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麒麟程骏李彪孙昶高道悦甄琛高聪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学，美姿容，善骑射。景穆监国，为东曹主书。文成即位，赐爵渔阳男。父亡，在丧有礼。后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进攻升城，师人多伤。及城溃，白曜将坑之。麒麟谏曰：“今方图进趣，宜示宽厚，勍敌在前，而便坑其众，恐三齐未易图也。”白曜从之，皆令复业，齐人大悦。后白曜表麒麟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并攻战器械，于是军须无乏。及白曜被诛，麒麟停滞多年。

孝文时，拜齐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于刑罚，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明公仗节方夏，无所斩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退。麒麟以亲附之人，未阶台官，士人沈抑，乃表请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议从之。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

古先哲王，经国立政，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藉千亩，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政之所先。今京师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人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伏惟陛下天纵钦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载之泽，下有冻馁之人，皆由有司不为其制，长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人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案检，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凶灾，免于流亡矣。

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人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请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振。所谓私人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人无荒年矣。

卒官，遗敕其子，殡以素棺，事从俭约。

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于坐傍。临终之日，唯有俸绢数十疋，其清贫如此。赠散骑常侍、燕郡公，谥曰康。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位秘书中散。卒，赠渔阳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颇有学识，为清河王怿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让弟显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怀，卒亦不袭。及显宗卒，子熙别蒙赐爵，乃以先爵让弟仲穆。兄弟友爱如此。母亡，居丧有礼。子熙为怿所眷遇，遂阙位，待其毕丧后，复引用。及元叉害怿，久不得葬。子熙为之忧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复封，以礼迁葬，誓以终身不仕。后灵太后反政，以叉为尚书令，解其领军。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理怿之冤，极言元叉、刘腾诬誷。书奏，灵太后义之，乃引子熙为中书舍人。后遂剖腾棺，赐叉死。寻修国史。建义初，兼黄门，寻为正。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显宗子伯华又幼，子熙爱友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资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言色。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及伯华在郡，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诉朝廷。明帝诏遣案检，弼遂大见诘让。

尔硃荣之禽葛荣，送至京师。庄帝欲面数之，子熙以为荣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逊，无宜见之。尔硃荣闻而大怒，请罪子熙。庄帝恕而不责。及邢杲起逆，诏子熙慰劳。杲诈降，子熙信之。迁至乐陵，杲复反，子熙还。坐付廷尉，论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领著作，以奉册勋，封历城县子。天平初，为侍读，除国子祭酒。子熙俭素安贫，常好退静。迁鄴之始，百司并给兵力，时以祭酒闲务，止给二人。或有令其陈请者，子熙曰：“朝廷自不与祭酒兵，何关韩子熙事。”论者高之。元象中，加卫大将军。

先是，子熙与弟娉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后遂与寡妪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惭恨，遂以发疾。卒，遗戒不求赠谥，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谒。武定初，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刚直，能面折廷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尝与显宗校试，抄百余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后兼中书侍郎。既定迁都，显宗上书：

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愿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佥尔如归。

二曰：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乱主必以奢侈贻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故能基宇开广，业祚隆泰。今洛阳基趾，魏明所营，取讥前代。伏惟陛下损之又损之。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洫，使寺署有别，士庶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

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衔橛之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

四曰：窃惟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虑万机，晷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与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熙无疆之祚。庄周有言：“形有待而智无涯，以有待之形，役无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

孝文颇纳之。显宗又上言：

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苟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皁隶矣。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法也。是以有国有家，必以刑法为政，生人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罚，罚必当辜，则虽以捶挞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侥幸，则虽参夷之诛，不足以肃。自太和以来，未多坐盗弃市，而远近肃清。由此言之，止奸在于防检，不在严刑。今州郡牧守，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亦咸以深酷为无私，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要，遇下如仇雠。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

又曰：昔周王为犬戎所逐，东迁河洛，镐京犹称宗周，以存本也。光武虽曰中兴，实自草创，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废旧。今陛下光隆先业，迁宅中土，稽古复礼，于斯为盛。按《春秋》之义，有宗庙谓之都，无谓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以光万叶。

又曰：“伏见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人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浑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官，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伎作官涂，得与膏梁华望接闬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亏盛美？

又曰：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人，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非所以疆域物士，必也正名之谓也。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爰及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赉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在朝诸贵，受禄不轻，土本被绮罗，仆妾厌梁肉，而复厚赉屡加，动以千计。若分赐鳏寡，赡济实多。如不悛革，岂“周急不继富”之谓也？

又曰：诸宿卫内直者，宜令武官习弓矢，文官讽书传。无令缮其蒲博之具，以成亵狎之容，徙损朝仪，无益事实。如此之类，一宜禁止。

帝善之。

孝文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谓程灵虬曰：“卿与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显宗曰：“臣才第短浅，比于崔光，实为隆渥。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昔扬雄著《太玄经》，当时不免覆甕之谭，二百年外，则越诸子。今臣所撰，虽未足光述帝载，然万祀之后，仰观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谢钦明于《唐典》，慎徽于《虞书》。”帝曰：“假使朕无愧于虞舜，卿复何如尧臣？”显宗曰：“陛下齐踪尧、舜，公卿宁非二八之俦。”帝曰：“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曰：“臣仰遭明时，直笔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优于迁、固也。”帝哂之。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

帝曾诏诸官曰：“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恆有常分。朕意所为可，复以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梁兒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耳。”冲谓诸卿士曰：“适欲请救诸贤。”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敢不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惟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帝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俊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后为本州中正。

二十一年，车驾南征，以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次赭阳，齐戍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蛮贼，来击军营。显宗拒战，斩法援首。显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见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禽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勋，诚合茅社，须赭阳平定，检审相酬。”新野平，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显宗上表，颇自矜伐，诉前征勋。诏曰：“显宗进退无检，亏我清风，付尚书推列以闻。”兼尚书张彝奏免显宗官。诏以白衣守谘议，展其后效。显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愤结。二十三年卒。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阳勋，赐爵章武男。子伯华袭。

程逡，字驎驹，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凉州。祖父肇，吕光人部尚书。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延明，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延明谓门人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亚之也。”骏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不可以经世。骏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爽性，则冲真丧。”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凉州平，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践阼，为著作郎。皇兴中，除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骏实史才，方申直笔，请留之。书奏，从之。献文屡引骏与论《易》、《老》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暢。”问骏年，对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陛下尊过西伯。觊天假余年，竭《六韬》之效。”

延兴末，高丽王琏求纳女于掖庭，假骏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持节如高丽迎女。骏至平壤城。或劝琏曰：“魏昔与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险故也。今若送女，恐不异于冯氏。”琏遂谬言女丧。骏与琏往复经年，责琏以义方。琏不胜其忿，遂断骏从者酒食，欲逼辱之，惮而不敢害。会献文崩，乃还。拜秘书令。

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寮评议，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未见预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一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书奏，从之。文明太后谓群臣曰：“言事，固当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又诏曰：“骏历官清慎，言事每惬。门无挟货之宾，室有怀道之士。可赐帛六百匹，旌其俭德。”骏悉散之亲旧。

性介直，不竞时荣。太和九年正月病笃，遗命曰：“吾存尚俭薄，岂可没为奢厚哉。昔王孙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颇亦矫厉。可敛以时服，明器从古。”初骏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侍御师徐謇诊视，赐以汤药。临终，诏以小子公称为中散，从子灵虬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伤惜之。赐东园秘器、朝服一称、帛三百匹，赠兗州刺史、曲安侯，谥曰宪。所作文章，自有集录。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也，孝文赐名焉。家寒微，少孤贫，有大志，好学不倦。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既而还乡里。平原王陆睿年将弱冠，雅有志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路由冀、相，闻彪名而诣之。修师友之礼，称之州郡遂。遂举孝廉，至京师，馆而受业焉。高闾称之朝贵，李冲礼之其厚，彪深宗附之。

孝文初，为中书教学博士。后假散骑常侍、卫国子，使于齐。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已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体，遗落时事。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上封事七条，曰：

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宫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夫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可胜言哉！汉文时，贾谊上疏，云今之王政可为长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楚王好瘠而国有饥人。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岂楚、越之人易变如彼，大魏之士难化如此？此盖朝制不宣，人未见德使之然耳。臣愚以为第宅车服，自百官以下至于庶人，宜为其等制。使贵不逼贱，卑不僭高，不可以称其侈意，用违经典。

其二曰：

《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则祭无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黎元，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弗以义方教厥冢子，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飨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道在于师傅。故《礼》云：“冢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非唯予之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日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诏导太子。诏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事幸甚矣。

其三曰：

《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困乃加，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人必事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害。

臣又闻前代明王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其四曰：

汉制，旧断狱报重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不十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曰：“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之典宪，犹或阙然。今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其五曰：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饰。此君之所以礼贵臣，不明言其过也。臣有大谴，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室而请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圣朝宾遇大臣，礼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负罪当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遣之日，深垂隐愍，言发凄泪，百官莫不见，四海莫不闻，诚足以感将死之心，慰戚属之情。然恩发于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陈末见。

昔汉文时，人有告丞相勃谋反者，逮系长安狱，顿辱之与皁隶同。贾谊乃上书，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夫贵臣者，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吏人为共俯伏而敬贵之。其有罪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束缚之，输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骂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及将刑也，臣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下狱。良由孝文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时，安可陈瞽言于朝？且恐万世之后，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焉得行恩当时，不著长世之制乎。

其六曰：

《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右离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军马仍华，衣冠犹饰。宁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其七曰：

《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缘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丧礼稍亡，是以要纟至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人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著令以为常。

圣魏之初，拨乱反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丁大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效庙之祀；鸣玉垂緌，同节庆之宴。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父母丧者，皆得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官者，则优旨慰喻，起令视事。但综理所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戎之警，墨缞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

帝览而善之，寻皆施行。彪稍见礼遇。诏曰：“彪虽宿非清第，代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优吏职，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特迁秘书令。以参议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其年，加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

齐遣其主客郎刘绘接对，并设宴乐。彪辞乐。及坐，彪曰：“向辞乐者，卿或未相体。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极，故有今者丧除之议。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缞裳，犹以素服从事。裴、谢在北，固应具此。今辞乐，想卿无怪。”绘答言：“请问魏朝丧礼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逾月。今圣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训之厚德，报于殷、汉之间，可谓得礼之变。”绘复问：“若欲遵古，何不终三年？”彪曰：“万机不可久旷，故割至慕，俯从群议。服变不异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谓失礼？”绘言：“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彪曰：“圣朝自为旷代之制，何关许人。”绘言：“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万机何虑于旷？”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亲揽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机务。主上亲揽，盖远轨轩、唐。”彪将还，齐主亲谓彪曰：“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齐主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当以殊礼相送。”遂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其见重如此。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謇博。后为御史中尉，领著作郎。

彪既为孝文所宠，性又刚直，遂多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帝常呼为李生，从容谓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后除散骑常侍，领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群臣于流化池，谓仆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国得贤之基。”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冲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珰，右珥蝉冕。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僭逸。坐与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惧。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狱。”冲又表曰：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二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达，参与言宴，闻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臣虽下愚，辄亦钦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执志径行，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佥手。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司空及领军诸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时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语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曰：“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终竟不取。即言：“南台所问，唯恐枉活，终无枉死。”时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实者多，又心难彪，遂各默尔。因缘此事，臣遂心疑有滥，知其威虐。犹谓益多损少，故不以申彻，实失为臣知无不闻之义。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臣与任城卑躬曲己，其所欲者无不屈从。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亟投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列无证，宜放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

帝在悬瓠，览表叹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处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

彪寻归本乡。帝北幸鄴，彪野服称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为已死。”彪对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悦，因谓曰：“朕期卿每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卿应报国，尽心为用，近见弹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谴，为朕与卿？为宰事？为卿自取？”彪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实非陛下横与臣罪，又非宰事无辜滥臣。臣罪既如此，宜伏东皋之下，不应远点属车之清尘。但伏承圣躬不豫，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非谢罪而来。”帝曰：“朕欲用卿，忆李仆射不得。”帝寻纳宋弁之言，将复采用。会留台表至，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理有诬抑，奏请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听以牛车散载，送之洛阳。会赦得免。

宣武践阼，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彪乃表曰：

惟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圮，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达之士，以充麟阁之选。于时忘臣众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纳，授臣丞职，猥属斯事，无所与让。高祖时诏臣曰：“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坠。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崇祖宗之业，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无天地。赖遇陛下体明睿之真，应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烛物，履静恭以和邦。天清其气，地乐其静，可谓重明叠圣，元首康哉。《记》曰：“善迹者欲人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故《传》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先皇之茂勋圣达，今王之懿美洞鉴，准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时哉时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仪者，先皇之陶钧也。齐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虑周四时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烛也。迁都改邑者，先皇之达也。变是协和者，先皇之鉴也。思同书轨者，先皇之远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礼由岐阳者，先皇之义也。张乐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銮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礼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肃也。亲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兗实无阙者，先皇之德也。开物成务者，先皇之贞也。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谦尊而光，为而弗有者，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诚宜功书于竹素，声播于金石。

臣窃谓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其明，小则与四时并其茂，故能声流无穷，义昭来裔。是以金石可灭，而风流不泯者，其唯载籍乎。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斯不唯其性，盖言习之所得也。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鉴之轨辙，后镜之蓍龟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伯喈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时也。今大魏之史，职则身贵，禄则亲荣，优哉游哉，式穀令尔休矣！而典谟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并以文才见举，注述是同，并登年不永，弗终茂绩。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共掌此务，今徙他职，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虽不移任，然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

臣闻载籍之兴，由于大业；雅颂垂荐，起于德美。昔史谈诫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臣虽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于此。语曰：“患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为。”臣诚不知，强欲为之耳。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近则准《晋史》之绍统，推名求义，欲罢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须。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月可就，远则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

时司空北海王详、尚书令王肃许之。肃以其无禄，颇相赈饷。遂在秘书省，同王隐故事，白衣修史。

宣武亲政，崔光表曰：“臣昔为彪所致，与之同业积年，其志力贞强，考述无倦。顷来契阔，多所废离，近蒙收起，还综厥事。老而弥厉，史才日新。若克复旧职，专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阐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历高班，纤负微愆，应从涤洗。愚谓宜申以常伯，正绾著作。”宣武不许。诏彪兼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请不行。卒于洛阳。

