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颎牛弘李德林

高颎，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蓚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皓，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宾，仕东魏，位谏议大夫。大统六年，避谗弃官奔西魏，独孤信引宾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信诛，妻子徙蜀。隋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宾敏于从政，果敢断决。赐爵武阳县伯，历位齐公宪府长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卒于州。及颎贵，开皇中，赠礼部尚书、武阳公，谥曰简。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词令。初，孩孺时，家有柳树，高百许尺，亭亭如盖。里中父老曰：“此家当出贵人。”年十七，周齐王宪引为记室。袭爵武阳县伯，再迁内史下大夫。以平齐功，拜开府。

隋文帝得政，素知颎强明，久习兵事，多计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杨惠谕意，颎承旨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于是为府司录。时长史郑译、司马刘昉并以奢纵被疏，帝弥属意于颎，委以心膂。尉迟迥起兵也，帝令韦孝宽伐之，军至河阳，莫敢先进。帝以诸将不一，令崔仲方监之，仲方辞以父在山东。时颎见刘昉、郑译等并无去意，遂自请行，深合上旨。受命便发，遣人辞母云，忠孝不可两兼，歔欷就路。至军，为桥于沁水，贼于上流纵火筏，颎预为土狗以御之。既度，焚桥而战，大破之。军还，侍宴于卧内，帝撤御帷以赐之。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丞相府司马，任寄益隆。及帝受禅，拜尚书左仆射、纳言，进封勃海郡公。朝臣莫与为比，帝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颎佯避权势，上表逊位，让于苏威。帝欲成其美，听解仆射。数日，帝曰：“苏威高蹈前朝，颎能举善。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官！”于是令颎复位。俄拜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突厥屡为边患，诏颎镇遏缘边。及还，赐马百疋，牛羊千计。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颎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后人。其见重如此。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余官如故。母忧去职，二旬，起令视事。颎流涕辞让，不许。

开皇二年，长孙览、元景山等伐陈，令颎节度诸军。会陈宣帝殂，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萧岩之叛，诏颎绥集江汉，甚得人和。帝尝问颎以取陈之策，颎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而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帝用其策，由是陈人益弊。

九年，晋王广大举伐陈，以颎为无帅长史，三军皆取断于颎。及陈平，晋王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斩之。王甚不悦。及军还，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定食千乘县千五百户。帝劳之曰：“公伐陈后，人云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颎又逊位，优诏不许。

是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后短颎于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谓颎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未几，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并奏称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废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亲礼逾密。帝幸并州，留颎居守。及还，赐缣五千匹，行宫一所为庄舍。其夫人贺拔氏寝疾，中使顾问不绝。帝亲幸其第，赐钱百万，绢万匹，复赐以千里马。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猛将论功！”帝大笑，时论嘉其有让。寻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后尝赐，不可胜计。

时荧惑入太微，犯左执法。术者刘晖私于颎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颎不自安，以晖言奏之。上厚加赏慰。突厥犯塞，以颎为元帅击破之。又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言颎欲反，帝未有所答，颎亦破贼而还。

时太子勇失爱，帝潜有废立志，谓颎曰：“晋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颎跪曰：“长幼有序，不可废。”遂止。独孤皇后知颎不可夺，阴欲去之。初，颎夫人卒，后言于帝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以不为之娶？”帝以后言告颎，颎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原。”帝乃止。至是，颎爱妾产男，帝闻极欢，后甚不悦，曰：“陛下当复信颎邪？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帝由是疏颎。

会议伐辽东，颎固谏不可。帝不从，以颎为元帅长史，从汉王征辽东，遇霖潦疾疫，不利而还。后言于帝曰：“颎初不欲行，陛上强之，妾固知其无功矣。”又帝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于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意。谅所言多不用，因甚衔之。及还，谅泣言于后曰：“免颎杀，幸矣！”帝闻，弥不平。俄而上柱国王积以罪诛，当推覆之际，乃有禁中事，云于颎处得之。帝欲成颎罪，闻此大惊。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幹、刑部尚书薛胄、户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明颎无罪，帝愈怒，皆以之属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颎竟坐免，以公就第。

未几，帝幸秦王俊第，召颎侍宴。颎歔欷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亦对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谓曰：“朕不负公，公自负朕也。”因谓侍臣曰：“我于高颎胜兒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顷之，颎国令上颎阴事，称：“其子表仁谓颎曰：“昔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颎于内史省而鞫之。宪司复奏颎他事，云：“沙门真觉尝谓颎曰：‘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帝闻益怒，顾谓群臣曰：“帝王岂可力求。孔丘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于后代，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请斩之，帝曰：“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积，如更诛颎，天下谓我何！”于是除颎名。初，颎为仆射，其母诫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斫头耳，尔其慎之！”颎由是常恐祸变。及此，颎欢然无恨色，以为得免祸。

炀帝即位，拜太常卿。时有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颎奏：“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悦。帝时侈靡，声色滋甚，又起长城之役。颎甚病之，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监不进，安可复尔！”时帝遇启人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讪谤朝政，诛之，诸子徙边。

颎有文武大略，明达政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发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禽等皆颎所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时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诛，天下入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谋及损益时政，颎皆削稿，代无知者。

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应国公，晋王记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徒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其先尝避难，改姓辽氏。祖炽，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复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兒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甚伟，性宽裕，好学博闻。仕周，历位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翰，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开皇初，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

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度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

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疋。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公。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代。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教，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二七，广四脩一。”郑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脩之一，则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脩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代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笾，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祭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祭邕、王肃云周公作，《周书》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不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名，又论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响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也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屋。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祀之事，于焉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云“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响，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存，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则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辟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为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并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余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观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

上以时事草创，未边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皆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递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锺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辩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房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贱侮朝臣，唯见弘未尝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

时帝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及献皇后崩，王公已不下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帝。帝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

弘在吏部，先德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缓滞，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服弘识度之远。

炀帝之在东宫，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右光禄大夫。从拜恆岳，坛墠珪币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山，炀帝尝召弘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亲重如此。弘谓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从幸江都，卒。帝伤惜之，赗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真。大业之代，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干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闻，无所怪问，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位内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险无仁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谋杀逆，事见《司马德戡传》。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寿，魏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别在直阁省。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叹异之，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余车马不绝。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词核而理暢。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己嫉贤，何不近比老彭，乃远求温子！”

