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也会砌鸡舍，红砖红瓦，一间精致的小房子。他是个出色的泥瓦匠，他把一切都做到了细处，从刀功到弥缝，一招一式，他的动作是那样的地道，流畅，得心应手。他做得非常有乐趣。他还砌得一手好灶台，用石灰弥得白白的台面，既清爽，又干净。

总之，这是日常生活里的爷爷，他是那样的朴素，本色。偶尔他也会发脾气，冲着我奶奶，大声地说着什么。他摔过筷子，就像孩子一样，他把碗一推，转身朝屋里走去了。有时候呢，他心情很好，唱着小曲儿，逗我奶奶说些俏皮话。

我奶奶看着我，笑道：“这个老爷爷，真是不害臊呢！”

我听了，觉得很快乐，便大声地笑出来。

政治生活方面呢，我爷爷一生也算风平浪静。各种政治风潮从他身边经过了，都拐了个弯，丝毫没有伤害于他。在“文革”中，他安然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每天读报，开会，学“毛选”。在春夏、夏秋季节，他开始布署防洪、抗旱工作。这时候，微湖闸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甚至在夜里，也有人员在值勤。

我爷爷也被“下放”过，在外地的一个小闸口，当看门人。半年以后又官复原职，重新回到了微湖闸。

他主持的唯一一次批判大会，是在他即将离休之际，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了。我记得是1977年，批判对象是一个青工，理由似乎很不相干，是“作风问题”。

总而言之，在那个年代里，他和他的职工们都活得较为尊严，他们善良，平凡，清白。他们几乎躲过了所有的劫难。有一种时候，也许连他自己也不能够相信，他与那个乱世截然地分开了。他是他，乱世是乱世，它们彼此是不相干的。

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辽阔，那里面有很多空泛的东西，革命和理想，还有主义。热血青年们急于缔造一个新世界，他们手捧“红宝书”，把手按在胸脯上（宣传画里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茫然地睁着眼睛，那空洞的眸子里空有鲁莽和热情。

可是这一切，跟微湖闸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蜇居在一块四方的天底下，那么安稳、踏实，沉着。他们工作，每个月靠微薄的工资生活。他们常常进城去，也许去百货公司买一副有机玻璃发卡，桔红色的，夹在辫子上像横躺着的“8”字，别提多漂亮了。他们并肩走在林荫道上，一家三口，夫妻俩带着一个孩子，很体面的。他们的穿着也很干净，朴素，符合那个时代的对于美的要求。

他们的孩子，也许是个女孩子，那一年也不过才五六岁，是个学龄前儿童，在幼儿园里上大班。她梳着羊角辫，穿着及膝的花布裙子，一蹦一跳地走在她父母的中间。有时候，她也会挣脱父母的手掌，向前跑去了。跑到一棵树底下，她站住了，回头看她的父母。有时候呢，她也会抬头看天空，纯粹出于好玩，她把身体向后仰去，一点一点地，她就要跌倒了。

走至一家电影院门口，他们也会进去看一场电影。

或者呢，他们逛公园去。那时候，公园是不收门票的，公园里也没什么看头，有一些游廊和假山，逛了一圈就出来了。

再或者呢，他们去饭店吃饭。饭店也不大，却是国营饭店，里面的服务员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她们的神情懒懒的，也不怎么爱搭理人。──这一家子人，在饭店里要了两样小炒，一份汤，米饭是用粮票换来的。总之，也难得上一回饭店，也花不了几个钱，也觉得很好。

像我奶奶呢，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平安地做着她的针线活，她的每一个针脚都特别的精细，匀称。偶尔，在做针线的间歇，她也会抬起头来，习惯性的，她拿针尖在头皮上轻轻地划了两下。

那些年她也有六十多岁了吧？头发是花白的，做活的时候需要戴上老花眼镜。她戴眼镜有一种自然明朗的态度，显得她那张扁平宽敞的脸端庄，尊严。

那时候，她并不清楚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有时候会听我爷爷零星地讲起，有时候她想起来了，也会认真地问两句。我爷爷解释给她听，她点着头──可她仍是不明白的。