始彪为中尉，号为严酷。以奸款难得，乃为木手击其胁腋，气绝而复属者时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杀之。及彪病，体上往往疮溃，痛毒备极。赠汾州刺史，谥曰刚宪。彪在秘书岁余，史业竟未及就，然区分书体，皆彪之功。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其余著诗颂赋诔章表别有集。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交，弁为大中正，与孝文私议，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彪亦知之，不以为恨。弁卒，彪痛之无已，为之哀诔，备尽辛酸。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乃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非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友，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及为雍州，彪诣澄，为志求其府寮。澄释然为启，得为列曹行参军，时称澄之美。

志字鸿道，博学有才干，年十余，便能属文。彪奇之，谓崔鸿曰：“子宜与鸿道为二鸿于洛阳。”鸿遂与交款往来。

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尝窃谓所亲曰：“此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后，宣武闻其名，召为婕好。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爱。公私坐集，必自称咏，由是为孝文所贵。及彪亡后，婕妤果入掖廷，后宫咸师宗之。宣武崩后，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

志历官所在著绩。桓叔兴外叛，南荆荒毁，领军元叉举其才任抚导，抉为南荆州刺史。建义初，叛入梁。

志弟游，有才行。随兄志在南荆州，属尔硃之乱，与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杂交游。幼年已解属文，有声洛下。时洛阳初置明堂，昶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也。初谒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资给，令入太学。周文每见学生，必问才行于昶。昶神情清悟，应对明辩，周文每称叹之。绥德公陆通盛选僚采，请以昶为司马，周文许之。昶虽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决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仪注。累迁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虽处郎官，周文恆欲以书记委之。于是以为丞相府记室参军、著作郎、修国史，转大行台郎中、中书侍郎，又转黄门侍郎，对临黄县伯。尝谓曰：“卿祖昔在中朝，为御史中尉；卿操尚贞固，理应不坠家风。但孤以中尉弹劾之官，爱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职久旷，无以易卿。”乃奏昶为御史中尉，赐姓宇文氏。

六官建，拜内史下大夫，进爵为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录。保定初，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御正中大夫。时以近侍清要，盛选国华，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则、中都公陆逞、临淄公唐瑾等并为纳言。寻进爵为公。五年，出为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诏许之。未至京，卒，赠相、瀛二州刺史。

昶，周文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关右，自少及终，不饮酒听乐。时论以此称焉。子丹嗣。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弘建德令。太武东讨，率部归命，授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莜县。

道悦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后为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书侍御史薛聪、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绾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孝文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诏曰：“道悦资性忠笃，禀操贞亮。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王公惮其风鲠，朕实嘉其一至，謇谔之诚，何愧黯、鲍也。其以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如故。”

车驾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时宫阙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鄴。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谏，以为阙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损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于是帝遂从陆路。转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严然难犯，宫官上下，咸畏惮之。

太和二十年秋，车驾幸中岳，诏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潜谋还代，忿道悦前后规谏，遂于禁中杀之。帝甚加悲惜，赠散骑常侍、营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葬于旧茔，谥曰贞侯。宣武又追录忠概，拜长子显族给事中。显族亦以忠厚见称，卒于右军将军。

显族弟敬猷，有风度。萧宝夤西征，引为骠骑司马。及宝夤谋逆，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潜图义举，谋泄见杀。赠沧州刺史，听一子出身。道悦长兄嵩，字昆仑，魏郡太守。

嵩弟双，清河太守。坐黩货，将刑于市，遇赦免。时北海王详为录尚书事，双多纳金宝，除司空长史。后为凉州刺史，专肆贪暴，以罪免。后货高肇，复起为幽州刺史。以贪秽被劾，罪未判，遇赦复任。未几而卒。

双弟观，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鸾司马。南征赭阳，先驱而殁，谥曰闵。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汉太保邯之后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闺门之内，兄弟戏狎，不以礼法自居。学览经史，称有刀笔。而形貌短陋，鲜风仪。举秀才，入都积岁，颇以奕棋弃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仓头，常令执烛，或时睡顿，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后不胜楚痛，乃曰：“郎君辞父母仕宦，若为读书执烛，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琛怅然惭感。遂从许赤彪假书研习，闻见日优。太和初，拜中书博士，迁谏议大夫，时有所陈，亦为孝文知赏。宣武践阼，以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

《月令》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禽兽者，皆野虞教导之。其迭相侵夺者，罪之无赦。此明导人而弗禁，通有无以相济也。《周礼》虽有川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必令取之有时。斯所谓鄣护在公，更所以为人守之耳。今者天为黔首生盐，国为黔首鄣护。假获其利，犹是富专口龂，不及四体也。且天下夫妇，岁贡粟帛，四海之有，备奉一人；军国之资，取给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贫，而苟禁一池？臣每观上古爱人之迹，时读中叶骤税之书，未尝不叹彼远大，惜此近狭。今伪弊相承，仍崇关廛之税。大魏宏博，唯受谷帛之输。是使远方闻者，莫不歌德。语称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难，人君之祸。夫以府藏之物，犹以不施而为灾，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愿弛盐禁，使沛然远及。依《周体》置川衡之法，使之监导而已。

诏付八坐议可否以闻。彭城王勰、兼尚书邢峦等奏：

琛之所列，但恐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是用迟回，未谓为可。窃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恆恐财不赒国，泽不厚人，故多方以达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货山泽，轻在人之贡；立税关市，裨十一之储。收此与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为身也。所谓集天地之产，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赈造物之贫。禁此泉池，不专太官之御；佥此匹帛，岂为后宫之资。既润不在己，彼我理一，积而散之，将焉所吝。然自行以来，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无方，非兴之者有谬。至使朝廷识者，听营其间。今而罢之，惧失前旨。宜依前式。

诏曰：“司盐之税，乃自古通典，然兴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实所谓助政毗俗者也。可从其前计，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

诏琛参八坐议事，寻正中尉。迁侍中，领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绳纠贵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于时赵修宠贵，琛倾身事之。琛父凝为中散大夫，弟僧林为本州别驾，皆托修申达。至修奸诈事露，明当收考，今日乃举其罪。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然告人曰：“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识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与黄门郎李凭以朋党被召诣尚书。兼尚书元英、邢峦穷其阿附之状。琛曾拜官，诸宾悉集，峦乃晚至。琛谓峦：“何处放蛆来，今晚始顾？”虽以言戏，峦变色衔忿。及此，大相推穷。司徒、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奏曰：

谨案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纠擿是司。风邪响黩，犹宜劾纠，况赵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齿？而琛尝不陈奏，方更往来，中外影响，致其谈誉。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亏先皇之选典，尘圣明之官人。又与黄门郎李凭，相为表里。凭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衅彰，方加弹奏。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谨依律科从，请以职除。其父中散，实为叨越，虽皇族帝孙，未有此例。既得不以伦，请下收夺。李凭朋附赵修，是亲是仗，缁点皇风，尘鄙正化，此而不纠，将何以肃整阿谀，奖厉忠概？请免所居官以肃风轨。

奏可。琛遂免归本郡。左右相连死黜者二十余人。

始琛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长史。及贵达，不复请归，至是乃还。供养数年，遭母忧。母钜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鱼肉菜果珍美口实者，必令僮仆走奉其母，乃后食焉。琛母服未阕，复丧父。琛于茔兆内手种松柏，隆冬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专事产业，躬亲农圃，时以鹰犬驰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犹上表陈情。

久之，复除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见亲宠。委以门下庶事，出参尚书，入厕帷幄。孝文时，琛兼主客郎，迎送齐使彭城刘缵。琛钦其器貌，常叹咏之。缵子昕为朐山戍主。昕死，家属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纳昕女为妻。婚日，诏给厨费。琛所好悦，宣武时调戏之。迁河南尹，黄门、中正如故。琛表曰：

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检察故也。今择尹既非南金，里尉铅刀而割，欲望清肃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廕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比之边县，难易不同。今难彼易此，实为未惬。

王者立法，随时从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观之，不便则改。今闲官静任，犹听长兼，况烦剧要务，不得简能下领。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

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后皆踵焉。

转太子少保，黄门如故。及高肇死，琛以党不宜复参朝政，出为营州刺史，迁凉州刺史。犹以高氏之昵，不欲处之于内。久之，为吏部尚书。未几，除定州刺史。固辞曰：“陛下在东宫，崔光为少傅，臣为少保，今光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开国公。故仆射游肇时为侍中，与臣官阶相似；肇在省为仆射，死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适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生师保不如死游肇。”诏书慰遣之。琛既至乡，衣锦昼游，大为称满；政体严细，甚无声誉。

崔光辞司徒之授也，琛与光书，外相抑扬，内实附会。光亦揣其意，复书以悦之。征为车骑将军、特进，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诏赐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诏给东园秘器，赠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加后部鼓吹。太常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

案礼，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阖棺然后定谥，皆累其生时美恶，所以为将来劝戒；身虽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为褒贬之实也。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观其状也，则周、孔联鏕，伊颜接衽。论其谥也，虽穷文尽武，无或加焉。然今之博士与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状，又先问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为议上。都不复斟酌与夺，商量是非。致号谥之加，与泛阶莫异；专以极美为称，无复贬降之名。礼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状，至德与圣人齐踪，鸿名共大贤比迹，文穆之谥，何足加焉。但比来赠谥，于例普重，如甄之流，无不复谥。谓宜依谥法，慈惠爱人曰孝，宜谥曰孝穆公。

自今以后，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状如此，言辞流宕，无复节限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仍踵前来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

诏从之。琛祖载，明帝亲送，降车就舆，吊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诸子。

琛性轻简，好嘲谑，故少风望。然明解有干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师傅之义而加礼焉。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及《家晦》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

琛长子侃，字道正，位秘书郎。性险薄，多与盗劫交通。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司州所劾，淹在州狱。琛大以惭慨。广平王怀为牧，与琛先不协，欲具案穷推。琛托左右以闻，宣武敕怀宽放。怀固执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废，卒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学，颇更吏事。琛启除秘书郎。宣武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后稍迁尚书仪曹郎。有当官之称。明帝末，丁忧在乡，定州刺史广阳王深召楷兼长史，委以州任。寻属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人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内先有燕、恆、云三州避难户，修礼等声云，欲将此辈共为举动。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杀之，以威外贼。及刺史元冏、大都督扬津等至，楷乃还家。后修礼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载棺巡城，示相报复。孝庄时，征为中书侍郎。后齐文襄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卒，赠骠骑将军、秘书监、沧州刺史。

琛从父弟密，字叔雍。清谨少嗜欲，颇涉书史。疾世俗贪竞，乾没荣宠，曾为《风赋》以见意。后参中山王英军事。英钟离败退，乡人苏良没于贼中，密尽私财以赎之。良归，倾资报密。密一皆不受，曰：“济君之日，本不求货，岂相赎之意。”及葛荣侵扰河北，诏密为相州行台，援守鄴城。庄帝以密全鄴勋，赏安市县子。孝静初，为卫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誉。出为北徐州刺史，卒官。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曰靖。

琛同郡张纂，字伯业。祖珍，字文表，慕容宝度支尚书。道武平中山，入魏，卒于凉州刺史，谥曰穆。纂颇涉经史，雅有气尚，交结胜流。为乐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纳。闻御史至，弃郡逃走，于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赠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业，不应州郡之命。

子宣轨，少孤，事母以孝闻。累迁相州抚军府司马。宣轨性通率，轻财好施。属葛荣围城，与刺史李神有固守效，以功赐爵中山公。后坐事死鄴。纂从弟元宾，位奉朝请。及外生高昂贵达，启赠瀛州刺史。

高聪，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轨，随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剧县。父法昂，少随其车骑将军王玄谟征伐，以功至员外郎，早卒。聪生而丧母，祖母王抚育之。大军攻克东阳，聪徙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为。族祖允视之若孙，大加赒给。聪涉猎经史，颇有文才。允嘉之，数称其美，言之朝廷，由是与少游同拜中书博士。转侍郎，为高阳王雍傅，稍为孝文知赏。太和十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齐。后兼太子左率。

聪微习弓马，乃以将略自许。孝文锐意南讨，专访王肃以军事。聪托肃，愿以偏裨自效。肃言于帝，故假聪辅国将军，受肃节度，同援涡阳。聪躁怯少威重，及与贼交，望风退败。孝文恕死，徙平州。行届瀛州，刺史王质获白兔，将献，托聪为表。帝见表，顾王肃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肃曰：“比高聪北徙，或其所制。”帝悟曰：“必应然也。”

宣武初，聪复窃还京师，说高肇废六辅。宣武亲政，除给事黄门侍郎，后加散骑常侍。及幸鄴还，于河内怀界，帝射矢一里五十余步。侍中高显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遂刊铭射所，聪为之词。赵修嬖境，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聪每见修，迎送尽礼。聪又为修作表，陈当时便宜，教其自安之术，由是迭相亲狎。修死，甄琛、李凭皆被黜落，聪深用危虑，而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获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势，聪倾身事之；及死，言必毁恶。茹皓之宠，聪又媚附，每相招命，称皓才识非修之俦。乃因皓启请田宅，皆被遂许。及皓见罪戮，聪以为死之晚也。其薄于情义皆如此。

侍中高显为护军，聪代兼其任。显与兄肇疑聪间构而求之。聪居兼十余旬，出入机要，言即真，无远虑，藉贵因权，耽于声色，贿纳之音，闻于遐迩。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陈聪罪，出为并州刺史。聪善于去就，知肇嫌之，侧身承奉，肇遂待之如旧。聪在并州数岁，多不率法，又与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为大使御史举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寝缓。宣武末，拜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明帝践阼，以其素附高肇，出为幽州刺史。寻以高肇之党，与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为中尉元匡所弹，灵太后并特原之。聪遂废于家，断绝人事，唯修营园果，世称高聪梨，以为珍异。又唯以声色自娱。后拜光禄大夫，卒。灵太后闻其亡，嗟惋良久。赠青州刺史，谥曰献。

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及病，欲不适他人，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聪所作文笔二十卷。长子云，字彦鸿，位辅国将军、中散大夫。河阴遇害，赠兗州刺史。