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严寒，单缞跌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贫感轲，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无复宦情。其后母病稍愈，逼令仕进。齐任城王湝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后举秀才，尚书令杨遵彦考为上第，授殿中将军。及长广王作相，引为丞相府行参军。未几，王即帝位，累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侍郎，别典机密。寻丁母艰，以至孝闻，朝廷嘉之。裁百日，夺情起复，固辞不起。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百司会议。收与德林致书往复，词多不载。后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时齐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累迁仪同三司。

周武帝平齐，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宜入相见。”仍令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谓群臣曰：“我常日唯闻李德林与齐朝作书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主圣王，得骐驎凤皇为瑞，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是陛下圣德感致，有大才用，胜于骐驎凤皇远矣。”帝大笑曰：“诚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后赐爵成安县男。

宣帝大渐，隋文帝初受顾命，令邗国公杨惠谓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今欲与公共成，必不得辞。”德林答曰：“愿以死奉公。”隋文大悦，即召与语。刘昉、郑译初矫诏召隋文受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译欲授隋文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为小冢宰。德林私启：“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遂以译为相府长史。昉为相府司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为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

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顿至，一日之中，动逾百数。或机速竞发，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郧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沁水长，孝宽师未得度。长史李询密启：“诸大将受尉迟迥饷金。”隋文得启，以为忧，议欲代之。德林曰：“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马服以之败赵也。公但以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隋文曰：“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凡厥谋谟，皆此类也。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隋文癸祚之日，授内史令。初，将受禅，虞庆则等劝隋文尽灭宇文氏，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仪同，进爵为子。

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讫，奏闻，别赐骏马及九环金带。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隋文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得早见公面。”于是追赠其父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隋文后幸鄴，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后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时高颎入京，上语颎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晋王广。

初，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谦宅赐之，寻又改赐崔谦，帝令德林自选一好宅并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卫国县市店八十区为替。九年，车驾幸晋阳，店人表诉，称地是平人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换宅之意，上不听，悉追店给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称其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李元操等阴奏之曰：“德林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复庭议忤意，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预计议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孙当说《孝经》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课人掘井溉田，为考司所贬。岁余，卒官，时年六十一。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将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给丧事，祭以太牢。

德林美容仪，善谈吐，器量沈深，时人未能测。齐任城王湝、赵彦深、魏收、陆仰大相钦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谓之曰：“识度天才，必至公辅，吾辄以此字卿。”从宦已后，即典机密，性慎密，尝言古人不言温树，何足称也。少以才学见知，及位望稍高，颇伤自任，争竞之徒，更相谮毁。所以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乱亡失，见五十卷行于代。

子百药，博涉多才，词藻清赡。大业末，位建安郡丞。

译文：

高显，字昭玄，又名高敏，自己说是勃海蓓地人。他的祖先由于在北部边地为官，沦落到辽东。曾祖父高嵩，在太和年问从辽东前来归附魏国，官至卫尉卿。祖父高孝安，曾位至兖州刺史。父亲高宾，供职柬魏，官至谏议大夫大统六年，为躲避谗言弃官逃到西魏，独孤信接纳高蜜为自己的属下官吏，赐姓独孤。独孤信被杀，妻儿被流放到蜀地。隋文献皇后因为高宾曾是她父亲原来的属吏，经常往来他家。高宾善于从政，处事果断干脆。被封为武阳县伯，历任齐公宇文宪的府长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后在襄州去世。当高颊显贵时，于开皇年间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追封为武阳公，谥号为简。高频小时候很聪明，有气量，对文史典籍有所涉猎，尤其善于词令。起初，当他还是个小孩时，家中庭院有一棵柳树，有近百尺高，耸立在那里如同一个大车盖。乡里的老人说：“这家将会出富贵之人。”十七岁时，被北周齐王宇文宪接纳为记室。继承父亲武阳县伯的爵位，又升任内史下大夫。因为平定齐国有功，授开府。

隋文帝任丞相辅政，一向知道高颖聪明强干，长期研习军事，富有谋略，想把他接纳到丞相府。于是便派邗公杨惠告知他此意，高颊听到后很高兴，说：“愿意接受调遣。纵使他的事情不能成功，我亦不会逃避灭族的危险。”于是担任丞相府司录。当时长史郑译、司马刘时都因放纵奢侈而被疏远，文帝更加倾心于高颓，把他视为心腹。尉迟迥起兵作乱，文帝叫韦孝宽率军讨伐，军队行到河阳，不敢前进。文帝鉴于将领不统一号令，便叫崔仲方前去监军，崔仲方以父亲在山东为借口推辞此任。当时高颊见刘防、郑译等人都没有想去的意向，于是自己请求前去，深合文帝的旨意。受命出发前夕，他派人告诉母亲说，忠孝不可两全，便哀叹抽泣着上路了。到了河阳军中，他命令士兵在沁水上造桥，贼军从上游漂流纵火的木筏，高颒事先以土袋加以堵拦。大军渡过沁水后，放火烧毁了桥而背水一战，终于大破贼军。大军回师，文帝在内宫设宴款待，并撤除御帐，将它赐给高颖。高显进升柱国，改封他为义宁县公，升任丞相府司马，文帝对他寄予很高的希望，地位越来越高。隋文帝受禅即位，高颊任尚书左仆射、纳言，进封为勃海郡公。朝臣没有谁能与他相比，文帝常常称呼他为独孤而不呼名字。高显假装辞避权势，便上表请求将自己的职位让给苏威。文帝想促成他这一美事，听任他解去仆射一职。遇了几天，文帝说：“苏威隐居前朝，高显能举荐贤人。我听说进荐贤才的应该受到上等赏赐，怎么可以让他离职呢！”于是叫高颊诙复原职位。不久，授左卫大将军，原职位不变。突厥经常侵犯边地，制造边患，朝廷叫高颠到边境前去镇慑遏止。当他回朝时，文帝赐他一百匹马，数以干计的牛羊。在任新都大监时，许多制度都是高显制定的。高颖常常喜欢坐在朝堂北边的槐树下处理政事，由于那树不成行列，官吏准备将它砍掉，文帝特地命令不要砍掉，以告示后人。文帝是如此地敬重高显。不久又授高颊为左领军大将军，其它官职不变。母亲去世，辞官回家，刚遇了二十天，文帝派人叫他起复供职，高显流着眼泪推辞，文帝不允许。

