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著作中，路德的攻击予头并非指向某一教皇或教庭的奢侈腐败，他矛头所指的是整个封建神权政治。他的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世纪的教会组织，否定了奴役人们的圣礼制度和教会法规，提出建立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廉俭教会，并在宗教理论上以资产阶级自律的宗教取代了封建主义他律的宗教。

这一切点燃了下层人民的热情之火，呼出了人们的心声。人民拥戴路德，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人员却对路德恨之入骨。1520年6月，教皇发布训令，斥责路德的学院为异端邪院，并限令路德在60天内承认错误。路德则宣布，教皇的训令是“反基督”的，称教皇为“怙恶不悛的异教徒”。同年12月20日，路德在维登堡把教皇的训令当众投入火中。路德对教皇的蔑视和反抗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521年，路德参加了由德皇召集的沃姆斯帝国会议。之前，友人曾劝路德不要前往，担心他会惹来杀身之祸。但路德说：“即使沃尔姆斯的魔鬼有如房顶上的瓦片那样多，我还是要坦然前往。”

在100多名萨克森贵族的伴随下，在沿路热烈的迎送行列中，路德到达了沃尔姆斯。他拒绝承认错误，义正词严地为自己申辩，得到沃尔姆斯全市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他在会上郑重宣称：“除了根据《圣经》证明我是错的外，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后退。”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当时德意志人民要求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德皇、教皇等一帮人无计可施，只好蛮横地对路德进行人身迫害，宣布路德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路德无法立足，只好隐居到瓦特堡，在瓦特堡，他留了长发，因为他不再是天主教修道士了。他仍孜孜不倦地写信或写文章，热心地宣传自己的教义。

这个时期他还从事《圣经》的翻译，把它译成德文，所依据的是未被篡改的希伯莱文及希腊文原本。1543年，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面世了，他的翻译为人民提供了对抗天主教会的思想武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译的圣经使用的是德国语言，这种统一的语言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的重要纽带。

1546年2月，路德死于其出乍地萨克森的艾斯勒本，享年63岁。他死后，他所创立的基督新教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日内瓦的教皇”加尔文

15世纪前后，西欧国家封建制度日趋衰落，资本主义逐步成长。但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公开地反对封建统治，需要借用宗教作为外衣。于是，反对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新教便应运而生。加尔文教正是新教的一大支派，以其创始人约翰·加尔文而得名。

加尔文生于法国北部，父亲是主教秘书，这让加尔文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14岁时，加尔文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文学，后又依照父亲的意图进了当时著名的布尔日大学专攻法律。

在大学里，加尔文抓紧一切时间来充实自己。学法律的他又迷上了哲学。路德教的新思想如同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他。大学毕业以后，教学工作之余，他便设法和新教团体保持密切联系。

那时候的法国，正和德国争夺意大利，可是，法国却在战争中一再失利。法国国王殚精竭虑焦头烂额挖空心思想寻到一个克敌制胜的妙计，一次他突然眼睛一亮，想到了在法国传播日广的路德教。“只要那些信仰新教的诸侯能够全力支持我，何愁战争不胜呢？”于是法王开始容忍新教在法国传播。

但事实却令法王失望，他眼里那些新教诸侯们又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坐山观虎斗。“我让你们看我的笑话，我要给你们一点儿好看！”恼羞成怒的国王严令法国境内禁止传播新教，对新教教徒一律格杀勿论。笃信新教的加尔文不得不在1534年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先是德国，后是瑞士。

此时的瑞士，虽然在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其实是许多独立的州际联盟。发达的工商业，充分的自治权，民主的市议会，这一切都使得宗教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苏黎世一个叫茨温利的神父开始领导东北各地进行宗教改革。他所倡导的新主张诸如：否认罗马教庭权威，反对赎罪券，解散修道院，教士可以结婚，民主选举牧师等一系列惊世骇俗之举。

这些完全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所以当时的市议会对此鼎力支持。

笃信天主教的封建贵族们害怕了，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新教的传播。

茨温利为了加快推行新教的步伐，动用了武力，结果引起了一场意外的内战，他自己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阵亡。新教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正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当中。

正在这一紧要关头，加尔文流亡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他的到来无疑给新教的胜利带来了希望之光。也许当时的新教徒们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加尔文将是新教派战胜天主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筹码，但两年以后加尔文公开出版了《基督教原理》，对新教的原理作了系统论述，这让新教徒们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大街小巷听到的是一片议论之声。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原理》在传播教义方面甚至要比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还透彻。尤其是其中关于人的等级之分，人们洁身自律的要求太对教徒们的胃口了。

1536年，加尔文来到了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内瓦。当时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当地天主教的势力依然强大，所以当时新旧两教经常进行辩论。而新教的另一个教派“再洗礼派”力量比较强大，主张也激进得多，不断组织平民起事，破坏教堂，拆毁修道院，受到日内瓦当局的迫害。加尔文教派也受到了殃及，加尔文不得不再一次惶惶而逃。

时光斗转星移，政局变幻无常。宗教改革的主张毕竟属于进步的呼声，历史的大潮汹涌而来，无人可挡。宗教改革派在日内瓦终于掌握大权，立稳了脚跟。这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像加尔文那样能领导群众的人物。于是日内瓦市政当局于1541年向流落在外的加尔文发出了正式邀请。

多年飘泊不定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使加尔文放弃自己的理论主张，他要进行更大规模宗教改革的信心日益坚定。一接到日内瓦当局的邀请函，加尔文便踏上了重回日内瓦的归程。一路上，他在心中盘算了不下千次的是怎样进一步把宗教改革推向深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个宏伟的改革计划在他的心中逐渐完善、清晰起来了。

