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楼市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而且又经常有所变化，这让大家对它总是有一种若近若离的感觉。虽然古代的土地制度和市场状况与现在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的变化也是风云莫测的。据说中国唐朝时期的房子就曾经从一平方米几百上千跌到过几十块。那为什么强盛的唐王朝没有采取救市的措施呢？

中国大唐盛世300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而且大唐盛世之际的房价也是十分昂贵的。从《敦煌资料》中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敦煌居民沈都和因为急等钱用，卖掉了自家的房子。按照惯例，他跟买方签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合同上写道：“慈惠乡百姓沈都和，断作舍物，每尺两硕五升，准地皮尺数。算着舍椟物二十九硕五斗陆升九合五圭干湿谷米。其舍及地当日交相分付讫。”意思就是说沈都和这套房子按面积计价，每尺价值是小麦两硕五升。另外房子里所有家具陈设也随房子一块儿出售，价值是小麦二十九硕五斗六升有余。

上面合同上写的“一尺”指的就是一平方尺，唐朝一尺有03米，一平方尺就是009平方米。“硕”是容量单位，跟“石”通用。唐朝一石有594公升，一斗是十分之一石，一升是百分之一石。按每公升小麦重15斤计算，唐朝一石小麦重90斤，一斗小麦重9斤，一升小麦重09斤。所以“两硕五升”小麦重约180斤，按今天麦价8毛一斤去买，至少需要140元。前面讲过“一尺”是009平方米，“每尺两硕五升”，说明每009平方米能卖140元，也就是每平方米能卖1555元。放在1000多年以前的敦煌，这房价是很高的了。

不过单凭这一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当时敦煌的房价是居高不下的，我们还要找到一些其他的佐证才能证明这些情况。据张传悉《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的记载，在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同样住在敦煌的另一名居民陈都知也卖掉了自己的祖房，换来了小麦“八百五硕五斗”，即是8055石。按每石价值140元计算，陈都知家的祖房可以卖上112770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块宅基到底会有多大呢？东西宽三丈九尺，南北长五丈七尺。唐朝三丈九尺折合今天118米，五丈七尺折合今天是172米，假设陈都知的宅基形状比较规则，那么其面积就有203平方米。拿宅基总价除以宅基面积，可以得出这块宅基的单价，即每平方米556元。考古报告显示，唐代时期敦煌民宅全是单层的，而且容积率很低，所以当地价高达五六百元一平方米的时候，房价在1000元以上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还有人在一些唐代敦煌的雇佣文书上看到，在公元九世纪后期，不管是从事哪一行业的人，敦煌的平民月收入不会超过两石小麦，所以说让他们买一栋像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有转机的，这样高的房价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就有了一个回落，而且是以一落到底的俯冲式落了下来，换句话说就是敦煌的“楼市”崩盘了。在《敦煌宝藏》中有这样的记录：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敦煌居民张义全卖房，“东西一丈三尺五寸，南北二丈二尺五寸”，只卖了小麦“五十硕”。建筑面积28平方米，售价7000元，每平方米才卖250元。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敦煌居民曹大行跟人换房，“东西三丈五尺，南北一丈二尺”的房子，仅估价“斛斗九石”。换言之，38平方米的房子，只能卖1260元，已经降到了33元一平方米。

关于房价能从上千元一平方米突然降到几十元一平方米的原因现在已是无据可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大唐王朝和敦煌政府并没有对楼市崩盘的现象给予一定的救助措施。据相关人员查证了《旧唐书》、《新唐书》等几本相关书籍，并未从中发现唐朝中央政府曾经降低房贷利率和首付的记录，也没有找到敦煌地方政府曾经为购房者提供补贴的迹象。然而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在楼市崩盘的时候，政府部门竟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采取救市的措施。这到底是何原因呢？据分析，当时的唐王朝之所以没有出来干预此事，并不是在为购房者着想，才允许房价下滑的，而是有其他的原因。首先，是当时房地产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所占的比重非常小，无论这个行业是否兴旺，都不会导致国家财政的下滑。其次，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田赋和人头税，政府从来没有想过通过贩卖土地收取钱财，所以说房价暴涨也好，暴跌也罢，只是影响到了地价，并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基于这两点原因，唐王朝对楼市崩盘的现象并没有给予相应的补救措施。

一招制敌

朱元璋妙手解决贪污问题

贪污腐败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现象，也是历朝天子都想杜绝的一桩大事。可是官官相护，要想彻底杜绝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期间就采用了大量反贪污手段来制止官员贪污的案情，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么朱元璋到底运用了哪些妙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是穷苦人出身，从小吃过很多的苦，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剥削。而且他的父母和长兄也都是死于残暴的剥削和瘟疫，所以他从小就立下誓言，长大后一定要杀尽天下的贪官污吏。而且当了皇上的朱元璋并没有失信于自己，在洪武二年，果然在全国上上下下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反贪污”运动，矛头直接指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他的办法非常特别，有力地打击了这些贪官污吏的士气。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凡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待。”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朱元璋从自己身边的大臣开始。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还有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进行贪赃枉法。朱元璋就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现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发配边疆充军。三年后，又查出户部侍郎郭桓和各司郎中、员外郎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的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成粮食竟高达两千四百万石。朱元璋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一时几万贪官人头落地，受到不同程度处理的人就更加多了。

洪武十六年，刑部尚书开济曾接受一个死囚犯家人贿银万两，想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而且他还变本加厉勒索其他囚犯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洪武十九年，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自放走两名死囚。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示众。

洪武十八年，兵部侍郎王志趁征兵之机想要收受贿赂，把此项任务当作是一次生财之路，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23万两。朱元璋自然把他也送上了断头台。

朱元璋还发明了“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朱元璋认为把这些贪官一刀斩了真是太便宜他们了，而且也不解恨，还有很多官员贪污受贿，必须想到一种酷刑，以达到鞭策其他官员的作用才行，于是便发明了挑断人的手筋、脚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创造了“剥皮实草”刑法，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摆放在处死贪官后任职的官员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的贪赃行为大为收敛。

享受到这一待遇的第一人便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州，可谓是位高权重，但是此人焦躁狂傲，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当时广州有个县令叫道同，是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谨，得罪了当地的土豪劣绅。这些土豪吃了亏，便找到朱亮祖，给了他很多好处希望能为他们出头治治这个县令。被利益熏昏头脑的朱亮祖同意了。从此朱亮祖便与道同发生了正面的冲突，谁也不让着谁。朱亮祖不但用自己的官兵包围县衙，还强行救出犯人，并且恶人先告状，列举了道同一大堆罪状。而道同也同样把朱亮祖的恶行上奏给了皇上。但是朱亮祖的弹劾信先到。于是朱元璋大怒，下令把道同抓起来就地正法。就在他下令不久，道同的信才到，可是为时晚矣。后来朱元璋把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全部抓起来，亲自动手进行鞭打。最后他们二人被活活鞭打而死，而且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相关的恶霸全部杀死，并把朱亮祖儿子等人的皮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人参观，以起到警示官员的作用。

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的运动始终都未曾减弱，但是贪官现象也始终没有根除干净，所以他晚年只能发出“如何贪官此锁，不足以为杀，早杀晚生”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