开皇二年，长孙览、元景山等人率军征讨陈国，文帝叫高颖节制调度各路军队。恰巧遇到陈宣帝驾崩，高颖认为礼节上规定不讨伐有丧事的国家，上奏请求班师。萧岩叛乱时，朝廷叫高颊前去江、汉地区安抚，很得人心。文帝一次向高颓探问攻取陈国的策略，高颖说：“长江以北气候寒冷，田里的庄稼收割比较晚，长江以南地区气候炎热，田里的水稻成熟得早。估计在对方收割庄稼的时候，稍微征集一些人马，对外宣称进袭陈国，这样陈国一定会屯兵守御，而收割水稻就会搁置。对方聚兵以后，我方又解散那些军队，如此再三，陈国就会习以为常。后来我方再次聚集军队，对方一定不会信以为真，趁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军迅速渡江，登上陆地而与敌战，士气就会倍增。又江南地区土层较薄，房舍多是竹茅屋，所有的粮食储存，都不是用地窖。我们秘密派人前去，趁风势纵火，等他们修好后，又把它们烧掉。不要几年，他们的财力自然就会全部耗尽。”文帝采纳他的计策，由此陈国越来越衰败。

开皇九年，晋王杨广率大军征伐陈国，任命高颖为元帅长史，军队进退都听任高颖决断。平定陈国后，晋王欲接纳陈后主的宠姬张丽华。高颊说：“周武王灭亡殷商，曾杀掉了妲己。如今平定陈国，不应该接纳张丽华。”于是高显叫人杀了张丽华，晋王心里非常不高兴。大军回朝，高颒因功授上柱国，封为齐国公，赏赐绢帛九千段，食邑千乘县一千五百户。文帝慰劳高颊说：“公平定陈园后，有人说公要谋反，我已经把说的人斩首了。君主与臣子只要志同道合，不是苍蝇之辈所能离间的。”高颊又请求让位于他人，文帝下诏慰劳没有应允。

此后，右卫将军庞晃和将军卢贲等人又先后在文帝面前说高颊的坏话，文帝很生气，将他们全部贬黜。并对高颓说：“独孤公就好比一面镜子，每被打磨一次，就显得更加明亮。”不久，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都上奏说，近来国家水旱不断，罪过在于高颊，请求皇上废黜他。这雨人都被治罪而免职，而文帝对高颊的礼待更加亲密。文帝到并州，留高贿镇守京师。文帝回京师后，赏赐高显绢帛五千匹，并将一所行宫赐给他作别墅。他的夫人贺拔氏卧病，文帝派去探视的人没有间断。文帝还亲自到高颊府第，赏赐一百万钱一万匹绢帛，又赐给他一匹千里马。一次文帝随便地要高颖和贺若弼说说平定陈国方面的事，高显说：“贺若弼先献有十策，后来又在蒋山苦战破敌，而臣只不过是一文臣罢了，哪里敢同猛将谈论功劳？”文帝听后忍不住大笑，当时人们对他的礼让很赞美。不久，又让他的儿子高表仁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前后得到的赏赐，多得不可胜计。

当时荧惑星侵入太微座，并侵入左执法星。一个叫刘晖的术士私下对高显说：“天象不利于宰相，您可通过修养德行来免祸。”高颊听后心里充满不安，便将刘晖的话上奏给文帝，文帝厚加赏赐以表安慰。突厥侵犯边境，朝廷任命高颖为元帅率军进击，并大破突厥兵。接着率军进到白道，准备进入沙漠追击，同时又派使者回朝请求增兵，文帝身边的大臣说高颊想谋反，文帝没有回答他们，不久高颖打败突厥，也率军回京。

当时太子杨勇失去了文帝的宠爱，文帝心里产生了废立太子的想法。一日文帝对高颊说：“有神告诉晋王妃，说晋王必定会拥有天下。”高颊下跪说：“长幼有规定，皇太子不可废黜。”文帝祇好不说了。独孤皇后知道不可强迫高显，暗地里就想除去他。起初，高颊夫人去世，皇后对文帝说：“高仆射已老了，而又死了夫人，陛下为什么不替他再娶呢？”文帝把皇后酌话告诉高显，高显流着眼泪辞谢说：“臣如今已经老了，退朝后只小过是清心寡欲读佛经罢了。虽然陛下对我深深哀怜，但说到纳妇，不是我的心愿。”文帝于是不提了。此时，高颖所宠爱的妾生了一个男孩，文帝听后非常高兴，而皇后却极为不高兴，便对文帝说：“陛下还相信高颊吗？当初陛下想替高颖娶妻，高显心里只有爱妾，当面欺骗陛下，如今他的欺诈已经显现了。”文帝因此疏远了高颖。

恰巧朝议讨伐辽东，高显坚持认为不可以。文帝没有采纳，随即任命高颖为元帅长史，跟从汉王出征辽东，在途中遇到连绵大雨，军中发生疫病，泼能取胜便回来了。皇后在文帝面前说：“高显当初不想去，陛下强迫他，我本来就知道他会没有功劳的。”文帝认为汉王年纪太小，专门将军队委托给高颖节度。高显认为责任重大，常常都是想着国家利益，从来都不去怀疑别人。杨谅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没被采纳，因此心里特别怀恨。大军回朝后，杨谅哭泣着对皇后说：“不被高频杀掉，已是很幸运了。”文帝听说后，心里更是愤愤不平。不久上柱国王积获罪被杀，在调查核实的时候，发现有关皇宫中的事情，说是从高颖那里得到的。文帝欲治高颖的罪，高频得知大为惊恐。当时上柱国贺若弼、昊州总管宇文撤、刑部尚书薛胄、户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大臣都证明高颖无罪，文帝更是愤怒，把他们全部交给主管官吏处理，从此朝臣再役人敢说话。高颖终于被定罪免官，只以公的身份回家。

