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房子边防站只有指导员，没有连长。连长是后来调去的。连长虽然到职，但是除了休假、公差以外，呆在边防站的时间不太多。连长的家属在县城。县城距白房子二百公里。最初，上级规定，边防一线的干部不准随便回来与家属团聚。有一次，一个别的边防站的家属，好像是个农村妇女，思念丈夫心切，生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胶水瓶事件，一时成为笑谈。

这胶水瓶，就是我们平日见的那种普通的胶水瓶，底部大些，颈部小些，塑料质地。那家属，思念丈夫心切，夜来动了邪火，就用这胶水瓶，在自己的下身摆弄。三摆弄两摆弄，这胶水瓶钻进去了，手指够不着了。家属无法，只好提着裤子，别着腿，一走一哼哼，跑到营部看医生。

这事在医生不算是太难的事，镊子一夹，就把胶水瓶夹出来了。医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事后将这事告诉部队首长。于是，在一次军人大会上，部队首长手插在腰里，大骂了一通。他说这叫丢人不知深浅，他还说，营房里住着那么多的战士，个个都硬梆梆的，实在不行了，拉出来一个就是了。

骂归骂，胶水瓶事件之后，部队迅速地发了一个文件0文件说，允许边防7绣的年部，每月回一次县城，与县城的随军家属团聚一次。这文件一发，军人小卖部的胶水瓶立即滞销。从而让人明白，用这胶水瓶的不止一个，只是别人手段高明一些罢了。

连长恰好是在这个时候来的。他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关于休假的制度，况且，在休假前和休假后，他都要在连部关起门来蹲上三天。大头兵们打趣说，前三天是为了养精蓄锐，后三天是为了休养生息，云云。这样，在这块荒凉之地上，在白房子黑色的围墙内，就很少见到连长的影子了。

指导员的家属在乌鲁木齐，回一趟不容易。况且，两个正职，必须保证有一个在家。这样，他就和我们打交道多一点。

指导员当年是一个英姿勃勃的排长时，曾经在乌市支左。他带领一个支左小分队进驻一家工厂时，进去时是1个1排，出来时是两个排，每个大头兵身后都跟了个花枝招展的大姑娘。这真是一个十分浪漫的故事。这种浪涣受到军代表的批评，虽然军代表自己也不能免俗，他自己后来也被一个叫侯雁西的女人俘虏。但是说人的嘴，该说时还是要说的。

不过批评归批评，只要是明媒正娶，只要带出的不是三个排，这事总可以原谅的。至于以后会变成三个排或者四个排，那是以后的事。

所他的爱人在乌市。所以他无法享受月假。所以他在登上了童台，将瓦十倍望远镜对准前苏方境内望上一阵后，总要车转身，将望远镜对准茫茫的戈壁，对准戈壁尽处那苍茫的群山，对准通往内地的那一条若有若无的白色小路。

白房子是争议地区。似乎有一篇关于它的，已经准确无误地告诉了你白房子成为争议地区的原因。

那也许是我写的，是一个老兵在回首往事时被一种无法排遗的痛苦所压倒，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驱使，被一种生命体验和哲学契合所启示，于是一挥而就。他不是在创作，而是在记录，因为在那星斗满天的夜晚，他感到有人正站在窗外的半天云中向他口授，他只是被动地记录而已。那一瞬间，理智的我已经死去，神秘之力借助我的躯体完成它的向人类的一纸告知。所以那时我已非我，所以我没有理由接受这篇东西带给我的麻烦和可怜的荣誉。不过，当我如今站在理智之岸，当鹰鬼不再附身时，我仍然愿意用凡夫俗子的推理办法，来解释一切细节的来源和出处，因为我毕竟比别人更了解作者。

茫茫的荒原上有一队士兵，他们居住在一座白房子里。白房子被一圈黑土打成的短墙围定，短墙上布满射击孔。院子里是几条冬青隔成的小路和一个篮球场。一间马号，一个1猪圈，一座厨房。厨房每天定期地用烟囱向天空升起直直的炊烟。正像一首诗所说，它每日三次，用炊烟扬起手臂向祖国问安早安，午安，晚安。有两条小路通向围墙以外的地方，一条通向了望台，一条通向菜地。

通向菜地的小路可以一直通向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团场的驻地，还可以继续通往连长的县城，甚至还可以继续通向阿尔泰山深处那黑森森的要塞。因此，道路上，一辆小车或巡逻车或大车经常会扬起灰尘。而在平时，道路上固定的来访者是一位绿衣邮差。邮差每半个月骑着马来一次。边防站有条十分凶恶的狗，腼碘的兵团小伙子先要站在远处的大沙包上，吆喝一阵子，让我们把狗拦住，他才敢进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