的几位领导，是他们对我的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认为这是艺术，就应该以艺术规律来处理。他们的意见使我脱离了逆境，也在修改之后得以出版。虽然当时有很多政府领导在四处批评我，被我牵扯进去的兰大也对我“恨之入骨”，但只要能出版，我已心满意足。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还要感谢他们的宣传。

一本书就这样被一个新闻无意中炒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