论曰：韩麒麟由才器识用，遂见纪于齐士。显宗以文学自立，而时务屡陈；至于实录之功，未之闻也。子熙清尚自守，荣过其器。程骏才业见知，盖当时之长策。李彪生自微族，见擢明世，輶轩骤指，声骇江南，执笔立言，遂为良史。逮于直绳在手，厉气明目，持坚无术，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彪之谓也。高道悦謇直之风，见惮于世，丑正贻祸，有可悲乎！甄琛以学尚刀笔，早树声名；受遇三朝，终至崇重。高聪才尚见知，名位显著。而异轨同奔，咸经于危覆之辙，惜乎！

译文：

韩麒麟，是昌黎棘城人，自称是漠代大司马韩增的后代。父亲韩瑚，任秀容、平区二郡太守。麒麟从小好学，姿态容貌很美，善于骑马射箭。景穆监理国事，他为东曹主书。文成帝即位，赐给他爵号为渔阳男。父亲死后，服丧符合礼制。后来为征南将军慕容白曜的参军事。进攻升城，军队伤亡很大，等到升城敌军被打败，白曜准备将城里剩下的人活埋。麒麟劝谏说：“现在正在谋划向前推进，应该表示出我军的宽大政策，强敌当前，而随便把人都活埋了，恐怕三齐不会容易攻下。”白曜听从了他的劝说，让城里人各复原业，齐州地方的人非常高兴。后来白曜上表举荐麒麟和房法寿对应任冀州刺史。白曜进攻东阳，麒麟捐献租粮六十万斛，同时还有攻战器械，因此军队的物资才不缺乏。等到白曜被处决，麒麟多年滞留原职。

孝文帝时，任命为齐州刺史，暂焉魏昌侯。在任上很少使用刑罚，从事刘普庆劝他说：“您凭着朝廷的符节管理中夏地区，不诛杀什么人，怎么能显示您的威严？”麒麟说：“人家不犯法，我去处决谁呢？如果一定要靠杀人断狱来建立威严的名声，应该用你来作为对象。”普庆惭愧恐惧而退。麒麟认为刚刚归附朝廷的人，没有在台省当官的机会，士人受压制而被埋没，于是上表启请朝廷，如果刺史太守官职有空缺，应该选用当地豪门大姓，增设官员，广泛招揽贤才，这就可以使显族获得荣耀，优秀人才得到任用，百姓感慕朝廷恩德而安居乐业，或许就在于此。朝廷讨论接受了他的建议。

太和十一年，京城发生了大饥荒，麒麟上表陈述自己对时事的看法说：

古代的圣王，治国孰政，要储蓄九个丰年的收成，这才叫做太平盛世。所以帝王要亲自耕种田地，以作为老百姓的表率。故而能做到衣食丰足，礼教兴盛。至于中古时代，仍能崇尚农业，交纳粮食给国家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同样赐予爵位，努力耕种的人与具有孝悌德行的人同样受到奖赏。逭实在是历代帝王的常规，执政治国首要的原则。现在京城人口众多，不种田的人多，游手好闲的人，占了三分之二。一个男子不种地，就有人要受饿，更何况像现在这样，不种地的男子成千上万？所以去年山东地区遭受水灾，就有人饿死，今年秋天京城地区遇到旱灾，就谷价飞涨，这实际是因为农民没有受到鼓励去勤奋耕作，一向没有粮食储蓄所造成。

皇上是上天赐给百姓的圣明君主，道德与日月齐光，现在之所以皇上普降浩大的恩泽，而下有受冻挨饿的百姓，都是因为官府不能制定很好的制度，行政官吏们不关心农业生产所致。天下太平年岁已经很久，丰收连年，人们竞相崇尚繁华奢侈，逐渐养成了浪费的习惯。导致耕种的人一天天减少，荒芜的田地一天天增多，府库的粮食布帛耗尽，而市场上充满着珠宝财货，家襄缺衣少食，而道路上人人穿着华丽，饥饿挨冻的根源，实际就在这里。我认为凡是珍宝好玩的物品，都应禁止通行。红白喜事的礼仪，刹定完备的规格制度，使贵贱有所区别，而人们都回归朴素。统计全国的男女数量，根据人口多少授予田亩，执政官吏四季来回巡视，朝廷的使者一年作一次核对检查，殷勤地督促鼓励，严格赏罚制度。几年之后一定会盈余而丰赡，即使遇到灾荒年，也可以免于逃荒饿死。

去年调查户籍，田租赋税轻而少。我所绕辖的齐州，租粮仅够供应州官的俸粮，差不多设有存入仓库的。虽然这样对百姓有利，但却不能维持长久。假如有战争爆发，或者遭受了天灾，恐怕供应的方面，就找不到可以拿来供给调济的东西。请求减少农民交纳的绢和布，增加上交的粮食，年成好的时候多积蓄一些，年成不好的时候拿出来赈济。所以说私人的粮谷，托存在官府那里，官府那里有往年积蓄的粮食，那么百姓就没有荒年了。

在官任上去世，遗嘱教他的儿子用没有装饰的棺材下葬，—切依节约的原则行事。

麒麟立身性情恭谨，总是在身边放置有一套国家颁布的法律条文。临终的时候，只有作为俸禄的绢几十匹，他就是这样清贫。追赠为散骑常侍、燕郡公，谥号为康。大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任秘书中散。去世，追赠为渔阳太守。

儿子子熙，字符雍。从小就注重自我修饰，很有学问见识，任清河王元惮的郎中令。当初，子熙把父亲的爵位让给弟弟显宗，显宗不接受，子熙为成全他父亲一向的心愿，始终没有继承爵位。等到显宗死后，子熙另外得到了朝廷赐给的爵位，就将原先的爵位让给了弟弟仲穆。他们兄弟间就是这样友爱。母亲去世，他服丧有礼节。子熙受到元惮的关注礼遇，因而元悍将职位空缺起来，等他服完母孝之后，再加以任用。筹到元叉加害元惮，长久不能归葬。子熙为他忧伤憔悴，独自退居在乡间，常说清河王如果不恢复封赠，按礼制归葬，发誓终生不出去做官。后来灵太后重新执政，任命元叉为尚书令，解除了他的领军之职。子熙与元惮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櫊、宾客张子慎一起上书朝廷，为元惮伸冤，极言元叉、刘腾诬陷加罪。上书递呈之后，灵太后主持讨论这件事，便提拔子熙为中书舍人。后来将刘腾剖棺暴尸，将元叉赐死。不久修撰国史。建义初年，任兼黄门，不久为正黄门。

子熙自己坚持清白的操守，不和别人交往。又很小兢成了孤儿，被叔父显宗抚养成人。等到显宗去世，显宗的儿子伯华年龄又小，子熙对他友爱等同一父所生，长大后还住在一起，车马资产财物，随他花费使用，不曾在言辞脸色上有不高兴的表现。又上书朝廷分自己的官阶给伯华，因此任命伯华为柬太原太守。等到伯华到郡上任，遭到刺史元弼的污辱，子熙便向朝廷哭泣投诉。明帝下诏派人调查处理，元弼遭到强烈责问。

氽朱荣活捉了葛荣，押送到京城。庄帝想当面历数他的罪状，子熙认为葛荣既是首恶，自知一定会处死，恐怕会言辞不逊，不适宜见面。余朱荣听说这事大怒，请求将子熙治罪。庄帝宽恕他不加责备。等到邢呆反叛，下诏让子熙去加以安抚，邢呆诈称投降，子熙相信了他。返回走到乐陵，邢杲又叛变了。子熙回到朝廷，被判罪交付廷尉审处，判决要斩首，被饶恕性命免除官职。孝武初年，任著作之职，因为奉行册封的功勋，赐给爵位历城县子。天平初年，任侍读，任命为园子祭酒。子熙俭约朴素安于清贫，总喜欢退处闲静。刚迁都邺都的时候，百官都配有兵卒，当时因为祭酒是个清闲职务，只配给两名士兵。有人让他上表陈述请求增加配兵，子熙说：“朝廷自己不给我配兵，关我韩子熙什么事。”评论的人们对他评价很高。元象年间，加官卫大将军。

旱先子熙为弟弟娶王氏为妻，王氏是姑母的女儿，生有两个儿子。子熙还没结婚，后来便和寡妇李氏通奸而生下三个儿子。王氏、李氏两人不和，先后互说短处，子熙为这事惭愧抱憾，于是发病。去世，遣嘱告诫家人不要请求追赠谥号，他的儿子没有遵照奉行，到朝廷去请求。武定初年，追赠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兴宗的弟弟显宗，字茂亲。刚直不阿，能在朝廷面折和廷诤，也很有才学。有个和尚法抚，三齐一带都称赞他聪明，曾与显宗比试才能，抄写一百多人的姓名，各人一遍，紧接着复述叫出这垄姓名，法抚还有一两处错误，显宗完全没有错。法抚赞叹说：“我生平以来，只佩服你一人。”

太和初年，选拔秀才，对策马甲等，任命为著作佐郎。后来兼任中书侍郎。已决定迁都，显宗上书说：

第一：我听说皇上今年夏天如果不巡幸三齐，就将要去中山，我私下认为这一决定不是好计策。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应早日停息徭役，京城洛阳应该尽速建成，节省费用就可以减轻徭役，合计功效则洛阳容易建成。愿皇上早日回到北京，以节省各州沿途供奉的费用，则南方各州免除了杂徭的烦忧，北都平息了分崩离析的怨叹，洛京还可以按时建成，迁移的人都会如同回家一样。

第二：自古以来圣明帝王必以俭约为美德，乱国昏君必定奢侈自贻后患。在前朝，都轻视宫室建造而致力于经国方略，所以他们能够使国家的基础广大雄厚，事业兴旺发达。现在洛阳的基础，是魏明帝经营的，遭到前代的讥讽。我希望皇上应该碱损再碱损。原来北都的富户人家，相互问攀比着修建华丽屋宇，如今趁迁移的机会，应重申禁令，让贵贱都有检东，不能超过规定。将街衢修得宽广平直，疏通沟渠，使寺庙官府有所区别，士人庶民分开居住，为后来百代建立永不可变的规范。

第三：我听说皇上回洛阳，仅带几千骑兵，我认为皇上很不应该这檬做。家有千金之人，也坐在家襄不肯下堂，更何况万乘之尊，富有天下。清除路上的一切再出发，尚且担心会有车马失控，何况要长途跋涉而不三思而后行呢？

第四：我觉得皇上耳听佛音，目视经典，口要应对百官，心要日理万机，太阳偏西才吃饭，夜半时分才就寝，加上孝敬思念，随时间的增长而加深，文章之功，日益完善。虽圣明所用也不烦多，但这并不是保神养性的方法，为的是水保万年的基业。庄子曾说：“形体有它的依凭而智识却没有边际，以有依赖的形体，去受无边际的智识役使，那是危险的。”这是愚臣我所感到不安的。

孝文帝采纳了他的很多建议。显宗又上书：

前代录用士人，一定要先正名分，所以有贤良方正的名称。现在州郡选拔察举的人才，只有秀才、孝廉的名目，而没有秀才、孝廉的实质。而朝廷仅考核这些人的名声门阀是否属实，不再弹劾处罚。像这样则可以另外命令各地选举门第高的人来加以录用，有什么必要假冒秀才、孝廉？所谓门第声望，这是祖上的遣业，对于皇家又有什么益处。对时代有益处的，只能是贤德的人才而已。如果有这样的才能，即使是卑贱的屠夫钓叟奴仆臣虏之类，圣明的皇上也不以任用他们为耻；如果没有这样的才能，即使是三皇的后代，自己也会沦落为仆隶。有的议论者说：当今社会没有奇才，还不如按门第高下来取士。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怎可以因为社会上没有周公、邵公，就废弃而不设置宰相呢？只要比较出寸有所长铢有所重，就首先加以录用，那么贤才就不会有遣漏了。

又说：帝王所以能居于尊贵的地位统治百姓，靠的是威势；亿万黎民所以愿改恶而从善，是由于有法律的威慑。因此拥有国家的人，一定要依刑法行政，人的命运，就维系左法律上。有罪的一定惩罚，受罚的一定是罪犯，那么即使使用鞭打等轻刑，也没有人敢违犯。有法制不执行，人能获得侥幸，那么即使是株连九族的杀戮，也不能整肃社会。从太和以来，并没有判太多的盗窃犯杀头示众的，而远近地方整肃清平。由此说来，禁止奸邪在于防范检查，而不在于使用严厉的刑罚。现在州刺史郡太守，为了博得当时的名誉，什么刑法都动用；朝中官吏，也都以严酷的刑罚诛杀焉公正无私，把仁爱宽恕当作是容忍盗贼。上下互相督促鼓励使用严刑峻法，于是形成风气。陛下住在九重深宫之内，把老百娃看成自己的子女；百官们分担千万种机要事务，对待百姓像仇人一样。这样就会形成仅有一位尧、舜，而桀、纣却成千上百的局面，天下和气不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告示百官，以便使百姓的生命得到保护。

又说：过去周王被犬戎追赶，往东迁都洛水，镐京仍称为宗周，以表示思念故土。汉光武虽说叫做中兴，实际一切都属于开创，但在西京还设置京尹，也不废除旧的制度。现在陛下光大祖先的基业，迁都中原，依照古代恢复旧礼，当今可以说最为旺盛。按《春秋》上的义理，建有祖宗庙宇的地方叫做都城，没有的称为城邑，这是不变的典章。何况北都代郡，魏氏的宗庙在那里，先祖的陵墓在那里，它是王室事业的根基，圣上生活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作为祖先灵魂居住的神乡福地，实在相隔太远了。现在一下子就让代都和一般的郡国相同，我觉得不安。我认为代都应设京郊置尹官，一切按前代的制度办。尊崇根本重视旧业，以便光辉千秋万代。