不久，文帝到秦王杨俊的府第，召来高颁去陪宴。在宴会上，高显既叹息又抽泣，显得十分悲伤，独孤皇后亦面对着他抽泣起来，在座的人没有谁不流泪的。文帝对他说：“我没有辜负你，而是你自己辜负了我啊。”并趁此对身边的大臣说：“我对高颖胜过对儿子，虽然有时不见，但常常好像就在眼前。自从他被解职以后，昏昏沉沉地就将他忘了，好像本来就没有高频这个人一样。人不可用自身来要挟君主，自称是天第一啊。”不久，高颊的国令向文帝上奏高预见不得人的事情，说：“他儿子高表仁对高颊说：‘过去司马懿起初假托有病不上朝，于是便拥有了天下。如今你遇到这遭遇，怎么知道它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文帝大怒，把高颊囚禁在内史省并审问他。御史又奏报高显的其它事情，说：“和尚真觉曾对高显说：‘明年国家有大丧。’尼姑令晖又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难。十九年他过不去，”’文帝听后更加愤怒，对群臣说：“帝王难道可以力争得到吗？孔子凭着大圣的才识，作礼法示范后世，难道他不想帝位吗？是天命不允许啊！高显与儿子谈话，把自己比作晋帝，这是怀着什么心？”有关官吏请求将高颒斩首，文帝说：“去年杀了虞庆则，今年已斩了王积，如果再杀高显，天下会说我什么！”于是削除高颖名籍。当初，高颖任仆射，他的母亲告诫他说：“你富贵已到达了顶点，只恐怕有杀身之祸，你要谨慎行事。”高颊从此常常担心出现祸患。到此时，高颖喜悦而没有遗恨的神色，认为可以免去杀身之祸了。

炀帝即位，授高颖为太常卿。当时炀帝下诏招集北周、北齐时的乐人和天下流落各地的乐曲。高显上奏说：“这种乐曲已废弃很久了。如今如果征集而来，恐怕那些无知的人弃本逐末，递相教习。”炀帝听后不高兴。当时炀帝追求奢侈，声色淫乐充斥宫中，又调发役力修建长城。对这些事情，高颊极为反对，他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正统就是因为天子喜好声色而断绝灭亡的，殷代的教训不是很远，怎么能重蹈覆辙！”当时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礼遇过于厚重，高颒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些人颇为了解中原虚实和山川险易，恐怕会引起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没有一点规章制度。”有人把这些事上奏炀帝，炀帝认为他讥讽诽谤朝政，将他杀了，他的儿子全部发配边疆。

高颖有文武大才，通晓政务。自任重位之后，十分忠诚尽职，引荐忠臣贤士，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禽等都是高显所引荐的，各尽其才，成为一代名臣。其它有文武功业者，木可胜计。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全国上卜都钦佩，毫无异议，达到太平盛世，高赎的功业最大。评论认为他是真宰相。被处死后，天下无不悲痛惋惜，到现在还在说他冤枉。所有决策谋略及时政得失，高显都改定成文，其它人都无法替代了解。

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迁柳城后去世。盛道弟弘德，封应国公，晋王记室；二弟表仁，官至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他的祖先为了逃避祸难，曾改姓为辽氏。祖父牛炽，曾是本郡的中正。父亲牛元，在魏任侍中、工部尚书，封为临泾公，恢复牛姓。牛弘还是婴儿的时候，有一位看相术士见到他，便对他的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定会富贵，希望好好抚养他。”牛弘长大后，外貌特别魁伟，生性宽宏大量，好学博识。在北周做官时，历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信札和公文，修起居注。后来继承父亲的临泾公爵位，转任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开皇初年，授以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认为历代典籍散失严重，便上表请求广开献书之路，上表说：

过去周室衰落以后，旧的经典遣弃。孔子凭借大圣才学，开创了素王的事业，效法尧舜文武，作《礼》删《诗》，以五始之法而撰述《春秋》，闸论《十翼》而弘扬《易》道。秦始皇驾驭宇内，吞灭六国诸侯，先王的典籍，毁灭殆尽。这是书的第一次厄难。汉朝建立，提出藏书的政策，设置校书的官员。到孝成帝时代，派遣谒者陈农到天下访求遗留在民间的典籍，诏令刘向父子校刊每篇册籍。汉代的文献典籍，在这个时代达到最盛。王莽末年，全都焚尽。这是书的第二次厄难。光武中兴汉朝，尤其重视经籍诏诰，还未走下马车，往往先求艺文礼乐。到肃宗则亲临讲筵，和帝多次光顾藏书所，兰台、石室、鸿都及东观，都藏满了秘籍，数量足前代的几倍。孝献帝迁都，官民扰乱，那些缣帛图书，都被他们拿去做了帷囊。剩下载往西京的只装了七十多车，接着西京大乱，载去的图籍一下烧得荡然无存。这是书的第三次厄难。魏文帝取代汉室，重新广集经典，并把它们全部藏在秘书省，有内外三阁，又派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谈论此事的人都赞美他区分朱紫而优劣有别。晋司马氏继承下来，文章典籍尤为丰富。晋秘书监苟勖刊定曹魏《中经》，另外又著作《新簿》。接着刘渊、石勒侵凌晋室，所藏典籍从而散失遗落。这是书的第四次厄运。永嘉以后，内外祸难竞相发生，他们建国立家，虽然世传名号，但典章礼乐散亡得无影无踪。刘裕平定姚氏，收集他的圆籍，《五经》子史，只有四千余卷，都是赤轴青纸，且文字古拙，它们全部载到了江东。刘宋秘书丞王俭根据刘歆《七略》，撰写了《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作《七录》。总计所有书的卷数，共有三万多卷。至侯景渡过长江，灭亡梁室，秘书省的典籍，虽然毁于战火，但文德殿内的典籍，却还保存着。萧绎据守江陵，派将率兵平定侯景，收集文德殿的藏书以及公私所藏典籍中的重复本子七万多卷，全部运送到剂州。北周军队进入郢城，萧绎将书全部在外城焚毁，北周只收集到其中的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的第五次厄运。

后魏来自边远地方，迁居到伊洛，时间上无暇顾及，典籍便阙如。周氏在关右创建基业，战事从未停息。保定初年，藏书只有八千卷，后来加以收集，才超过一万卷。高氏据守山东，起初亦曾到处采访，然而所收典籍，通过校验本来篇目，发现其中残缺的还是很多。隋初定陈时，所获得的经史典籍，四部重复而杂乱，虽说有三万多卷，但所增加的旧书，亦只不过五千卷而已。如今从宫廷清出的单本书，共计一万五千多卷，而且部类之间，还有一些残缺。对照梁旧的书目，只有其半敷。至于有关阴阳《河》、《洛》和医学图谱方面的书，就更加少了。