她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女红，做饭，做家务，伺候我爷爷的日常起居。对于男女情事，闺阁生活，婚丧嫁娶，人情世故，她样样都很精通。她在微湖闸生活了二十年，被所有人尊称为“奶奶”。每当她急匆匆地走在微湖闸的大道上，她拐进了一条甬道，走进了一户人家，人们就知道，她是去调解纠纷了。……她是小脚，慢性子。个子却是高高的，驼驼的，也几乎不识字。她的世界是那样的狭窄，长长的，通向一个有微弱光线的地方。……

这就是我看到的微湖闸，我爷爷，我奶奶，杨站长夫妇，以及很多不相干的小人物（在以后的篇章里，我将继续描述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世界，彼此的话题、生活观、趣味都显得大相径庭。可是把他们放在微湖闸，一切又显得是那样的协调，和睦。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与那个时代隔着很遥远的距离。我是说，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衣着，日常器具，房屋的构造是那个年代的。──他们仅仅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物质里，相对贫乏的，困窘的，饱食终日的。

思想呢，我猜他们是从来不思想的。他们在阳光底下走着路，是冬天的阳光，冷，明亮，白颜色的。他们袖着双手，在太阳底下深深地咳嗽了两声。他们跑起来了，布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嚓嚓”沉闷的声音。他们看见了自己在太阳底下的影子，矮小的，肥的──实实在在的人的影子。天真冷呵，家里的火炉子还在烧吧？家里的孩子呢，大概正在喝热汤取暖吧？

要是夏天呢，他们就去闸上乘凉。闸架在宽阔的河面上，长长的像桥。它是上下两层。上层叫天桥，底层是双桥，分别叫里桥和外桥。这里空气清新，景色怡人。尤其是在晚上，更是水波荡漾，清风徐来。

就这样，吃饱了饭，闲着没事，女人们在家里收拾家务的时候，男人们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拿着芭蕉扇，慢慢地往闸上走去了。想一想，那是怎样的一幅“安乐图”呵，在这样的图景中，也有人是打着赤膊的，他们在肩上挂着一条汗巾，一边走着路，一边把手够到腋下轻轻地捋着。

你瞧，在院子的林荫道上，又走过来两三个人，他们一步三晃地，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他们趿着拖鞋，腋下夹个小板凳，手里卷着一张细凉席，慢慢地走近了。他们经过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这家正在吃饭，便大声地打着招呼，并不停下来，就走过了。

──“还在吃啊？”

──“是噢。来家里再吃一会儿？”

──“不了，到闸上凉快去。”

就这样，他们出了后门，往闸上走去了。天也不过是刚擦黑，闸上的路灯亮了。风从水面上吹过，那样的凉爽，带有水的气息。风跑进了他们的衣衫里了，发出“哗哗”的声音。他们中的一些人，随着风起，突然发出了一声舒服的怪叫，声音就像唿哨一样，流传了很远。

有两个小伙子在赛跑，他们的身姿放松而难看，拖鞋在水泥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们“咿咿呀呀”地叫唤着，诅咒着，笑得“嘎嘎”的。

那些先期而至的人们，已选好了落脚点，安顿了下来。他们抱着胳膊，抽着烟；或者倚在桥栏上，侧身看河面上的光圈。也许他们会谈些什么，比如姑娘，政治──他们把手指伸进鼻孔里，掘宝似的，挖出一大堆鼻垢，然后把它轻轻弹向空中……

在这一章里，我本来要写的是，很多年前的时代背景，它怎样伫立在我们的身后，静静地打量着我们。

我的用意再明确不过了，我想简略地说一下那个年代，我出生在那里，我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和它一起度过的。似乎也可以说，我对它怀有某种浓厚的兴趣。

关于那个乱世，它所留下来的印迹，它的喧嚣和骚动，它的无聊和不安，它的震荡。总之，它肯定在我生活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印迹。我没准备写很多，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

我想，我的得有一个背景，它真实地、隐约地存在着。它可以支撑起我们的生活，我里的人物，他们的欢爱，疼痛，无聊感，贫困。

可就在这时，我的出现了障碍，这障碍维系了两个月，一直不能跳过去。一旦我的思绪触及到所谓的时代背景，我就会变得很茫然。

我只能说，对于那个时代，我的记忆出现了空白。也许对我来说，“文革”它压根儿就不存在。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只是一些人物，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它们是如此的庞大，细碎，具有很多微妙的细节。它们生动、细致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和我达成了某种默契，为我设置了灵动的开关，我的记忆一旦触碰到它们，它们便“腾”地打开了，一切全活了。

我想，我只能服从某种真实。我应该诚实一点，把我所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仅此而已。