又说：我看到京城洛阳的规制，居住的人按官位排列，不依照族姓分类。但是官位不是永久固定的，有的早晨荣显而晚上却衰败了，原先的冠盖士人就沦落到奴仆的地步，而仆隶也会出现在富裕的里巷，颠三倒四，到了这种程度。古代的圣王，之所以一定要让士、农、工，商四种人分开住，是要使他们职业固定而能专心致志。职业固定就不欺诈，专心致志则能形成一技之长，所以能凭耳濡目染，不督促也能学会，父亲兄长的言传身教，不严谨也能教成功。回想太祖道武皇帝，开创基业十分繁忙，每天没有一点空暇，但仍然挤出时间来区别士人庶民，不让混淆一处，歌伎工匠屠户商客，各有自己的住处。但不禁止来往，人们可以随意买卖，责贵买贱，分开居住而来往。假如让人们在一个地方弹筝吹笛，长歌曼舞，一个地方严肃的老师在苦口婆心地教讻，诵习《诗经》讲授《礼记》，教育学生，随任他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这些学生跑到歌舞场所去的将会成千上万，而前去就学的人将没有一个。这可以说是歌伎工匠不能混杂居住，士人学子不能住在他处的明证。所以孔父说里仁为美，孟母曾三次搬家，圣贤们的教诲，是如此的重要。现在让歌伎工匠人家去学习士人的风俗礼教，可能一百年也难学成；让士人家的孩子模仿歌伎工匠的样子，却一早晨就能学到。让士人们住在一起，那么就容易使礼教兴隆；歌伎工匠杂居一处，则风俗难以改变。平常朝廷选拔举荐士人，都要比较他们家族的每一项婚姻每一个官爵，把这些作为升降的依据，这是多么的细密。至于说歌伎工匠都住在官府大路旁边，能和吃皇粮的高门望族门户相连，逭又是多么的不协调。现在国家仿照古代建造皇都，在中原营造宅宇，不论谁住的地方，都是国家的土地，将士人与歌伎工匠分开，只要皇上一句话，为什么要有疑虑，而损害这样大的美事？

又说：从南方伪立各朝以来，窃据淮北地区，想藉此采用中原的称号，而且用它来招募诱惑边疆的人民，所以他们侨置中州郡县。自从皇朝的春风吹到南方以后，这些地名照旧没有改变，所有重复的州郡县名，数量非常之多，不符合疆界土地物产，一定要正皂的说法。我认为可以依地理上原有的名称，一一加以改变纠正，小的合并，大的分开。至于中原地区的州郡县，原来因为人户少而合并了，现在人口已经增多，也可恢复原名。统治百姓，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不能有偏私。所以仓库里库存物资，是等发生了水旱灾害时，供应军队国事使用，建立功德的人，加以赏赐。等到末世，就变成了极力尊宠，赏赐没有限度。从此以后，也就变得太滥了。现在朝中任官的权贵，车受的俸禄不少，土木都披上了绫罗绸缎，仆人都吃腻了美食，还不断给他们丰厚的赏赐，动不动赏赐物品数以千计。如果分赐给孤寡老幼，养活救济的人一定很多。如果不对这一现象加以改变，遭难道符合“多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的说法吗？

又说：那些在宫内侍卫值班的官员，应该让武官练习弓箭，文官诵读诗书。不要让他们修饰好蒲樗等赌博的工具，用这些形成猥琐的样了，这样只能有损朝廷的威仪，对国事毫无益处。像这类东西，一律应该禁止。

文帝认为他说得好。

孝文帝曾对显宗和程灵叫说：“著作郎这一职务，是专管国家图书著作的。你们的文章，我已完全知道，中书省的品位，你们也肯定听说了。如果要用古人作比，班固、司马迁一类人物，固然相距太迁远。如果要在当代寻找，具有文学才能的人，你们应该推奉崔孝伯。”又对显宗说：“比较你的才能，可算中品。”对程灵叫说：“你与显宗相比，位置又有所下降，可排在下品中的上等。”显宗说：“下臣我才学短浅，和崔孝伯相比，待遇确实优厚。然而我认为陛下有些贵古贱今。从前扬雄写成《太玄经》，当时人认为只能用去盖酱坛子，两百年之后，则《太玄》的地位已超过了诸子。现在我撰写的著作，虽然谈不到弘扬阐述皇上的功业，但千秋万伐之后，瞻仰祖宗崇高无比的功绩，仰视陛下赫赫功德，又哪—点比《唐典》里记载的差，哪里比《虞书》里所叙述的逊色？”孝文帝说：“假如我和虞舜相比没有什么惭愧，你和尧的臣子比起来又怎样？”显宗说：“陛下当然可以和尧、舜比肩，公卿却不能同八元、八恺这些贤臣相比。”孝文帝说：“你担任著作之职，只能算称职，不能说是好史官。”显宗说：“我遇亡了光明的时代，秉笔直书无所畏惧，又不接受别人的贿赂，吃得香睡得熟，这些都超过了司马迁、班固。”孝文帝讥讽地笑了。后来与员外郎崔逸等人一起参加议定朝仪。

孝文帝对百官下诏说：“近代以来，出身的贵贱尊卑，总是保持固定不变。我认为这样可以，又认为这样不行，应该比较衡量一下这样做的利弊。”李冲说：“不知道上古以来，设置官吏的爵位，是要为肉食者的儿子提供特殊地位呢，还是为了要有益于时政呢？”孝文帝说：“都是要为了百姓。”李冲说：“如果说是为了百姓，陛下为什么今天专门崇尚门第，没有下不拘门第提拔人才的诏令？”孝文帝说：“如果一个人身怀特殊技巧，就不怕别人不了解他。然而君子之家，假如没有经世济邦的才能，也是道德品行纯正朴实，所以我要任用他们。”李冲说：“傅岩、吕望，难道可以按门第举荐吗？”孝文帝说：“像这样济世的人才，世代仅仅出现一两个罢了。”李冲对在场的公卿们说：“我只能向诸位贤才求援了。”秘书令李彪说：“我们的人少，谈不到救援，只是心中有些想法，怎敢不在圣上面前尽情倾吐？陛下若是专门仅看地望门板，不知认为鲁国的三卿用人方式，跟如今的四科取土方法哪个更好？”孝文帝说：“我还是以前的解释。”显宗走上前说：“陛下迁都洛邑，各种礼制都求改革，国家是否能兴盛，希望仝在此选拔人才上。况且以国事而论，不知是否秘书监、令的儿子，一定能任秘书郎，原来担任监、令的人，儿子是否都能担任监、令呢？”孝文帝说：“你何不评论当代担任监、令的高门子弟呢？”显宗说：“陛下既然认为人物不能简单归类，就不应该门第高贵的继承高贵的位置，门第低贱的承袭低贱的位置。”孝文帝说：“如果遇有见识高明超群，才能突出的人才，我也不会拘泥于门第的。”后来任本州岛岛的中正。

二十一年，皇帝亲自征讨南方，任用显宗为右军府长史、统军。驻扎在赭阳，南齐驻军头领成公期派遣车主胡松、高法援等人同时带领当地蛮族叛众，前来进攻军队营地。显宗抗击，将法援斩首。显宗到达新野，孝文帝说：“为什么不写捷报宣布战果？”颖宗说：“我早先看见镇南将军王肃抓到两三个蟊贼，几匹驴马，都要写捷报。我在任著作乏职的时候，经常私下笑他。现在我仰仗皇上的虎威，得以打垮敌人，兵力不多，杀死活捉的敌人很少。如果我高高拉起一匹长绢，将自己的战功夸张一番，知道他人的错误而又加以仿效，我的罪状将会更大。所以我就收拾起纸笔，解押上报而已。”孝文帝笑着说：“像你这样的功勋，实在应该分封为诸侯了，等到赭阳平定之后，才能论功行赏。”新野平定，任用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元嘉的谐议参军。显宗给朝廷上表奏，对自己的功劳骄傲自大地加以夸张，申诉以前的战功。诏书说：“显宗在职务的升降上斤斤计较，有亏朝廷的清正风气，交付尚书审查后上报处理意见。”兼尚书张彝奏请免除显宗的官职。下诏让他以平民身份留任咨询，以观后效。显宗既已不得志，碰到信使要去洛阳，就写了一首五言诗赠送御史中尉李彪，藉诗申诉心中的愤闷郁结。二十三年去世。显宗撰写有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景明初年，追叔他在赭阳的功勋，赐给他爵号章武男。儿子伯华继承爵号。

程骏字璘驹，原是广平曲安人。六世祖程良，任晋朝的都水使者，因事判罪流放凉州。祖父程肇，任吕光的民部尚书。程骏很小就孤苦贫困，服父丧以孝着称。拜刘延明为师，生性机智敏捷而好学，日夜不松懈。延明对门人们说：“孔子说出能够举一反三的人，这孩子已经接近了。”程骏告诉延明说：“现在名教中的儒生，都说老子庄子的言辞虚妄，不合实际需要，不能用来治国安邦。我认为不是这样。老子所说的‘守一，的话，庄子所述的以天性为本的主张，像这些地方，可以说是最通达的了。人如果违背了‘守一，的原则，那么奸诈就会产生；违反了天性，那么就会丧失天真。”延明说：“你年龄还小，说的话却像一位老成人，不错啊！”因此名声传播更广。沮渠牧犍破格提拔他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凉州平定，迁住到京城。为司徒崔浩所赏识。文成帝即位，任著作郎。皇兴年间，任命为高密太守。尚书李敷表奏说程骏实在是位修史的良才，品行方正而能秉笔直书，请求留用京城。奏书呈上之后，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献文帝经常召程骏前往讨论《易经》、《老子》的义旨，对群臣们说：“我和这人交谈，觉得思路清晰开阔。”询问程骏的年纪，回答说：“六十一岁。”皇帝说：“从前太公年老而遇到周文王，你现在就遇到我，不是早了些么。”程骏说：“下臣的才能同太公吕望不能相比，陛下的尊贵超过了周文王。只希望老天假我年岁，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写出《六韬》那样的著作。”

延兴末年，高丽王朱蒙理请求献女儿进宫，以程骏为散骑常侍的身份，赐绐爵号为安丰男，持符节到高丽去迎接朱蒙跶的女儿。程骏到达平壤。有人劝朱蒙理说：“北魏从前和燕国结婚，然后又征讨他们，那是由于使者在中间颠三倒四乱说的绿故。现在你如果把女儿送去，恐怕和燕国国王冯氏的结果一样。”朱蒙理于是假说自己的女儿死了。程骏与朱蒙跶反复交涉了一年的时间，以道义事理责问朱蒙跶。朱蒙跶恼羞成怒，便断了程骏随行人员的酒食，想借机逼迫差辱程骏，由于害怕北魏而最终没敢加害。正遇上献文帝去世，就返回了。任命为秘书令。

当初，将已故皇帝的牌位迁入太庙，主管官员启奏说：过去的先例，太庙中的执事官照例都赏赐爵位，现在应该按惯例办。下诏让百官讨论，群臣都认为应该依照原先的惯例办。只有程骏认为不行，上表说：“臣下听说对帝王而言名位爵禄是非常重要的，对华夏区域而言一山一水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漠高祖制定了规则，没有立功的人不封侯。没听说参预了宗庙事务，就能获得封爵的赏赐。虽然说历代帝王制定规章制度，并不相互因袭，但某个时期偶然施舍恩泽，难道能成为永世不变的规则吗？”奏表呈上之后，朝廷采纳他的意见。文明太后对大臣们说：“讨论事理，就应当公正而以古代的典范为标准，怎么能依照某段时间的个别先例呢！”赏赐给程骏一件衣服，二百匹帛。又下诏说：“程骏历任官职灼清正审慎，言事都很允当。门前没有行贿的宾客，家中却有胸怀正道的士人。可以赏赐给他六百匹帛，表彰他勤俭的品德。”程骏将布帛全都分给亲朋好友。

程骏性格耿介正直，不争当时的名利。太和九年正月病重，留下遗嘱说：“我活着崇尚俭朴，难道能死时奢侈浪费吗？从前王孙裸体下葬，有感而发；士安用粗竹席安葬，很有点矫饰。可以用合季节的衣服入殓，器物依照古代的规则。”当初程骏病重，孝文帝、文明太后派人交替来探问病情，敕令侍御医徐謇来给他看病，赐给他汤药。临终前，下诏任用他的小儿子公称为中散，侄儿灵叫为著作佐郎。去世后，孝文帝、文明太后伤心痛惜。送给达官贵人用的棺木、朝服一套、帛三百匹，追赠为充州刺史、曲安侯，谥号为宪。所写的文章，自有文集载录。

李彪字道固，是顿丘卫国人，名字是孝文帝赏给的。家境贫寒低微，从小就是贫苦的孤儿，有远大的志向，好学不知疲倦。早先向长乐人监伯阳求学，伯阳称赞他。后来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人准备到名岳大山中去隐居，没有去成而作罢。高悦的哥哥高间学识渊博才能冠世，家有很多书籍，李彪于是在高悦家中抄写背诵，废寝忘食。不久回到故乡。平原王陆散年龄将到二十岁，很有建立功业的志向。娶东徐州刺史搏陵崔鉴的女儿为妻，路经冀州、相州，听说李彪的名声而去拜访，行老师兼朋友的礼节，向州郡官吏称赞，于是被察举为孝廉，来到京城，进学馆学习。高阎向朝中权贵们称赞他，李冲接待他的礼仪很厚，李彪也就依附他们。

孝文帝初年，任中书教学博士。后来以散骑常侍、卫园子的身份，出使南齐。改任秘书丞，参预著作事务。从成帝以来，一直到太和年问，崔浩、高允编撰国史，根据编年来序录史实，是一种《春秋》体史书，这样当时的时事都遗漏掉了。李彪与秘书令高佑开始奏请依照司马迁、班固的体例，创立纪、傅、表、志等名目。

