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视上的选秀节目可以说是林林总总，其中声势浩大的有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名师高徒等等，各项选秀活动都是高手如云，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在古代也是有着这样的选秀项目，即宫廷选秀。清代上至皇后，下至宫女，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选入宫的。那么清代选妃有怎样的程序呢？

妃子，也就是皇帝的“小妾”，她们是后宫的主体部分。在清代，妃子的选拔是有着严格制度的，而且也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清朝后妃制度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是比较简单的，顺治帝时有所改进，康熙帝时后妃制度开始日趋完善。设立皇后1名，居中宫，皇贵妃1名，皇妃2名，妃2名，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定数，分居东西12宫。东宫有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西宫有永寿宫、翊坤宫、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储秀宫。

清朝宫廷选美，即所谓秀女，首先必须是血统纯正的官员家女子，以保持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清代的后宫，上至皇后，下到宫女，都是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出来的。

历届挑选秀女之际，都要经由户部行文各旗都统，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及族长，逐一具结呈报给都统，然后再汇报倒户部，户部上奏皇帝，皇帝批准何日选看秀女后，户部马上再行文各旗都统，各旗制造秀女清册。由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及本人父母或亲伯叔父母兄弟之妻，亲自带秀女送至紫禁城的神武门，依次排列，由户部交内监引阅。由此可见，那些不在旗的女子要想参加选秀，比登天还难；而在旗的女子想要逃避选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些选秀的女子，清朝的后宫是有着明文规定的。例如顺治年间规定：凡满、蒙、汉军八旗官员、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17岁以上的女子可以不再参加；乾隆年间进一步规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阅选的人员，下届仍要继续参加阅选。那些没有经过阅选的旗人女子，即使是到了二十多岁也不准私自聘嫁，如有违例，她所在旗的最高行政长官——都统就要予以惩治。根据光绪年间的档案记载，参选秀女最小的年龄是11岁，最大可达20岁。

在选秀前，选送的秀女要在家人的陪同下，用骡车把她们提前送到京城。应选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走下骡车后，要先由户部司官维持秩序，排列好纵队，再由太监引入宫中。皇上选择秀女的场所各不相同，有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皇帝一般每天只阅看两个旗的送选秀女，根据各旗参选秀女人数的多少进行搭配。通常是五六个人站成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但有时也有三四个人一排的时候，甚至一人一排的。如果有被看中的人，就会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子；没有选中的，就叫撂牌子。然后，留牌子的秀女还要在定期参加复选（就好像现在的初赛和复赛一样）。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如果成为了后妃的候选人，手续会更加复杂，初次“引阅”之后，还要屡屡经过“复看”。有“记名”的，这是被选中留牌子的；有“上记名”的，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留牌子的。最后，还要经过“留宫住宿”进行考察，在“留宫住宿”的秀女中选定数人作为后妃的人选，其余的都是撂牌子。入选秀女，但凡获得皇帝封号者，至死都是不得出宫另嫁的。

借款抓人

1910年清朝拯救股市有何高招

股民已是现在十分常见的一个职业。动荡不安的股市总是会给人带来一线生机或是因股票被套而恐慌不安。在1910年的满清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那年夏季，满清政府一边忙着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一边到处借款大举拯救股市，高官们甚至也奉旨亲临上海“灾区”现场办公。那么清政府是否拯救了这场股灾呢？

1910年的夏季，清政府为了拯救股市可谓是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年，席卷全球的橡胶股市“奔牛”终于倒下，熊市卷土重来。在中国上海上市了约13的东南亚橡胶企业，这令上海一跃成为了全球橡胶股市的焦点，它吸收了中国4000多万两白银，这可是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了。

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突然间股票就狂跌了。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的庄主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结果股市狂跌后，造成了数百万两资金的套牢，最后造成周转的失灵，结果只能关门大吉了。

见到此情形，上海的外资银行也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准备收回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对于中国的这些钱庄来说，这就等于是火上浇油呀，随即一些大的钱庄也相继倒闭。面对这样的危机，上海地方政府也开始了行动。他们在正元钱庄倒闭之日就开始把相关钱庄的账本及有关人员就控制羁押起来。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准备政府出面救市。

蔡乃煌与商会会长赶紧前往南京汇报情况，在返回途中又到苏州请示了巡抚程德全，希望能够让政府出面作为担保再向外资银行借款。程德全立即向中央请示，北京下了批文，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来救市。汇丰、荷兰、花旗、德华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并且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作为是政府的担保，还款后债票再交予道台销毁。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外资银行并没有趁机向中国政府收取高额的利息，年息只有4厘，而且还大大低于了市场行情，就相当于是金融援助了。

除了借款救市外，清政府亡羊补牢，开始抓捕犯案的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就是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但因他是美国人的买办，所以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国政府对其进行逮捕和审讯。再有就是兆康钱庄的唐寿江，他有三品道台的顶戴花翎，所以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请旨将其革职，并抄其家产。可是这位大清官员竟然还有一重身份，他已经是葡萄牙国籍了。但是葡萄牙民法有明文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寿江正是大清的三品官员，所以不符合规定，于是张人骏照抓不误。

清政府就这样，在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的情况之下，把上海的市面给稳定下来了。但是这种危机的发生，政府也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因为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以及那些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是集中在此地。一些官员在向慈禧打过报告后，就开始把上海的固有资金融入到了“殷实庄号”生意上来，而且一切的一切都由那些官员进行督办。就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这些巨额的国有资产也开始大量流入股市，对股市起到了一个哄抬的作用，最后却导致了股市大幅度降低的状况。

清政府只能采取这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的方式来缓解股市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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