而我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生活。它跟时代没有任何关系。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微湖闸的人们，比如杨婶和我奶奶，把她们安置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显得再恰当不过。她们就是女人，只不过，她们恰好生活在微湖闸，又恰好跟着时间一起流到了七十年代。

像我爷爷，杨站长，马会计，卢主任这些男人，他们显然是党员，也在关心时局和政治，可是他们是那样的安静，和善，通晓人情；革命年代里的一切，在他们身上似乎渐渐睡着了。而且，我所见到的他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走路的样子，他们坐在自家的门槛里，他们笑着和人打招呼，他们腊黄着脸，侧转过身轻轻地擤鼻涕。

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生活，它是那样的单调，平安，没有戏剧性。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地重复着。有时候，它甚至让人感到害怕和绝望。难道不是吗，时代以惯常的速度滚滚向前，而他们仍生活在原来的地方，那样的微小，谨慎，认真，永常。

对于那个时代标志性事件的记忆，我也是有的，只一件。我在这里简略地说一下，作为这个章节的结束。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爷爷从城里回来，他脸色阴沉，显得那样的沉痛和悲伤。奶奶坐在墙角削土豆。爷爷走至她身边，蹲了下来，他拿起来一只土豆，看了很久。

他说：“奶奶，周总理没了。”

我清晰地记得，他说的是“没了”。他声音哀伤，压抑，在我的印象中，爷爷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说过话，似乎他的世界都坍塌了。

我们也很难过，我指的是我和奶奶，因为我们也是爱着周总理的。也许爱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我爷爷，他是拿他当“总理”来爱的，他是人民的好总理，一般意义上我们总是这样说的，他克尽公职，鞠躬尽瘁，具有中国人一切美好而朴素的品质，他接近于某种理想，是那个时代的神话。

而我奶奶呢，也许她的爱，更多地来自我爷爷的影响，再说，她是爱着一切人的，她善良，多情；在她的一生中，除了和两个儿媳妇不能和平共处，即使对一个陌生人，她也是和善而通达的；我猜想，她是拿他当一般意义上的人来爱的，他的死，对于她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死，也许让她想起了曾经亡故的一个亲朋；也许她会想起她自己，那一年她六十三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因为身体不好，寿材早于十多年前就预备好了。

而我呢，我的爱是抽空的，单纯的。我只能说，那是我来到人世间的最初几年，所有的感情对于我来说都是第一次的，很茫然的、盲目的、无条件的就发生了。很多年后，我想起自己，即便是生命中最亲近的人的死，比如爷爷奶奶的死，也没让我有刻骨之痛。可是在那年冬天，1976年1月，一个对我来说很抽象的人，──他在我视力所及的生活之外；他的死，让我淌下了眼泪。

那是第一次，一个人的死，它在我的身上造成了如此鲜明的反应，它让我觉得寒冷，静默，无力。我还能记得当年的自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睁着眼睛，拿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我把手伸进袖子里，贴肤搁着。一直搁在那儿。我觉得世界在那一刻，是那样的悲伤，无助。

我奶奶一直在哭，即使下厨房做饭了，她也会腾出手来轻轻地抹眼泪。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喃喃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她抬起头来，看玻璃窗外的天空，晴冷的天气，阳光灿烂，可是使人寒缩；也许她什么也没看见，在那一瞬间，她又拿起了刀，开始削土豆了。这对她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感情代替不了吃饭；悲伤总是难免的，可是吃饭，它永远是吃饭。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了。全中国沉浸在哀悼之中。我奶奶连夜缝制了黑孝，为我缝制了一个红的，她的理由是，小孩子戴红孝才吉利。

第二天，微湖闸的人们自发买了许多花圈，所有人都戴孝。他们说话声音轻轻的，脸色沉重而哀伤，还有一些人眼睛肿得厉害。总之，那是全民的忌日，人民痛失了他们的总理，他是他们的信仰，是他们心目中的神。

很多年后，我想起了那个年代；我想着，一个伟人的死，造成全民性的悲痛，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这是我对于政治年代的唯一记忆，可是，它又是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那样的低沉，朴素，黯然。

我见到的“文革”都在这里了。一个时代的末梢。1976年，国家一下子痛失了三个主要领导人，只不过，毛主席和朱德的死，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想，那时候，微湖闸肯定也举行哀悼仪式了，但是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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