李彪又表奏政事七条，说：

古代的先圣哲王制定制度，从天子一直到王公卿相，再下面到守关巡夜的，他们的官室车辆服装，各有等级差别，小官不得僭越使用大官的，地位低贱的不能超过地位高贵的。这样做，能使上下有次序而人们的心理稳定。如今人们竞相浮艳华侈，没有固定的操守，大量制造耗费工夫的物品，规模宏大而费力的事，这样做不是很荒谬吗？耗工费事制作的，是锦锈雕饰一类东西；费力辛劳建造的，是高楼大厦，壮丽的台榭。这类事对男耕女织的妨害，哪可以完全说清！汉文帝时，贾谊上害，说当前国家的行政可以令人长叹的有六个方面，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皇上有什么爱好，下面的人就会跟着仿效。所以越王喜欢勇士而士人大多不怕死，楚千喜欢纲腰的人而郢都就有人愿意挨饿。现在皇上和皇太后亲自实行节俭朴素，下诏书殷勤劝导，而老百姓的奢侈之风仍未改变，这难道是因为越国和楚国人是那么容易变化，大魏的士人们是这样难以教化吗？这是因为朝廷的制度没有广泛推行，百姓役见到朝廷的恩德，造成这样的。我愚昧地认为住宅车服这些东西，从百官以下一直到平民，宜制定出等级制度。使高贵的人不要降低到卑贱的等级，卑贱的人不僭越高贵的等级，不能因为满足个人奢侈的欲望，就因此违背典章制度。

第二条说：《周易》说“主持国家的最好是长子”，《易传》说“太子要行奉嫡长子的祭祀职责”。这样看来没有丁祭祀的人宗庙就会断香火，嫡长子废黜了国家就会缺乏继承人。圣贤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要留下法典作为万世的法则。从前周文王懂得这一法则，所以就弘扬崇尚儒术用来教导世代的嫡长子，历代的嫡长子因此培养成美好的品德，用以使百姓和谐。因此周王朝统治人民，经历了八百年。等到蠃氏成为秦国国君，不用好的教育方法去教育嫡长子，嫡长子因而养成了恶劣品德，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因此亲庙享用祭祀的时间不长，只有两代罢了。国家是灭亡还是兴盛，关键在于给太子选择老师。因此《礼记》说：“嫡长子出生，要依礼来养育他，让士人背着他，百官肃敬地穿戴整齐的官服，到南郊相见。”说明嫡长子的重要，已上见于天。“经过宫门前就下车，经过宗庙前就快步紧走”，这是要表明孝敬之道。这说明古代的太子，从他一降生以后就开始对他进行教育了。这就是远古的借鉴。高宗文成皇帝慨叹老师教训不勤，曾对大臣们说：“我开始学习的时候，年纪还很小，还不能做到专心致志。执政之后，没有时间温故学习。现在想来，不仅是我自己的过错，也和老师的教诲不勤有关。”尚书李欣取下官帽谢罪。这是近来值得借鉴的事例。回忆太皇太后辅助高宗皇帝，教诲培养成显祖皇帝，使北魏的巍巍之功，远远超过前代。陛下小时候曾亲自蒙受太皇太后养育教诲，恭敬之心日增，等到太子诞生，又亲自抚育教诲，每月检查每天督促，实在太费心神。现在确实应该效法古代为太子确定一位师傅，让他启发教导太子。启发开导得正确，那么太子就会合乎正道，太子合乎正道就是皇家的喜庆，皇家喜庆就是国家的最大幸事。

第三条说：《礼记》说：“国家如果没有三年的储备，国家就不能称为国家。漠光武帝因为一献田的收成不真实，便将刺史太守问罪。”圣明的君主忧世重粮食，像这样地殷切勤勉；明君怜惜百姓鼓励农耕，像这样地切实督责。近年山东地区发生饥荒，去年京城歉收，京城内外的百姓，都忙着来回到丰收的地方寻食，既使生产经营停止，使百姓疲于奔命，又对国家的政体，确实造成了很大损害。如预先多储蓄粮谷，安稳地供给百姓，怎会有驱赶督促老小，到千里之外寻食糊口的情形。以今天的情形来比古代，确实让人恐惧。我认为应从州郡常调的粮中拿出九分之二，京城计划用粮而节余的粮食，分别派官吏管理。丰收年份买粮存八粮仓，歉收年份就加两分的利钱，卖出给老百姓。这样，百姓一定会从事农业来换取官府的绢，又会努力积聚财物来买官仓的粮。丰收年份不断地积累，荒年就能直接地供应。又另外应设立农官，取各州郡人口的十分之一作为屯田之人。考察那些水旱适宜耕种的地，计算一下田亩的数量，用追获的赃款和赎罪的杂物等买牛分给他们使用，命令他们努力耕种。一个劳动力的田，责令他交粮六十斛，区别他的正式赋税和征戍杂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就可以积蓄粮食而百姓丰足。即使出现灾荒也没有妨害。我又听说前代的圣明君主都要努力招徕远方的边民，对贤才以礼相待提拔沉滞下位的人。所以汉高祖经过趟郡，要寻找乐毅的后代；晋武帝扫平天下，要表彰昊、蜀的优秀士人。我认为应在河南七个州中，选拔高门人才，下令让他们赴京，依照中原的官阶，根据各人的才能加以录用。这样做一则可以显示圣明的朝廷对新旧归顺的士人一视同仁，二则可以使江、漠地域的百姓怀有归附我朝的感情。

第四条说：汉代的法制，旧的规定是断狱上报重刑犯限于冬末，到孝章帝时改为截止到十月结东，以便使三阳气增长上升。后来遇到一年干旱，评论的人说这是由于十月作为行刑决斩的日期，阴气还微弱，阳气已发泄，所以兢导致了干旱。事情交给公卿百官讨论。尚书陈宠说：“冬至阳气才开始萌生，所以十一月射干芸荔这类植物之应验，周朝就将十一月作为立春的月份。腊月阳气上行，野鹦家鹦都开始打q岛孵儿，商朝就将此月作为立春的月份，正月阳气已正式到达，冬眠的虫都醒来了，夏朝就将这月作为立春的月份。三阳气已逐渐显着，因而通达人心形成三个正月，到了三个正月中还要断狱行刑，这是不符合天意的。”漠章帝认为他说得好，最终还是以十月作为断狱的期限。现在京城和各州郡重刑上报的朔限，经常到十二月末才结东，不推算三正已应育三阳。虽然朝廷的宽大怜惜之情，完全超过了古代，但官吏的行为和典章制度比较起来，可能还存在阙失。现在这种状况难道符合我们所说的助阳气发生，给予老百姓天地阳气上升的仁惠吗？我们实在应该远考周朝的法制，近采漠代的制度，规定全国断狱行刑的期限从初秋开始，到孟冬结东。不在三统的月份，去执行斩刑绞刑。像这就能与天地变化的规律一致，仁惠恩泽可以施及后代。

第五条说：古代的大臣有犯贪污不廉洁罪而被废除的，不称他为不廉洁，而叫做饭碗不整洁。这是国君对尊贵的大臣以礼相待，不明白地指出他的过错。大臣有大的罪责，就戴上帽边有毛线的白帽子端上一盘放着剑的水，到房间去自杀，这表明大臣知道自己有罪而不敢逃避刑罚。我圣明的大魏以宾客的礼仪对待大臣，崇尚古代的礼制，从太和以来，遇有大臣犯罪应该判处死刑的，大多能够回家自尽。遣送的那天，皇上的心中特别怜恤，说话都凄惘落泪，百官人人都见到了这一场面，天下个个都听说了这一情形，这确实可以使将自尽者的心感动，安慰他们亲戚的感情。但这仅是从内心发出的情感，没有形成为不变的制度，所以愚臣才敢就这事陈述末见。

从前汉文帝时代，有人上告丞相周勃谋厦，他被抓住囚禁送到长安狱中，当时的待遇与奴仆相同。贾谊便上书皇帝，极力说明君臣之间的情义，不应该这样。尊贵的大臣，皇帝要为他肃然正色而以礼相待，官吏们对他下拜而敬重他。他犯了罪，废黜他是可以的，将他赐死也是可以的；如果将他乡缚，送交法官，鞭打他，让狱卒辱骂饱，这些似乎不适宜让老百姓都看到。等到行刑的时候，大臣要向北面下拜两次，跪下自杀。皇帝要说：你大臣自己有罪遇，我对你是有礼貌的。皇上不让人受屈然后对他行刑。汉文帝很好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以后大臣犯了罪，都自杀而不使用刑具。等到汉武帝时，渐渐又将罪臣投进监狱。遣实在是因为汉文帝在当时实行，却没有形成永久的制度。现在天下政治清明，是庶人不议朝政的时代，我怎敢瞎议论朝廷？只是担心万世之后，继位的君主有如漠武那样恢复对大臣用刑。怎么能在当时施恩泽于大臣，而不制定永久的制度呢？

第六条说：《孝经》上说父子之道是一种天性，这句话意在说明父与子本是出于一体而呼吸相通的，是应该荣辱与共而不应该相互分离的。等到父子中有一人犯罪不加以株连治罪，这乃是出于君主仁厚的恩德。而薄情之辈，父亲兄长被囚禁起来，儿子弟弟们却没有一点儿悲愁的颜色；儿子弟弟去受刑罚，父亲哥哥也没有惭愧的表情。他们快乐地享受荣耀地位，闲游出入像没事一样，乘坐的车马依然豪华，衣帽照样鲜艳。遭难道符合共同一体呼吸相通，分忧愁同悲伤的道理吗？下臣认为父亲兄长犯了罪，应该让儿子弟弟服孝脱衣露背，到宫门前去请罪；儿子弟弟被判罪，应该让父亲兄长露板自责引退，请求解送官府。如果职务确实需要，不能离开的，应教导留用。像这样做，可敦促改进社会的风俗，使人们懂得羞耻。

第七条说：《礼记》说：大臣遇到大丧事，国君三年不叫他的门。这是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礼制，以便孝子能尽他们对父母的哀情。周朝末年衰弱，丧礼也逐渐消亡，因此服大孝还要出征打仗，头戴白冠也要上阵。等到强暴的秦朝，丧礼完全泯灭了。汉朝初期，战争不断，没能遵循古礼。至汉宣帝时期，应该从军屯垦的人，遇到祖父母、父母去世，三个月之内，都暂时不服徭役。当时朝中大臣的丧礼制度，没有定规。到东汉元初年间，大臣遇有重孝，才能离职为父母服孝。到了魏、昊、蜀三国时期，天天都要打仗，前代的礼制，都废弃不用。晋朝时鸿胪郑默父母去世，坚决请求回家服完孝，晋武帝被他的真诚孝心感动，于是发布命令形成常规。

大魏建立初期，忙于拨乱反正，没有时间来建立服满丧期的制度。现在四方没有忧患，老百姓生活安逸，正是孝慈之道实行，礼乐教化兴盛的时机。然而我的意见还未全面表达。我看见服丧的朝臣，丧期结东赴任，身穿锦绣乘坐华丽的车子，去行郊庙祭礼；佩戴玉饰冠缨，和节庆一样快乐。这就违背焉子之道，有亏天地之义。我认为如果遇有父母去世服丧的，都要服满丧期。如果该服丧的官员他的官位没有人顶替，就下达安慰的旨令慰勉说明情况，让他去处理事务。但只是综合处理他所负责的具体事务，进出衙门上传下达罢了，国家的喜庆典礼，一概不要他参预。遇到军旅警报发生，让他身穿丧服从军，这虽然和礼制有违背之处，事情却应该这样去做。

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后认为很好，不久都加以施行。李彪逐渐受到礼遇。诏书说：“李彪虽原本不是世族出身，他家屋代都没有出过达官显贵，但性格严谨聪敏，广泛地学习典籍，有正直辩洽的才能，很适宜国家当前使用。加上他任职业绩优良，又表现了朝廷的美政，如果不给予奖励根据成绩提升，那么用什么去鼓励奖赏勤勉有才能的人呢？特别升任为秘书令。”因参预讨论律令勤奋，赐给他五百匹帛，一匹马、两头牛。这一年，加官员外散骑常侍，出使到南齐。

南齐派他们的主客郎刘绘来接待，并设宴乐招待。李彪辞退了音乐。等到入座后，李彪说：“刚才我辞退了音乐，你们可能没有体会个中的缘由。我们魏皇帝生来很有孝性，追慕祖先的感情极深，所以有现在魏国关于除丧礼制的讨论。前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朝臣们才脱去丧服，但还要穿白衣上朝。裴氏、谢氏留在北方的人，原应知道这些。现在我推辞音乐，想来你们不会奇怪。”刘绘回答说：“请问魏的丧礼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李彪说：“殷高宗时服三年丧，汉文帝时规定服满一个月。如今的圣上追念父母的养育深恩，感怀慈爱教诲的大德，折衷于殷商、两汉之间，可以说符合礼制随时应变的原则。”刘绘又问：“如要遵循古礼，为什么不服满三年孝呢？”李彪说：“皇上日理万机不能长时间不问事，所以要割舍最强烈的怀念，下采大臣们的意见。服孝的心情与三年是相同的，但实际服孝的时间却不局限于常规，这能叫违背礼制吗？”刘绘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专门拘守成礼。”李彪说：“我们圣朝自己制定制度，与别人的希望无关。”刘绘说：“百官都听命于宰相了，还担心什么皇上是否服孝不能问政？”李彪说：“五帝时代的大臣，臣不如君，所以国君要亲自理事。三王时代君臣一样聪明，所以一同处理事务。北魏的皇上亲自理辜，大概是以远古的轩辕、唐虞为规范。”李彪将回北魏，南齐皇帝对李彪说：“你上次出使返回的时候，背诵了阮籍的诗：‘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结果真有今天的重游。你这次回去，还有再来的可能吗？”李彪回答：“请求再背两句阮籍的诗：‘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南齐皇帝凄惘地说：“清都还可以游，但你这一去有什么事！听你这话的意思，似乎成了永别。我应当用特别隆重的礼节来送别你。”于是亲自送到琅邪城，登山游水，命令群臣赋诗送别。他受到如此的尊重。李彪先后有六次受命出使，南齐人惊奇他的正直博大。后来任御史中尉，兼著作郎。

李彪既受孝文帝宠信，性格又正直，于是多次弹劾官吏，远近都害怕他，豪强都不敢喘息。皇帝常称呼他为李生，闲暇时对大臣们说：“我有李生，就像汉朝有汲黯。”后来任散骑常侍，兼御史中尉，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皇帝在流化池宴会群臣，对仆射李冲说：“崔光的博大，李彪的正直，是我国贤才的栋梁。”