回到日内瓦之后，加尔文开始了改革。他说教会是“上帝遴选出来的人”的组织，不需服从罗马教皇，也不隶属地方诸侯。教会中只有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这四种教职，他们都由信徒选举产生。其中长老的作用最大，一般由最富裕的市民担任。各组织单位由长老和牧师管理，实行宗教和政治合一，共同结成联盟，由定期召开的最高宗教会议领导。

这样，日内瓦实际上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每个公民都同时受到国家法律和宗教教规的约束。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主张终于成为现实。而加尔文成了日内瓦城高高在上的主宰。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而加尔文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了“日内瓦的教皇”。

一朝权在手，眼中的世界都改变了颜色。加尔文开始变了。他变得自私、残暴、唯我独尊。新教中的其他派别统统被他指斥为“异端”，其境况不比天主教好多少。想当年略占上风的“再洗礼派”此时成了加尔文的眼中钉，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暗心理，他下令将这一派的信徒全部驱逐出境，否则格杀勿论。

1553年，发现血液循环的西班牙科学家凯尔·塞尔维特来到日内瓦。也许他已忘记了自己当年曾批评过加尔文的教义，但是加尔文没有忘记。加尔文借口塞尔维特是“再洗礼派”的支持者，将他处以极刑。此外在加尔文当政期间，还有几个人因有耍巫术的嫌疑而被处以火刑。

加尔文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神学学说最终赢得的信徒甚至比马丁·路德还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加尔文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勇敢的闵采尔

德国的国旗是黑、红、黄的三色旗。在历史上，黑、红、黄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这一国旗不是后来制订的，而是在16世纪就出现了。在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起义中，就有人高举着这三色旗进行战斗。

闵采尔出身农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当地伯爵处死了，这使他对贵族统治阶级有着深仇大恨。在学校读书时，他就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天主教会。他积极传播自己的思想，信徒遍布许多城镇。

1524年，封建主和教会对农民的奴役更为残暴，农民无法忍受非人的劳役。当时，闵采尔已在茨维考城作了一名神父。他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肤之感，也能感受到农民胸中翻卷着的怒潮，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到处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公开提出：整个世界必须来一个大震荡，一切政权都应交给普通人民，没有压迫、剥削的天堂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办法只有一种，即拿起武器推翻一切不正义的事物和残暴的统治者，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向上帝乞求。

在他的领导下，士瓦本南部的农民拒绝了贵族们的劳役，集结在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扩展到3000多人，他们冲进封建主的庄园，占领和捣毁寺院与城堡，强迫封建主交出粮食和土地。他们以推翻封建制度为口号，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书简》。

《书简》对城乡贫苦的群众遭受僧俗领主和政府的压迫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并强烈谴责了贵族、僧侣的特权地位，号召用人民的力量，清除封建领主，建立公正的秩序。这个纲领的基本思想是打倒现存的统治阶级，并由普通人掌握政权。

士瓦本贵族们对农民的起义极为恐慌，他们假意与农民谈判，暗地里却调集军队，镇压起义军。闵采尔知道上当后，立即拒绝了谈判，指挥起义军攻占城市，抢夺敌人的武器，杀富济贫。周边的农民及农奴闻讯纷纷来投，不久起义军席卷士瓦本地区，人数猛增至4万人。

1525年3月，起义大军在梅明根举行集会，制定了有名的门明根《十二条款》。《十二条款》规定收回贵族霸占的农民土地，恢复被压迫农奴的人身自由，限制地租和劳役等。这个条款部分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要求。

但不料这支起义大军钻进了一个贵族希普勒，当时只因为他与其他贵族有矛盾，才浑水摸鱼地参加了农民起义。没想到起义军的《十二条款》要废除一切贵族的利益，希普勒想“我这不是自投罗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便动摇了信心，开始背地里同镇压起义军的将领特鲁赫泽斯相勾结，伺机破坏起义。

5月，特鲁赫泽斯的剿杀大军兼程逼向农民起义军集结的海尔布隆地区。起义军的将领们还毫无所知，被蒙在鼓里，正在开会讨论制定《海尔布隆纲领》，一直讨论到天黑还未定夺。

这时，特鲁赫泽斯的骑兵，在希普勒的配合下，直扑起义军的会议厅，捕杀了很多农民领袖。同时，又分兵围剿驻扎在附近的起义军队伍。

闵采尔后来来到图林根，在缪尔豪森城领导起义。这个地区的采矿业比较发达，除农民外还有许多矿工参加起义。1525年3月17日，缪尔豪森的平民和矿工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建立了普通人掌权的“永久会议”。闵采尔被推选为主席。为了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闵采尔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贵族与农民订立的一切契约全属无效；废除封建特权等。起义农民到处焚城堡，烧寺院，惩办罪恶的封建领主，声势越来越大。

诸侯贵族惊慌失措，急忙调兵。4月底，由黑森邦伯爵菲力浦统率一支官军向缪尔豪森发动进攻。闵采尔组织一支8000人的起义军进行抗击。

有人劝闵采尔先撤出缪尔豪森，与其他军队汇集在一起，再寻机与敌决战，可怒火中烧的闵采尔斩钉截铁地说：“豺狼已经从四面扑来，我们只好作殊死战斗。与其与恶魔们同活于世，不如与恶魔们同归于尽！”

农民们都意气风发，振臂高呼：“誓与恶魔血战到底！”他们个个奋勇杀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死伤累累，但终因缺乏武器和训练，又缺乏作战指挥经验，于5月16日被官军击败。5000多人惨遭杀戮，闵采尔受伤被俘。

敌人对闵采尔施用了各种酷刑，但闵采尔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说：“如果我会投降，上帝也会向你们投降！”闵采尔终于壮烈就义了，当时年仅35岁。5月25日，缪尔豪森城投降，并入萨克森公爵领地。

德意志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主教在德国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