我认为经书从孔仲尼到现在，共遭受五次厄运，若说兴盛暗期，将在本朝。如今秘书省所见的书籍，足以供人翻阅，但是整个时代的典籍，必须使它齐备。不许可官府所没有的，而私家却有。如果陛下多发明确的诏令，开辟购献兼行之路，那么那些稀见的典籍一定能得到，观阁的藏书就会越积越多。

文帝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发布诏令，献书一卷，赏缣一匹。一二年间，典籍稍有完备。牛弘亦因此进封为奇章公。

开皇三年，任礼部尚书，奉诏撰修《五礼》，合成一百卷，流行于当世。牛弘请求依照古代制度，修建明堂，他上书建议说：

我认为明堂的作用，在于通神灵，感天地，生教化，崇道德。黄帝时叫合宫，尧时称五府，舜时称为总章，发布政令，振兴教化，其由来已很久了。《周礼?考工记》说：“夏后氏世室，堂高十四步，横长再增加高的四分之一。”郑玄作注说：“高十四步，它的横长再增加高的四分之一，那么它的横长就是十七步半。”“殷代人的重屋，堂高七寻，重屋四面有檐角。”郑玄说：“它高七寻，横长是九寻。”“旦伏的明堂，标准是九尺一筵，南北共有七筵。有五个室，每室有二筵。”郑玄说：“这三种情况，有的是说宗庙，有的是说王寝，有的是说明堂，一起叙述则表明它们的规制是相同的。”马融、王肃、干宝等人所作的注释，与郑玄有出入，现在不一一列出。汉代司徒马宫议论说：“复后氏代室，是因为室比堂显贵，所以以室命名。殷人的重屋，是因为屋要比堂显贵，所以以屋命名。周代的明堂，是因为堂要比夏后氏的室大，所以以堂命名。夏后氏把堂的横长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尺，周代的明堂，雨序间的横长要比夏后氏犬七十二尺。”如果根据郑玄的说法，那么夏代室要比周的明堂大，而如果依据马宫的说法，则周的明堂大于夏的代室。后来帝王转载文字，都认为应该是周代明堂要大。但是马宫的说法，没有详捆地阐述他的道理。这些说法离圣人孔子时代太远，加上礼书文字残缺，所以先代儒家的解说，亦会因承传不同而产生各自的说法。郑玄注《玉藻》也说：“宗庙、寝室，与明堂同一规制。”《王制》中说：“寝室的规制不超越宗庙。”说明大小的说法相同。如今根据郑玄的注释，每个室和堂，只有一丈八尺，四壁的外面，还有四尺多。如果以宗庙而论，祭祖那天，周人酬祭六人，加上后稷就是七人，再加上先公昭穆二人和先王昭穆二人，一共就是十一人，乏十六神主，叫天子在二丈范围内的明堂拜祭行事，再愚蠢亦不可到如此地步。如果按正室而论，就必须能举行朝宴。据《燕礼》说：“诸侯举行大宴时，宾客和卿大夫得脱鞋入坐。”由此可知天子朝宴时，三公九卿都得一起入座。《燕义》又说：“在席的安排等次上，小卿在大卿之后。”这说明都得侍坐在席上。如果只限于二筵之间的空地，怎么能够行礼呢？如果按明堂而论，大享之时，五帝各在它们的室内。设青帝享位，必须在木室内稍北面向西。太昊享食，坐在西面，略靠近南而面向北。祖宗配享，又置于青帝的南面，稍靠后面向西。一丈八尺的堂室，神位就有三个，加上还有篮簋、豆篷之类的祭器，牛羊之类的牺牲，以及四海九州岛的美味都陈设着，此外还要在席上奏乐，进出樽坫，坐立揖让，亦太狭小了吧。因此可以说，所肯定的说法不对。考查刘向的《别录》和马官、蔡邕等人的意见，当时存在《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图籍，它们都是述说古代明堂情况的。这些书到现在都已亡佚，不能对错误加以纠正。如今所存的《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着，是《春秋十纪》的首篇，后来研习礼的人将它抄合成记。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中有《月令》，其中的第五十三篇就是此书。他们各有各的论证，只是他们的文字多没有记载。东皙认为是夏朝时代的书。刘辙说：“吕不韦招集书生，追寻圣王有关月令的事情而将它们记载下来。吕不韦怎么可能独自一人作此记述呢？”如今根据考证，既不能全说是周书，亦不可认为就是秦典，它的内容夹杂有唐虞、夏朝、殷商时的制度，都是圣贤帝王们的仁恕政治。蔡邕为它作了章句，又评论说：“明堂之所以庙祭他们的祖先，目的是为了配享上帝。夏后氏叫代室，殷商叫重屋，周代称明堂。东室叫青阳，南室叫明堂，西室叫总章，北室叫玄堂，中室叫太室。圣人面朝南而听政，崇尚向阳而治，君主的名位没有不正的。所以虽说有五个名称，但是是以明堂为主。规制的尺度，各有各的依据。纵横一百四十四尺，是坤卦的策数，屋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干卦的策数。太庙明堂纵横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是阴阳的九六变量，而且圆盖方载，也是九六的道理。八阖象征八卦，九室象征州，十二官应日辰。其中的三十六门和七十二窗，是四门八窗与九室相乘所得的数字。门都是设在外面而不关闭，以象征天下不能藏匿。通天屋高八十一尺，内悬有黄钟八十一只。二十八根柱子布列四方，象征四方七宿。堂高三尺，与三统相应，四方有五色，各象征金木水火土。水宽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节气，在外以象征四海。这是帝王大礼。”看它以天地为模范，效法阴阳，一定是根据古文经典，所以不是没有依据。如今若是直接根据《考工记》而不参考《月令》，那么，青阳、总章的名号就无法称说，九月享帝之礼就难以使用。汉代二京都所建的明堂，与这种说法完全相同。

建安以后，海内大乱，曹魏处三国鼎立之时，没有任何兴建。晋时侍中裴颇建议”只建一殿，以便奉崇祭祀父亲，其它杂碎一概废除”。刘宋、萧齐以来，都效法此礼，前代帝王的许多祭礼，此时已不再推行。后魏代都所建造的，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共有九室。屋檐不及屋基，房与房之间直通，凿通的地方鞍多，实役可取的地方。到迁都洛阳时，另行营建，由于诸王纷争，终于没有成功。于是宗庙祭祀，没有地方。