皇上南征，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等人留守京城。李彪一向性格刚正豪气，和李冲等人意见不合，就表现在言辞脸色上，没有一丝让步的意思。李冲总合他前后的罪过，就将李彪软禁在尚书省，上奏表说：“大臣李彪本属庶族平民，因为才学被破格提拔，和清流世族地位相等，在东观任著作职，受皇帝恩宠深厚，在司法部门任职，左边装饰金蹭，右边悬挂冠冕。东省。他应该感激皇恩修砺节操，忠心报国。但他侥幸身居要职，行为违礼傲慢，矜夸势位趾高气扬，公开放纵越职。坐在朝中冒领官府财物，出门乘坐黄车，无所顾忌。肆无忌惮，混淆视听。像这样的人还可以容忍，那什么样的人不能容忍？下臣现在请求根据现在已有的事实，免除李彪的官职，交付廷尉审理。”李冲又上表说：

我和李彪认识以来，已有二十年，李彪刚出使南齐时，我看他表情严肃言辞有辩才，下臣见识昏庸，认为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李彪官位升迁，参与讨论机要和宴会，听李彪评靓古今，议论人物，在侍从宴会的席位上讲话，于群英聚集的场所发言，见识忠正，言辞恳切，讲的都是正直的话，决不含糊回避。下臣虽然愚昧，也钦佩他的正直。等到他开始进入台司，坚守志向不动摇，他所弹劾的人，立即受到查处。他显赫的威风，震动州郡，他严正的名声，传遍京城，天下的人都害怕，贪婪强暴的权贵都不敢乱动。当时有些与我有私交的人对我说起他的威势强横，我还认为这是由于正直行使职权，被人忌恨，在闲议他的时候，容易产生谣言，所以我没有理会相信。

去年因为发生河阳之事，我曾和李彪一同在领军府与太尉、司空以及领军府各下属官员等人，集中审查廷尉所判决的囚徒。当时右囚徒喊冤，太尉、司卒和我都有些想听囚徒申诉。话还没说完，李彪就大怒，坐在东面挥臂卷袖，大喊大胆贼奴，吩咐身边人，大声呼叫说：“去南台中把我的木手杖拿来，打断贼奴的肋骨！”虽然口里这样喊，但最终也没有动手。就说：“南台中审理的案子，只怕有漏网的罪犯，怎磨也不会有冤死的。”当时在场的人认为囚徒的冤枉很重，有许多自首的事实，但有碍于李彪的情面，于是便保持沉默。因为这件事，我便疑心其中有滥判的情况。知道他作威暴虐。但还是认为他对国家好处多坏处少，所以就没有上报，这实在有违作为大臣应该向国君知无不报的义务。等到去年皇上去南方征讨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和他早晚共事，这才知道他言行不一，凡事都认为自己对别人错，横行无忌，把自己看得高贵小看别人。我和任城王都委曲求全，李彪所要做的事都依从他。我说的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全可找到事实根据。如果我说的确属事实，就应该立即将李彪流放边荒，以便免除奸诈虚伪之人产生的乱政。如果我说的没有证据，就应将我流放边荒，以便平息谣言。

当日皇帝在悬瓠，看到奏表叹气惊愕地说：“没想到把李彪留在京城弄成了这样！”有关部门判处李彪死刑，皇帝饶恕了他，仅是将他削职为民。

李彪不久就回刭了自己的家乡。皇帝去北方巡视来到邺城，李彪穿着乡民服装自称草民，在邺城南面拜迎。皇帝说：“朕还以为你已经死了。”李彪回答说：“孔子还在，颜回怎么敢死。”皇帝听了很高兴，因而对他说：“朕对你的期望是你要像挺拔的松树，岁寒见节气，你应忠贞报国，尽心尽职，最近看到弹劾你的奏表，与朕的希望太不合了。你这次遭处罚，是因为朕加罪于你呢？或是因大臣的问题呢？还是你咎由自取呢？”李彪说：“我是咎由自取，自己招罪，确实不是陛下要加罪于我，也不是大臣无故对我随意攻击。我的罪行既然如此，应该独自住在萧野之中，不应弄脏了巡幸的道路。只是听说皇上不快乐，我虽然肝脑涂地也要来探望，因此我才敢来，不是来谢罪的。”皇帝说：“我想启用你，李冲不答应。”皇帝不久就采纳了宋弁的建议，准备重新任用李彪。正遇上留任京城的官吏的奏表送到，说李彪与御史贾尚原先曾穷治废太子元恂的事，追究的过程中存在诬陷打击的情况，奏表请求收捕李彪。李彪自称事情不实，皇帝也知道李彪没有这种事，派身边的人去慰勉他，让他随意乘坐牛车，把他送到洛阳。遇到赦令获释。

宣武帝登基，李彪自己依靠王肃，又和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以诗歌书信交往，互相推重。他谈及请求恢复旧职，可以任史官，王肃等人也答应焉他帮忙。李彪就上表说：

回顾我们大魏自拥有中原开始，已超过了百年，共有将近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但史官的记录，没能充分展示它的强盛。加上东观曾中途废置，记载功勋就有阙失，美德随岁月丧落，善事因年久淡忘。所以谚语说：“一天不记录，百事都荒废。”到太和十一年，先皇帝、先皇后召集名儒博学人士，来补充秘书省的人选。这样忘记了臣下我的众多缺点，看中了我的一片忠诚，令我出入台省，授予我著作佐郎职务，我侥幸参预著作事，并没有辞让。高祖皇帝当时下诏说：“你要幽以公心，秉笔直书，如果史书著作不尊重事实，后世的人靠什么借鉴。”我奉行诏令去从事，不敢忘记教导。

孝文皇帝继承大位，光大了祖宗的基业，大功尚未完成，忽然去世，普天下的老百姓，就像没有了天地。所幸遇到陛下圣明，顺应了天地和谐的大道，弘扬太阳般的光辉照耀万物，遵循宁静恭顺的原则协和万邦，天窄因此气清，大地因此宁静，可以称得圣君与日光同辉，普天康乐。《学记》说：“称赞好的事迹是为了让人们继承这种行为，称赞好的歌曲是为了让人继承这种歌声。”所以《传》中说：“文王奠基，周公完成。”然而我们先帝的崇高功勋布满天下，现今皇上的美德人人目睹，和前代帝王比较起来，功德有过之无不及。岁月啊岁月，怎能不彪炳千秋！与天地合德的，是先帝圣识；与日月齐光的，是先帝的灼见；思虑与四季一样周到的，是先帝的伟功；与鬼神契合的，是先帝的明察；迁都洛阳改代郡为邑，是先帝的通达；改变法制使百姓和谐的，是先帝的明鉴；想让天下书同文车同轨，是先帝的远虑；防守重在四方的夷族，是先帝的方略；海外的敌国被阻隔一方，是先帝的威风；礼制遵循岐阳的典范，是先帝的大义；在岱岳奏乐祭天，是先帝的仁道；舆驾亲临沙漠，是先帝的智谋；调和爱征伐的南朝，是先帝的礼仪；登上中岳而上告成功，是先帝的肃敬；亲自虔诚地去宗庙祭祖，是先帝的敬意；冠冕整齐，是先帝的品德；按理办事获得成功，是先帝的诚正；推行礼乐教化，是先帝的才能；改革弊政创建新功，是先帝的志向；孝慈兼济，是先帝的心愿。先帝有二十条大功勋，加上他谦虚而能光大基业，焉民造福而不居功，功勋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确实应该将先帝的丰功伟业载入史书，刻入金石。

我认属史官所做的事，大的方面叮以和日月一样光照天地，小处可以和四季一样孕育万物，所以可以使名声流传永久，道义昭示将来。因此金石可以磨灭，但高风亮节不灭者，祇有史籍。谚语说：“宰相家里出宰相，将帅家里出将帅。”这不仅是生性的关系，大概也是习染的结果。我认为负责天文的官吏，太史的职位，如果要有合适的人选，应该是那些世代相承的人。因此司马谈、司马迁世代从事史官职业而建立了功名，班彪、班固世代任史官而争取到名誉，这可以说是前代可供借鉴的典范，后代应该遵循的榜样。但是以前朝代的史官也有不能完成他们的事业的，都是因为他们身处乱世，社会不能给予成就修史的好事。囡此张衡离开史馆而去写赋，蔡邕出走馆阁而去闲居。近世晋朝，有著作佐郎王隐，遭著作郎虞预谗毁，失官在家，白天砍柴烧饭，夜晚则看书写作史书，编集成《晋书》，保存了一代的史事。晋明帝司马绍仅是下令尚书供应给他纸笔罢了。国家的史书，靠私人去完成，末世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这都是由于史官没遇到好时代。现在大魏的史官，就职位而言身份显贵，就俸禄而言亲属都感到荣耀，悠闲自在，这样的待遇确实很好！但史官们却并没能修成宏大的典籍，其中是有原因的。已故著作郎渔阳人傅毗、北平人阳尼、河问人邢产、广平人宋弁、昌黎人韩显宗都因为文才被举荐，同时从事著述，但都过早去世，没能完成大业。前任著作佐郎程灵叫同时接受举席，共同负责著作，现已改任他职，已不属于他职责范围的事。只有著作郎崔光一人，虽然没有改任他职，但他还兼任侍官，所以著作方面没能做出成绩。

我听说史书的兴盛，有赖于国家的朝政，雅颂诗乐的产生，源于有好的道德。从前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代如有美好的政治而没有记载下来，那就是你的罪遇。”因此父子长期受到赞美。诸葛亮在蜀国，不把委任史官修史的事放在心上，因此长期受到讥评。《尚书》说“不要让官员空缺”，《诗绖》有“职思其忧”的说法，我虽现在不担任著作之职，但过去曾有幸列入史官的行列，所以不因为自己是一介草民而疏远朝廷，胆敢谈论此事。有这种说法：“有害的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是内行，内行却没有机会来做这项工作。”我确实不是内行，但以前曾任史官。揣测先朝给我赐名为彪的原因，是要我远比着《汉史》的班彪，近比修《晋史》的司马彪，根据名号来寻求本义，想停下来也不行。如今我请求在京城附近给我一个安静的地方，整理国家的典籍，议便完成我修史的宿愿，官府配给我人力物力，以补充我工作的需要。虽然我不能光大国史，也可以不做饱食终日的人。短则一年可以写成，长则三年能够完成，然后将正本交给秘书省，副本藏于名山。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答应了他。王肃因为他没有俸禄，供应了他很多衣食。于是李彪就住在秘书省，依照王隐的旧例，以平民身份修撰国史。

宣武帝亲自执政，崔光上表奏说：“我原先由李彪举荐上来，和他同事多年，他秉性刚正年富力强，考史著述不知疲倦。后来多年没有见面，他多次遭到罢贬离开京城，近来蒙受皇恩收回使用，重新著述史害。他将会年老而更加勤勉，修史的才能日渐进步。如果能恢复他的原职，让他专心修史不致懈怠，一定可以光大《春秋》的大业，编撰成当代的国史。他既蒙受先帝的厚恩重托，长期历任显要职位，稍微犯了一点遇错，应该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认为应该照常例申明恩泽，正式任命他为著作郎。”宣武帝不同意。下诏任用李彪兼通直散骑常侍、代理汾州事，因为不是李彪愿意的职务，坚决请求不去任职。在洛阳去世。

起初李彪任中尉的时候，严酷得出了名，认为奸情难以问出，就做了一个木制的手来击囚徒的腰窝，常常出现把囚徒打得昏死又苏醒的情况。他去安妩晓谕汾州叛乱的胡人，抓到胡人叛乱的首领，都要鞭打脸部再杀死。等到李彪病重，身上到处都是烂疮疤，痛苦到了极点。追赠为汾州刺史，谥号为刚宪。李彪在秘书省一年多，修史的事最终没有完成，但区分文体，都是李彪的功劳。述《春秋三传》，合计有十卷。其余所写的诗颂赋谏章表等文章另外编有文集。

李彪虽然与宋弁结为管仲、鲍叔那样的至交，宋弁任大中正，与孝文帝私下讨论人事任用，仍然按寒门庶族来对待李彪，根本不愿意优待他。李彪也知道这事，并不对北感到遗憾。宋弁去世，李彪悲痛不已，给他写了谏文，文辞极其悲伤。郭祚任吏部职务，李彪为儿子李志求官，郭祚照旧按寒门对待他。李彪因为自己曾任散骑常侍等职，又兼任过度支尚书，认为郭祚应该以贵族子弟选拔李志，因而非常怨愤，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当时的人因此非难郭祚。郭祚经常说：“你和宋弁非常亲密，怎么能不计较他而怨我呢？”任城王元澄与李彪原先也不和，等到元澄任雍州刺史，李彪去拜访他，替李志求任元澄的幕僚之职。元澄消除了旧怨给他写信，使李志得以任列曹行参军，当时人赞美元澄。

李志字鸿道。学识广博有才干，十多岁，就能够写文章。李彪对他感到奇特，对崔鸿说：“你应该与鸿道成为洛阳的二鸿。”崔鸿便和李志结交来往。

李彪有个女儿，幼小聪明伶俐，李彪对她感到奇异，教她读书学习，背诵经传。曾私下对自己亲近的人说：“这个孩子会兴旺我们李家，你们也会得到她的帮助。”李彪去世后，宣武帝听说了她的名声，召进宫成为婕妤。在宫中经常教皇帝妹妹书法，诵读讲授经籍史书。当初李彪对李志和女儿感到奇异，特别珍爱他们，公私聚会，一定要称赞赞赏，因此孝文帝很看重李志和李彪的这个女儿。等到李彪去世后，婕妤果然被召进宫，后官的嫔妃女官都粑她当成老师。宣武帝逝世，李彪之女出家做了尼姑，通晓经义，讲说佛教经论，僧人们都嗟叹敬重她。

李志历任官职都以政绩闻名。桓叔兴叛归南朝，南剂州地方荒芜，领军元叉推举李志的才能胜任安抚劝导的职责，提拔为南剂州刺史。建义初年，叛变去了梁朝。

李志的弟弟李游，有才能德行。跟瞳哥哥李志在南荆州，正遇到氽朱氏的暴乱，和李志一同投奔了梁朝。儿子李昶。

李昶小名李那。性格严厉急躁，不随意与人交往。幼年时已懂得怎样写文章，在洛阳一带有名。当时洛阳刚刚设置明堂，李昶年龄十几岁，写成《明堂赋》，虽然不够优雅周密，但文才构思有可取之处。读过的人都说有家世传统。初次见到周文帝，周文帝觉得他很奇异，给他丰厚的资助，让他进太学学习。周文帝每次接见学生，一定要向李昶询问他们的才能品行。李昶神情清醒，应对言辞明晰，周文帝经常赞叹他。绥德公陆通从很多人中挑选幕僚，请求选用李昶任司马，周文帝答应了。李昶虽然年轻，陆通破格接待他，公私事务，都要让他来决定。又兼任二千石郎中，主管仪注。屡经升迁任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李昶虽任郎官之职，周文帝总是把书记官的职事交他处理，因此任命为丞相府记室参军、著作郎，撰修国史。改任大行台郎中、中书侍郎，又改任黄门侍郎，封爵位为临黄县伯。曾对李昶说：“你的父亲从前在中都，任御史中尉，你的节操崇尚正直坚毅，理应保持家庭传统。只是我认为御史中尉是负责弹劾的官，是人们爱和恨的焦点，所以没有立即授给你这一职务。但这职务长时间缺员，没有人能代替你。”就上表奏请李昶任御史中尉，赐给他姓宇文。

六官建立后，任命为内史下大夫。晋升爵级为侯。周明帝初，代理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任命为中外府司录。保定初年，晋升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任御正中大夫。当时因为要用皇帝身边的清要官，便精选国家的精华，便选李昶以及安昌公元则、中都公陆逞、临淄公唐瑾等同时担任纳言。不久晋爵为公。五年，外任昌州刺史，在州任上生了病，请求回朝，诏书答应了他。还没来到京城，去世，追赠为相、瀛二州刺史。

李昶，周文帝时己任要职，军队的调动，专门委托给他，朝廷的韶书册封文书，都是李昶所写。等到晋公宇文护执政，委托信任依旧。李昶经常说：“文章这类事情，不能流传后代，治国平天下，才能赶上古人。”所以他所写的文章，连草稿也没留下，只是留心政事罢了。又因为父亲在江南，自己流落关右，从小到老，不喝酒不听音乐，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儿子李丹继承爵位。

高道悦字文欣，是辽东新昌人。曾祖父高策，任冯跋的散骑常侍、新昌侯。祖父高育，任冯弘的建德令，魏太武帝东征，高育率部下归顺投降，授予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给爵号肥如子。父亲玄起，任武邑太守，便在勃海蓓县安家。

道悦少年时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后来任谏议大夫，面对官吏表情严肃，不怕强横。皇帝向南征讨，向秦、雍一带征兵，规定秋季在洛阳集合检阅。道悦因为使者害侍御史薛聪、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人延误了集中的日期，上奏举报他们的罪过。又表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职位在朝中最高，职责是负责军事，兵使者到了没有，他最终也没有检查上奏。尚书左丞公孙良的职责就管此事，蒙受任用而不举报。请求因事免除元澄、公孙良所任的官职。当时道悦的哥哥高观任外兵郎中，元澄上奏道悦有和他的哥哥结党的过失，要孝文帝下韶责备。但因为事情已经被原谅，于是没有处分。诏书说：“道悦生性忠诚朴实，操守正直坦荡，执法建立了公正严肃的规范，进谏表现出敢于进言的风格，王公害怕他的鳗直作风，我很赏诚他这一品德，直言不讳的忠诚，与汲黯、鲍叔比起来也没有愧色。任用为主爵下大夫，谏议之职依旧。”皇帝巡幸邺城，又兼任御史中尉，留守京城洛阳。当时洛阳的宫殿刚打—卜基础，宗庙武库都漫修建，皇帝准备从水路去邺城，已经下诏都水府运来经营建造用的木材，以制造船桨。道悦上表进谏，认为“废止建造宫殿的工作，来供作游乐之用，耗费损失不止两倍。又从水上去很危险，古今都很慎重。”因而皇帝就从陆路去邺城。改任道悦为太子中庶子，在朝中他表情严肃，俨然不可侵犯，宫廷上下的官员，都畏惧他。

太和二十年秋天，皇帝巡幸中岳，下诏让太子元恂入居金墉城。而元恂暗中谋划回代都，对道悦前后的规谏感到恼火，于是在宫中囚禁道悦而将他杀了。皇帝非常痛惜，追赠为散骑常侍、营州刺史，并派遣宫中人去慰问他的妻室子女，又下诏令使者去监督护理丧事。葬在他家的祖宗墓地，谥号为贞侯。宣武帝又追记他的忠诚气概，任命他的大儿子显族为给事中。显族也以忠厚受人称赞，在右军将军任上去世。

显族的弟弟敬猷，有风度。萧宝夤西征，召用为骠骑司马。等到贲夤谋反，敬猷和行台郎中封伟伯等人密谋起义，计谋泄漏被杀。追赠为迨州刺史，听任家属派一个儿子入仕。道悦的大哥高嵩，字昆仑，任魏郡太守。

高嵩的弟弟高双，任清河太守，犯有收受财物罪，将要被推上刑场，遇到赦令幸免。当时北海王元详任录尚书事，高双向元详送了很多金银实物，任命为司空长史。后来任凉州刺史，专门大肆贪求钱财，因罪免职。后来向高肇行贿，又起用为幽州刺史。因贪污被弹劾，还未判罪，遇赦复职。役多久就去世了。

高双的弟弟高观，任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元鸾的司马，到南方赭阳征战，为前锋而战死，谥号为闵。

甄琛字思伯，是中山毋极人，汉太保甄邯的后代。父亲甄凝，任州主簿。甄琛从小敏捷聪明，在家中，兄弟们相互游戏玩耍，不拘守礼法。学习经传史书，写公牍文享有名声。但丑陋矮小，没有风度仪表。选拔为秀才，到都城几年，因为下棋浪费了许多时间，以至通宵达旦。手下的仆役，常让他们举烛，有时仆彼睡着了，他就用木棍狠狠地鞭打，像这样不止一次。奴仆后来受不了这种痛苦，就说：“主人你辞别父母亲来做官，如果是为了读书让我举烛，我不敢推辞，而为了下围棋，日夜下个不停，这难道是你来京的目的？而对我鞭打惩罚，不是太不合理了吗！”甄琛感到惭愧，于是跟许赤彪借书研读，见闻一天天增长。太和初年，任命为中书博士，改任谏议大夫，不时上陈意见，受到了孝文帝的赏识。宣武帝登基，任用甄琛为中散大夫，兼任御史中尉。甄琛上奏表说：

《月令》说山林草丛沼泽，其中右可以拿来食用的蔬菜野兽，这是主管田野山林的官员教导他们的，如果有乱来侵犯掠夺的人，一定要治罪不予赦免。这说明是教导人采猎食物而不是禁止，是为了互通物产的有无而加以调剂。《周礼》上虽然有禁止渔猎的条文，这是为了防止过分采猎摧残了生物，一定要让人们根据一定的季节去采伐。造就是所说的不仅要公家来加以保护，更是为百姓守护资源的措施。现在自然界为老百姓生产了盐，国家替老百姓加以保护。如果国家占有盐来获取利润，就好比给嘴以利益，而不管四肢。况且天下的男女，每年上缴粮帛，将天下的所有财物，都拿来供奉皇上一个人，军国所需的物资，都靠老百姓供给，天子又害怕什么贫穷，而还要禁止一池的食盐呢？我经常看到上古帝王爱民的事迹，不时读到中古聚集赋税的害，常常感叹古人的远大，可惜近世人的狭窄。如今各种巧诈弊端前后相继，还要加重各种关税；大魏如此广大，只是收取粮帛这类贡赋。这样远方听说的人，侗侗都对我国歌颂功德。有道是朝中的号令发出得少，是官吏的福；施舍恩惠很少，是国君的祸。就是府库贮藏的财物，还将不肯施舍看成灾祸，更何况是府库之外的财物，而对老百姓那么吝啬吗？希望能放开盐禁，使歌德的声音从速方傅来。依照《周礼》设州衡之官，仅是监督疏导而已。

诏令将这事交付八坐官们讨论是否可行并将结果上报。彭城王元勰、兼尚书邢峦等人上奏：

甄琛所陈述的事情，恐怕是空谈则属于高妙的道理，实行起来则无法兑现，因而我们没有及时汇报，不认为他的建议是可行的。我们认为淳朴无私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恩惠就产生了，下民贡奉皇上而国君施舍恩泽，上下高卑的关系就很和谐。但恐财物不能周济全国，恩泽不能厚施于民，所以要设计多种途径来实现这一心愿，通过制定法律来表达这一意志。甚至于从山泽采猎货物，以减轻现在百姓的贡赋；建立关市的税收，以利于获得十分之一的储备。从这里收取施舍给那里，不是为了利己；从那边取回还给这边，不是为了自身。所以说集中天地的物产，给天下的人以恩惠，依靠自然界的财富，赈济自然界的穷人。禁止到盐池取盐，不仅是专门去供给御厨；收集来那些布帛，难道又是为了后宫使用？既然利润不在帝王自己，给你给我都是一个目的，积聚起来再分配下去，那吝啬又表现在哪里呢？但自从实行禁盐以来，管理官员多有懈怠，采集销运的过程中，有很多不合法的事。这是由于具体办事的人没有方法，不是制定这一政策的人有错误。以致使朝廷有见识的人，随意插手此事。现在如果罢除盐禁，恐怕失掉了早先皇上的美好意愿。应该依照原先的政策实行。

诏书说：“收取盐池的税，乃是从古至今通行的办法，但是制定出制度以利于人民，也可能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甄琛的表奏内容，确实属于为了帮助整肃政治的建议。可以依从他前一部分建议，尚书严格制定禁止豪强称霸盐池的制度。”

下诏甄琛参预八坐讨论政事，不久就担任御史中尉。改任侍中，兼中尉。甄琛低头而畏避权势，不能纠举处置贵游子弟，凡是他劾奏的，大多是下级小吏。当时赵修受皇帝宠幸，甄琛倾身侍奉他。甄琛的父亲甄凝任中散大夫，弟弟僧林任本州岛别驾，都依附赵修而求得。等到赵修的奸诈不法事情败露，明天应该收审拷问，今天甄琛才检举他的罪行。等到他监督对趟修施行鞭刑，还对趟修表现出恻隐之心，但背后对人说：“趟修是小人，背就像土牛背，特别能忍耐鞭打。”有见识的人因此非难他。趟修死后第二天，甄琛和黄门郎李凭因为结为朋党被召到尚书省。兼尚书元英、邢峦追查他阿谀依附赵修的情况。甄琛曾被任命官职，各处宾客都来庆贺，邢峦却来晚了。甄琛对邢峦说：“你刭何处胡扯去了，这么晚才来？”虽然是句玩笑话，邢峦变了脸色心中怀恨。等到现在，便对甄琛的所有过失算总账。司徒、录尚书事、北海王元详等人上奏章说：

谨案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公正执法的职位，专门负责纠察的事务。有一点不正之风，尚且还应该弹劾纠正，更何况是趟修这样侵害国家和人民，人人对他咬牙切齿？而甄琛不仅不曾对他加以举奏，而且还和他来往，以影响朝廷内外，使其有声誉。使他自己身为平民的父亲，破格超升为正四品的官员；只有七品的弟弟，越级提升了三级俸禄。亏损了先帝定下的选举典章，使我朝圣明的任用官吏制度蒙尘。又和黄门郎李凭，内外勾结一气。李凭的哥哥无功受到封赏，他知道而不报告。等到趟修的罪行暴露，这才举奏。趟修活着时就依附他的权势，赵修死后就对他加以贬损。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上欺骗朝廷，下蒙哄百官，他表现出的卑鄙欺诈，到了这样的程度。谨请依法律办事，将他撤职。他父亲的中散职务，实际是不该享受的越级结果，即使是皇帝的子孙，也没有这种先例，既不符合逐级升迁的秩序，请下令收回。李凭结成朋党依附趟修，倚仗亲信，有亏朝廷的名声，损害了皇上的风化，像这样的人不加处理，将怎样来整肃阿谀奉承之辈，奖励那些忠谶正直的人？请求免除他担任的官职以整肃风纪。

奏请被批准。甄琛撤职回到家乡所在的郡。受他牵连被处死和贬黜的共二十多人。

早先甄琛因为父母年老，经常要求解除官职回家侍奉父母，所以孝文帝授予他本州岛长史之职。等到他富贵腾达了，不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到了这时才回家。供养父母多年，他的母亲去世。母亲是巨鹿人曹氏，有孝性，丈夫离家，路隔一百多里，每次得到鱼肉果菜珍贵美味的食物，一定要让僮仆送给他母亲吃，然后自己才吃。甄琛还没服完母亲的丧，父亲又去世了。甄琛在墓旁亲手栽种了松柏，隆冬培土挑水，乡亲父老哀怜他，都来助他一臂之力。十多年内，堆成坟地树木茂盛。他和弟弟僧林发誓终生不分家，专心从事生产经营，亲自下地干活，常常以牵犬逐鹰打猎取乐。朝廷出现大事，还上表陈述意见。

遇了很久，又任命为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很受亲信宠幸，将门下省的日常事务都委任给他，外廷则参预尚书的事务，内廷则参预谋划。孝文帝时，甄琛兼任主客郎，送迎南齐的使者彭城人刘缆。甄琛钦佩他的器度，经常赞叹他。刘攒的儿子刘晰任胸山驻军的首领，刘晰死后，他的家属到了洛阳，有个女儿不满二十岁，甄琛就娶刘晰的女儿为妻。成婚那天，下诏供给他厨房的费用。甄琛喜爱的，宣武帝经常调笺取乐他。改任河南尹，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的职务依旧。甄琛上表说：国家建都代郡的时候，盗窃成风。世祖太武皇帝亲自想办法解决，广泛设置主管机构，里长都选代理县令以及五等散男中有理政才能的人担任。又多设置狱吏土卒，作为里长的助手。使他们的地位重要，盗窃终于被禁止住。