如今皇帝谋划远发，教化及于海内，正需构建大礼，让其流传千古。牛弘等人不因为自己平庸无才，胡乱议论。如今需查明明堂是否必须有五室呢？《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天命建立五府，赤色的叫文祖，黄色的叫神斗，白色的叫显纪，黑色的叫玄矩，青黑色的叫灵府。”郑玄作注说：“五府建制与周代明堂相同。”况且三代相沿，增缺较多，但是五室的建制，没有变化。室是用来祭天的，而天实际有五，如果建立九室，有四室没有用处。就如根据月初来发布政令一样，自然应该根据日期。郑司农说：“十二月分别处在青阳等的左右之位。”没有说居室。郑玄也说：“每月到它所代表的堂听政。”《礼图》上所画的正堂两旁的房舍，都在堂的两侧，所以必须建五室。明堂为什么一定要上圆下方呢？《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是施行政教的地方。”《礼记，盛德篇》说：“明堂四门八窗，上圆下方。”所以必须依此为方圆。明堂为什么一定要有重屋呢？根据《考工记》，夏朝说“九阶，四旁各夹两窗，门堂三分之二，室三分之一”。殷商、周代没有说及，说明与夏朝建制统一。殷商只说“四檐重屋”，周代继承，不说屋，但所造相同是很清楚的。“殷入重屋”的下面，本来没有五室这些文字。郑玄注说：“五室也是根据夏朝的建制才知道。”这说明周代不说重屋，殷代却有，已经很清楚。《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天子的明堂。”这是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应该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国的太庙，与周天子的明堂相同。又说：“复庙重檐，房间相通，是天子太庙的装饰。”郑玄注说：“复庙，就是重屋。”太庙既然是重屋，明堂是重屋亦就不值得怀疑了。《春秋》文公十三年，有“太室屋坏”的记载，《五行志》说：“前堂叫太庙，中央叫太室，屋在上面有相重的。”服虔亦说：“太室，太庙的上屋。”《周书，作洛篇》说：“于是建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都有四檐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说：“重亢，正梁重叠；重廊，屋重叠。”根据《黄图》所载，汉代的宗庙都是重屋。汉代离古代尚近，尚存有古代遗法，所以必须建重屋。明堂为什么一定要建辟雍呢？《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明确诸侯尊卑。外水叫辟雍。”《明堂?阴阳录》说：“明堂的建制，周围绕以流水，水向左流以象征天，内有太室，以象征紫官。”这是明堂有水的明确记载。然而马宫、王肃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在一处，蔡邕、卢植也认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是名异而实同。蔡邕说：“明堂，根据宗祀时的清净，就把它叫作清庙；因为它是正室，所以叫作太室；因为有堂，所以叫明堂；因为有四门之学，所以叫作太学；因为四周有水围绕如墙，所以叫作辟雍。其实就是一处。”还有说法不同的，《五经通义》说：“灵台是占候的地方，明堂是施行政教的地方，辟雍是养老教学的地方。”三处不同。袁准、郑玄也认为它们不同。历代既然还有疑义，怎么能随便确定呢？现在根据《郊祀志》上所说：“想建明堂，不知道它的造法。济南人公玉带进献的黄帝时的《明堂图》，有一殿没有墙壁，盖的是茅草，宫垣有水相环绕，天子采纳了。”凭此而言，说明它的历史已很久了。汉中元二年，在洛阳修造明堂、辟雍和萎台，都是分别建造。然而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铭》中说的“流水很大”就是证明。因此必须要有辟雍。

如今建造明堂，必须以《礼经》为本。形制根据周制，尺度依据《月令》，若还有遣缺，再参照其它书籍，使它既沿革旧制又比较详备。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檐重屋，四旁两门，此制依据《考工记》和《孝经》的说法。堂纵横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纵横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八门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面五色，此制是依据《周书?月令》的说法。殿垣内方，水周围于外，水沟的直径三百步，此是依据《太山》、《大戴礼?盛德》和《仪礼?觐礼》的说法。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都有法则和征象，足以诚对天帝，敬祭祖宗，弘扬风俗，施行政教，为后世树立典范。

文帝认为时局刚定，没有闲暇去建造，所以被搁置而没有建成。

开皇六年，牛弘任太常卿。开皇九年，下诏制定雅乐，又诏令撰作乐府歌词，制定圆丘五帝凯乐，并商议定乐事。牛弘上书论述说：

考查《礼》，五声六律，十二管递相为宫。《周礼》中所说的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则歌应钟，说的都是递相为宫的意思。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月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爵角，南吕为征，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征。其它各月都仿照此配法。”所以先王作律吕，目的是为了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扬子云说：“声从律中生，而律又从辰中生。”所以律吕可配五行，通八风，经历十二辰，运行十二月，循环运转，永无停止。譬如立春为木王火相，立夏为火王土相，复末为土王金相，立秋为金王水相，立冬为水王木相。所谓递相为宫，就是说正好处于王月，所以取名为官。如今若是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官，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那么就会使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如此岂不是阴阳失调，天地不通？刘歆《锺律书》说：“春宫秋律，百花必会凋谢；秋宫春律，万物必定繁荣；夏宫冬律，一定会天降雨雹；冬宫夏律，必定有雷声。”就此而言，确实不能改变。况且律有十二，如今直接给黄钟一均，惟用七律，那么剩下的五律还有什么用处？恐怕会违背圣人制作律吕的本意。所以必须根据《礼》来制定律吕递相为宫的制度。