现在迁都以来，国家的疆域更广大，四方边远地区的人来京，因事经过代都。盗贼公开抢劫，不断为害。这是由于各街坊人员混杂，分隔不严，主管官吏昏庸芜能，不能检举督察的缘故。现在选择的郡守既不是什么美好的人才，里长尉吏都是钝口的铅7，使用这些人想要都邑清肃，是不能做到的。里正乃是清流之外的四品官，职位轻事务琐碎，这些人大多才能低下，个个得过且过，不能督察奸情，所以使盗贼得以滋生，各种赋役失去规范。边疆地区的一个小县，所管辖的也不过上百户人家，而县令之类的长官大多由将军担任。京城的街坊，大的有上千户、五百户，坊间住的都是王公卿相，贵戚姻亲，豪强大户的奴仆，豢养了奸诈之徒，高门深院之内，他人不敢加以过问。和边疆小县比较起来，难易不同。现在却认为小县难治而都邑易管，实际并不恰当。

王者制定法律，要因时制宜，先朝确定官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实施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不适合就加以修改。如今随便的闲职，还要让上级长官兼任，何况是事务繁琐的要职，不能挑选一些才能低下的人担任。请求从八品将军以下的武官中挑选正直有才能的，以本来的官职俸禄担任里尉之职任，各领取相应的俸禄。级别高的担任六部尉，中等的担任经途尉，低的担任里正。不然的话，就请稍微提高里尉的品级，选下品中应升迁的，晋升来担任，这样就能使督察责罚有人负责，京城能够清静安宁。

诏书说：“里正可以晋级到勋品、经途尉定为从九品、六部尉从正九品各官职中挑选人担任，不一定要选用武将。”甄琛又上奏以羽林军作为巡逻兵，在各街坊里巷负责巡察盗贼。因此京城清静安宁，后来都效法这规定。

改任太子少保，黄门侍郎的职位依旧。等到高肇死后，甄琛因为是高肇同党不适宜再参预朝政，外任营州刺史，改任凉州刺史。因为和高肇亲近，不想让他在朝中任职。过了很久，任吏部尚书。没多久，任命为定州刺史。坚决推辞说：“陛下做太子时，崔光任少傅，我任少保，如今崔光担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阅国公。已故仆射游肇当时任侍中，和我官阶差不多，游肇在尚书省任仆射，死后追赠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我现在仅是征北将军、定州刺史。这可以说是活师保不如死游肇。”诏书安慰并送他出京。甄琛已回家乡定州，身穿锦绣白天出游，言语愤懑不平，行政严苛细密，役有声誉。

崔光推辞司徒之职，甄琛给崔光写信，表面上对他有所抑扬，内心实际是附会他。崔光也揣摩到他的意图，回信让甄琛高兴。征召任车骑将军、特进，又任命为侍中。因为他已衰老，下诏赐给他御府杖，在朝值班拄手杖进出。去世，下诏供给达官贵人用的棺木，追赠为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另加赐后部鼓吹。太常讨论给他定谥号文穆。吏部郎袁翻上奏说：

根据礼制，谥号是行为的表现，名号是功业的表现，车服是地位的表现。因此有大德行的人得到大的名号，小德行的人得到小名声。德行是自己造成的，名号是别人给予的。所以要等到人死了才给他定谥号，都要累计他生前的德行善恶，以作为后来人的鼓励或警戒，人虽然死了，但名号却永存。凡是去世的王公百官，应立即向大鸿胪申报，移送本郡大中正，列出他的功遇，由中正移交上去，向公府说明情况，下达给太常博士评议，评议出谥号后列举上报。确定的谥号如不符合谧法，博士要同选举官员名不符实一样治罪。如果本郡大中正写的行状不属实，大中正要像博士一样被治罪。自古以来的帝王，无不是殷切勤勉而十分慎重，以做到褒贬属实。现在死者的行状，都是他的家人自己撰写的，听任作为下臣或儿子的随意去陈述君父的行事，不再理会其中的是非曲直。臣子想要阐扬光大国君或父亲的名声，但苦于他们行为不高尚，品行不美好，因此尽量用美好的词汇加以褒扬，没有任何限制。读到这样的行状，你会觉得他们和周公、孔子可以并驾齐驱，同伊尹、颜回比肩平行；讨论起他们的谥号，则穷尽文武双全的词汇，到了无以翟加的地步。但现在的太常博士已与古代不同，只知道依行状来议定谥号，又事先征询家人的意见，臣民儿子要求什么，就议定什么上报。完全不再加以斟酌加减，辩论是非。以至于使追赠谥号，和泛滥成灾的官阶一样，专门以尽力赞美定名，不再有贬抑死者的谥号。礼官的过失，已到了这种地步。案司徒甄琛的行状，把他说成道德极高可以和圣人平列，美名至大可以与大贤相提并论，文穆的谥号，真是到了极点。向来的追赠，普遍太贵重，像甄琛这类人，都是些重复的谥号。我认为应依照谧法的规定，慈惠爱人称为孝，应该给他定谥号为孝穆公。

从此以后，明令太常、司徒，遇有这样的行状，其中的言辞肆意夸张，没有什么限制的，一律加以裁减，不能随意授予谥号。如果仍照过去的失误行事的，全都要送司法部门治罪。

下诏接受了他的建议。甄琛下葬的路上，明帝亲自来送行，下变车来到丧车前，穿丧服哭吊他，派舍人去慰问他的几个儿子。

甄琛性格比较轻率，喜欢嘲笑取乐，所以没有多少风度威望。然而他善解人意有才干，在职清正廉洁。从孝文帝、宣武帝以来，一直受到知遇优待。明帝因为和他有师傅关系而更加礼敬他。他所写的文章鄙俗琐碎没有大体，有时显示出见识。《磔四声》、《姓族废舆》、《会通缁素三论》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在社会上很流行。

甄琛的大儿子甄儡，字道正，任秘书郎。性格凶险轻薄，经常和强盗往来。跟随甄琛在京城，因为酗酒贪色夜晚在洛水亭舍过夜，殴打这家的主人，被司州的官吏劾奏，长时间关押在司州监狱。甄琛感到非常惭愧愤慨。广平王元怀担任司州刺史，早先和甄琛不和，想对甄儡彻底追查。甄琛托身边人求情，宣武帝下令元怀宽贷释放。元怀坚持扣押，过了很久才特准放出。从此沉沦不被叙用，在家去世。

甄儡的弟弟甄楷，字德方，稍微有些文学才能，多次任吏事。经甄琛奏请任秘书郎。宣武帝逝世，还没有下葬，甄楷与河南府尹丞张普惠等人饮酒游戏，被免官。后来逐渐升任尚书仪曹郎，有称职的声誉。明帝末年，服父丧在家乡，定州刺史广阳王元深征召甄楷兼任长史，将州中的事务委托给他。不久就赶上鲜于修礼、毛普贤等人率北方边镇的流民在定州西北的左人城反叛，杀光抢劫，奔向州城。州城内早先已有燕、恒、云三州的避难民户，修礼等人声称，要将这些人发动起来作为援助。甄楷看到城中人心不定，担心发生民变，便很快收捕三州避难户中的粗暴难民杀死，以便威慑城外叛兵。等到刺史元固、大都督扬津等人赶到，甄楷就回家。后来修礼等人忿恨甄楷屠杀北方边镇的难民，就将他父亲的坟墓挖了，用车运着棺材游城，表示对他的报复。孝庄帝时，征召为中害侍郎。后来北齐文襄帝任用他为仪同府咨议参军。去世，追赠为骠骑将军、秘书监、沧州刺史。

甄琛的堂弟甄密，字叔雍，清正严谨宁静寡欲，大量典籍史书。憎恶世俗贪利纷争，被名利之心淹没，曾写《风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后来参预中山王元英的军事。元荚在锺离战败退回，甄密的同乡苏良被敌人俘虏，他用光了自己的钱财殖回苏良。苏良回来，倾尽全部财产回报甄密。甄密一概不接受，说：“救济你的时候，本来就不为了钱财，接受回报不是我赎救你的意图。”、等到葛荣侵扰河北地区，朝廷下诏甄密任相州行台，援守邺城。庄帝因为甄密保全邺城的功勋，赏赐爵号为安市县子。孝静帝初年，任卫尉卿，在任上有公平正直的声誉。外任北徐州刺史，在任上去世，追赠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号为靖。

甄琛的同郡人张纂，字伯业。祖父张珍，字文表，任慕容宝的度支尚书。道武帝平定中山后，进入北魏，在凉州刺史任上去世，谥号为穆。张纂广泛经史书籍，很有风度志向，交结名流。任乐陵太守，在郡任上大量收受贿赂。听说御史来了，弃郡逃跑，因此被削除官籍，不久去世。天平初年，追赠为定州刺史。张纂的叔父张感，字崇仁，有才能学识，不去州郡当官。

儿子宣轨，从小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闻名。屡经升迁任相州抚军府司马。宣轨性格通达直率，轻财好施。正遇到葛荣围攻州城，与刺史李神成功地坚守住州城，因为功勋赐爵号焉中山公。后来因事判罪死于邺城。，张纂的堂弟元宾。位居奉朝请。等到他的外甥高昂富贵腾达，启奏追赠为瀛州刺史。

高聪字僧智，原籍是勃海。曾祖父高轨，跟随慕容德迁往青州，因而居住在北海的剧县。父亲法昂，从小跟随他的舅父刘宋的车骑将军王玄谟征战，因为功勋升任员外郎，早死。高聪出生时母亲就死了，祖母王氏抚养他。北魏的大军攻克东阳，高聪迁居到平城，与蒋少游一起成为云中的兵卢，生活困窘什么行当都干过。族祖父高允把他当亲孙子看待，大力绸济他。高聪广泛经史书籍，很有文才。高允嘉奖他，多次赞美他，推荐给朝廷，因此和少游一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改任侍郎，任高阳王元雍傅，逐渐被孝文帝了解赏识。太和十七年，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出使南齐。后来兼任太子左率。

高聪粗知骑马射箭之术，便自以为有军事指挥才能。孝文帝锐意征讨南方，专门向王肃咨询军事。高聪托付王肃，表示愿担任偏将杀敌立功。王肃向孝文帝说明此事，所以暂时任命为辅国将军，受王肃节制，一同增援涡阳。高聪急躁胆怯缺少威望，等到与敌军交战，望风败退。孝文帝饶恕他木死，流放平州。走到瀛州，刺史王质抓到一只白兔，将要向朝廷上贡，托高聪写一份奏表。皇帝见到奏表，对王肃说：“你手下怎么还有这样的人才，以至我都不知道。”王肃说：“现在高聪被流放北边，有可能是他写的。”皇帝恍然大悟说：“一定是他。”

宣武帝初年，高聪又偷跑回京城，劝说高肇废六辅。宣武帝亲政，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后来加官为散骑常侍。等到皇帝巡游邺城回来，在河内怀县地界，皇帝射箭到一里五十多步。侍中高显等人启奏，这样的盛事奇迹一定要表彰称颂，请求刻写碑铭于射宫，永远显耀皇上的射艺。于是在那儿刻石立碑，高聪为碑石写了铭文。趟修受到宠幸，高聪亲密地和他结党依附。等到下诏追赠赵修父亲的官爵，高聪给他写碑文，进出和趟修同坐一辆车，一起去看碑石。高聪每次见到趟修，都要以隆重的礼节迎送。高聪又替趟修写奏表，就时事陈述意见，教他自我保全的策略，因此互相非常亲密。趟修被处死，甄琛、李凭都被贬黜外地，高聪因此深感危急，而事先因速族人的情分，曲意侍奉高肇，结果使自己得以幸免，这事得力于高肇。赵修有权势的时候，高聪尽力侍奉他，等到他死了，则诋毁痛骂他。茹皓受宠幸，高聪又曲意奉承他，每次上朝听命，都称赞茹皓的才能不是趟修所能比拟的。便通过茹皓请求朝廷赏赐田地住宅，结果都如愿以偿。等到茹皓因罪被杀，高聪认为他死得太晚。他就是这样不讲情义。

侍中高显任护军，高聪代兼侍中职务。高显与他的哥哥高肇怀疑高聪是暗中诬陷他们而求得侍中职位。高聪兼任侍中一百多天，出入中枢重地，常说要由代理转为正式，没有长远打算，藉助权贵地位，沉溺于声色之中，收受贿赂的名声，远近的人都听说了。中尉崔亮知道高肇有些恨高聪，便当面陈述高聪的罪状，外贬任并州刺史。高聪很善于官场进退之道，知道高肇嫌恶他，便屈身奉承，高肇于是又和原先一样对待他。高聪在并州任官几年，大多不依法行事，又和太原太守王椿右矛盾，两次被大使御史举报弹劾。高肇每次都因宗族的私情援救他，事情得以消解。宣武帝末年，任命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明帝登基，因为他一向依附高肇，外任幽州刺史。不久因为是高肇的党羽，和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被中尉元匡所弹劾，灵太后对他们特赦。高聪于是被废黜家中，断绝和他人的往来，祇专心修建经营园圃中的果树，当时人称为高聪梨，认为是珍品。又以声色自娱。后来任命为光禄大夫，去世。灵太后听说他死了，惋惜叹息了很久。追赠为青州刺史，谥号为献。

高聪养有十多名歌妓，不管是否生有儿子都注籍为妾，以满足自己的色情需要。等到他病重，不愿她们改嫁别人，命令她们全都烧指吞炭以示信佛，出家为尼。高聪所写的文章有二十卷。大儿子高云，字彦鸿，任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在河阴被杀害，追赠为兖州刺史。

论曰：韩麒麟因为自己的才能被赏识任用，于是被齐州人记载。显宗靠文学才能自立，而多次陈述对时事的见解，至于说著述信史的成绩，却不曾听说。子熙崇尚清正自好，荣誉超过了他的才能。程骏凭才干业绩受知遇，是当时朝廷出于长远的考虑。李彪出生寒门，被圣明王朝提拔，突然作为使者出使，名声震动江南，执笔著述，于是成为良史。等到他任中尉之职，严厉督察，但却没有坚持到底的方法，最后走了弯路。行百里者半九十，说的大概就是李彪这频人。高道悦有正直少言的作风，让当时人畏惧，因为直言劝谏被谋篡的太子所杀，可悲啊！甄琛因学业上善于公牍文书，很早就建立了名声，受到三个朝代的礼遇，最终获得了崇高的地位；高聪以才能志向受到赏识，名誉地位显要。但这些人殊途同归，都经历遇役顶之灾，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