文帝说：“不必制定旋相为官之法，就作黄钟一均可以了。”牛弘又论辩六十律不能推行：

考查《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派韦玄成去问京房有关乐府的问题。京房回答说：‘我是从已故小黄令焦延寿那里学习的。六十律相生的法则是：用上生下，都是三生二；用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在中吕终结，十二律就齐备了。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在南事终结，六十律就齐备了。十二律变成六十律，就如八卦经演变成为六十四卦。冬至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昌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是声气的本源，五音的正声，所以各自相统一天。其余按次序运行，当日一到，各自为宫，商征等根据类属相配从：’京房又说：‘竹声不能度调，所以作为准以定数。准的情形如瑟，长一丈，十三弦，内隐部分长九尺，以对应黄钟的九寸。中央有一弦，弦下画上分寸度数，这样调节六十律的清浊。’执始等一些律的定数，都是京房自己制定的。京房说是焦延寿传授给他的，不知焦延寿又是承传了谁。到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对皇上说：。官员中没有人通晓六十律以准调音，已故待诏严嵩把确定准法教给他的儿子严宣，希望征召严宣补任他为学官，掌管乐器的调试。，太史丞刘弘考验严宣的十二律，其中只是二律合，四律不合，还有六律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律，严宣于是被罢免官职。从此以后专门研习律的人没能根据准调节弦。熹平六年，东观召引典掌律的太子舍人张光，问他有关律准的问题。张光等不知道，他回去查阅收藏的旧物，才发现此方面的乐器，形制与京房书中说的一样，但还是不能确定弦的缓急，所以史官中能够辨析清浊的人于是绝亡。能够相传授的，也只有大致的常数以及候气而已。”根据这一说法，京房之法在汉代已经不推行了。沈约《宋志》说：“详细考查古代和当今音律家的情况，六十律并没有被运用到乐中去。”《礼》中说“十二管递相为宫”，没有说六十律。《封禅书》说：“大帝叫素女鼓奏五十弦瑟，由于遇度伤悲，竟破为二十五弦。”假如用六十律奏乐能够成功，亦可不用，以合乎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意思。

又建议说：查考《周官》上说：“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郑众注说：“均，调的意思。乐师掌管调音。”《三礼义宗》称：“《周官》中所说奏黄钟，就是用黄钟为调，歌大吕，就是用大吕为调。奏的人说堂下悬有四器，歌的人说是堂上之歌。但是在一次祭祀中，都运用二调。”从这可知据宫称调，意思一样。说明六律和六吕迭相为宫，且各自为调。现在流行的乐，是用黄钟作官，林钟为调，与古时乐相连背。根据晋内书监苟勖所记载的情况，是用五声十二律迭相为官之法，制成十二笛。黄钟的笛，正声发自于黄钟，林钟发出下征，用姑洗作清角。大吕的笛，大吕发正声，夷则发下征。其它备均，都跟这一样。然而如今所用的林钟，是苟勖下征之调。不选择正声，卸先择用下征，在道理上说不通，所以必须改过来。

文帝非常赞赏他的建议，下诏叫牛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一起正定新乐。此后朝廷商议建造明堂，又下诏叫牛弘分绦上奏历代旧事，议论其得失。文帝非常敬重他。

当时杨素依仗有才自夸尊贵，鄙视侮辱朝臣，只是在见到牛弘时不得不改变神色而表示恭敬。杨素即将出征突厥，亲自到太常寺与牛弘话别。牛弘把他送到中门就停了步，杨素对牛弘说：“我即将出征，所以前来叙别，为什么只送这么近？”牛弘于是作揖而退。杨素笑着说：“奇章公真可谓他的才智可以赶得上，而他的愚笨卸难赶得上啊！”杨素并没有从心里介意牛弘。不久，牛弘被授以大将军，任吏部尚书。

当时文帝又命牛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召集儒生讨论新礼中的降杀轻重。牛弘提出的建议，大家都很推崇佩服。献皇后逝世，王公以下的朝臣对于仪注不能确定。杨素对牛弘说：“公深谙旧学，为社会贤达所仰慕。今天的事情，就由公来决定。”牛弘完全不推辞谦让，不一会儿的时间，把全部仪注给完备了，而且都是依据古事。杨素感叹地说：“衣冠礼乐全在这里了，不是我能赶得上的。”牛弘认为三年的丧期，祥禅都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为练服，没有依据，牛弘把此事上奏文帝。文帝下诏废除丧礼制服之礼，这是从牛弘开始的。

牛弘在吏部任职时，以德行为先而以文才为后，处理事务力求详密谨慎，虽然有所延缓或滞留，但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还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聪明机灵，廉洁慎重无人可比，然而由于才智出众，行为上稍有轻薄，当时的宰臣因此很怀疑他。只有牛弘深深了解他的真才实学，便对他倾心委任职位。隋朝的选贤举能，在这时可谓达到顶峰，当时人们很佩服牛弘广逮的见识和气度。

炀帝在做太子时，多次将自己的诗和字送给牛弘，牛弘每次都有答谢。炀帝即位后，一次赐给牛弘一首诗：“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那些一同被赐给诗的大臣，炀帝赐诗对他们的赞美，都不能与牛弘相比。大业二年，牛弘位进上大将军。大业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跟从炀帝朝拜恒岳，有关坛蝉、珪币及牲宰方面的礼仪，都是牛弘制定的。回来时下太行山，炀帝把牛弘召入内帐，当着皇后在场，赐他一同吃饭，可见炀帝对他的亲近和敬重。牛弘对他儿子说：“我受到皇上特别待遇，受恩可谓深重。你们这些子孙，应该诚敬自立，以报答皇上厚重的礼遇。”大业六年，跟从炀帝到江都，并在那里去世。炀帝深为伤感和惋惜，在他丧葬时赠送了丰厚的财物。牛弘死后归葬在安定，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追封为文安侯，谥号为宪。

牛弘虽然在当世受宠荣耀，但他平时所用车马服饰极为简陋，奉事君主竭尽礼节，对待属下仁爱宽厚，不善言论但办事敏捷。一次文帝叫他宣布诏令，牛弘走到殿阶下面，却没有话说，只好退回来下拜致歉，说全忘记了。文帝说：“传话这种小小的事情，本来不是宰臣的职任。”愈加赞美他的质朴直率。大业年间，受到的信任和礼遇更高。他生性宽宏仁厚，专心于学问，即使事务繁杂，亦总是害小离手。隋代朝廷旧臣中，能始终受到皇帝信任而没有悔恨的，只有牛弘一人。弟弟牛弼，喜好酗酒，一次酒醉后射杀了牛弘用来驾车的牛。牛弘回到家，他的妻子迎上前去对他说：“小叔子射杀了牛。”牛弘听后，没有怪罪，直接回答说：“就拿来做肉干吧！”当他坐下后，他的妻子又说：“小掇突然射杀牛，应该是件怪异的事。”牛弘说：“我知道了。”说话脸色自然，仍旧读他的书。可见他是如此的宽宏平和。他有十二卷文集流行在世上。

长子牛方大，亦有学识，位至内史舍人。

次子牛方裕，为人凶狠险毒，缺乏仁爱之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人谋杀反叛，他的事情记载在《司马德戡传》。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父李寿，在魏国任湖州户曹从事。父亲李敬族，历任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叫当世学识渊博的人校定文章图籍，任命他为内校书，属直间省。李德林小时候聪明敏捷，几岁时，背诵左思的《蜀都赋》，只十多天就通过了。高隆之看见后很惊异，便遍告朝中士大夫说：“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是天下担当大事的人才。”邺京许多有名望的人到他家观看，一个多月车马络绎不绝。十五岁时，能背诵《五经》以及古今的文集，每天达几千句。不久，广览典籍，阴阳、识纬、占候之书无不涉猎。擅长写文章，文词朴实，文理晓畅。魏收曾当着高隆之对李德林的父亲说：“贤子的文笔，终当继温子升之后。”高隆之大笑说：“魏常侍自命超卓而嫉妒贤才，为什么不近比老彭，却远比温子升呢！”

十六岁时，遇父亲去世，便自己驾车扶送灵柩回到家乡安葬。当时天气严寒，他仍披着单薄的辕服，光着脚，州襄有才德名望的人因此很敬慕他。在家时境遇不顺，生活贫寒，母亲多有疾病，于是他把精力放在阅览典籍上，无心出仕。后来母亲病情稍为痊愈，朝廷逼迫他出来为官。齐任城王高浩在定州任刺史，他重视李德林的才华，便召他进入州的馆舍，朝夕与他在一起，如同师友一般。后来被举荐为秀才，在尚书令杨遵彦的考核中名列前茅，被授以殿中将军。长广王任丞相时，招引为丞相腐行参军。不久，长广王即位，多次升官任中书舍人，加授通直散骑侍郎，另外还典掌机要。不久，母亲去世，在服丧期间以孝道而闻名，朝廷为此嘉勉了他。服期还只一百天，朝廷强令他出仕，李德林坚决予以推辞。魏收与阳休之讨论《齐书》的起元问题，百官一起参与讨论。魏收为此与李德林书信往来，这些书信很多不被记载。后来任中书侍郎，并诏令他撰修国史。当时齐君主重视艺文礼乐，李德林被召引到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一同主掌文林馆的事情。几次升任至仪同三司。

周武帝平定齐，派人到李德林的府宅宣示诏旨说：“平定齐的好处，只在于得到了你，应入朝相见。”并命令随从去长安选用，授以内史上士，朝廷一切法令典章以及选用山东有才德名望的人，全部由他掌管。周武帝对群臣说：“我常常听说李德林给齐朝撰写檄书，我还以为他是天上人，哪里想到今天能让他供我驱使，又为我撰作文书，真是奇怪啊！”神武公纥豆陵毅回答说：“臣听说明主圣王，能得到麒麟、凤凰爵瑞祥，是圣上仁德感召的结果，并不是凭武力所能得到的。瑞物虽来临，但不能有所用。像李德林前来接受驱使，亦是陛下圣明仁德感召的结果，既有很高的才能，也可大用，远胜麒麟、凤凰。”武帝大笑说：“确实像公所说的。”宣政末年，授御正下大夫。后来赐封为成安县男。

周宣帝病危，隋文帝始受托孤，叫邗国公杨惠对李德林说：“朝廷赐令总掌文武事务，如今想与你共同分担，请一定不要推辞。”李德林回答说：“愿烈死来奉事公。”隋文帝很高兴，立即召见李德林并与他交谈。刘防、郑译起初假传诏书召请隋文帝受命辅助幼君，并总领内外军事。郑译想授任隋文帝为冢宰，他本人任大司马，刘防任小冢宰。李德林私下启告隋文帝说：“应该任大丞相，假黄铁，总领天下各路军队。”于是任命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防为丞相府司马，两人因此愤愤不平。任命李德林为相府属，加授仪同大将军。

不久，三方谋变作乱，朝廷所有军事策略，都要同他参酌详议。各种军事公文檄书，朝夕纷至，一天之内，动辄超过一百多。有的是需要立即发送出去的，只好口授给几个人，文辞多种多样，不用修改。鄙公韦孝宽任东道元帅，率军驻扎在永桥，由于沁水较宽，他的军队没能波过。长史李询秘密启陈说：“各位大将接受了尉迟迥的饷金。”隋文帝得到报告，深感忧虑，商议想派人取代韦孝宽。李德林说：“临敌时替换将领，自古以来都受到责备，乐毅因此离开燕国，马服被趟国打败。公只要派一有智有略，且为各位将领所信服的亲信，前去军营，观察他的情况，即使他有异心，也一定不敢乱动。”隋文帝说：“如果不是公说这话，几乎壤了我的大事。”于是立即叫高颖驱马前往韦孝宽军中，节度诸将，终成大功。凡是经他计谋的，都会取得这种效果。升任丞相府从事内郎。隋文帝受禅即位之时，相国那些统领百官、九锡殊礼的诏策、笺表和玺书，都是出自李德林的手笔。隋文帝登基那天，授他为内史令。起初，隋文帝将要受禅，虞庆则等人劝隋文帝将宇文氏势力全部诛灭，李德林坚决相争，认为不可行。隋文帝很生气，因此李德林的品位没有提升，只根据位次，授他上仪同，进封子爵。

开皇元年，颁敕命令李德林与太尉于翼、高颢等人一同撰修律令。完成后，上奏给文帝过目，文帝另赐给骏马以及九环金带。开皇五年，诏令他撰录文帝任丞相时的信札、公文，总成五卷，取名为《霸朝杂集》。隋文帝读毕，第二天早上对李德林说：“自古以来，帝王的兴起，都一定有不寻常的人辅佐。我昨天读了《霸朝集》，才知道感应的道理。昨晚恨夜太长，不能早点见到公的面。”于是追赠他的父亲为定州刺史，封为安平县公，谥号为孝。隋文帝后来到邺城，李德林因为生病没有跟从。文帝派人送去敕书，在书后亲自注上一句：“征伐陈时，希望你能相随。”当时高颖进京，文帝对高颖说：“李穗林如果因病不能随行，应亲自到他府宅，纳取他的计谋策略。”文帝将它交付给晋王杨广。

起初，大象末年，文帝把叛逆之人王谦的住宅赐给李德林，不久又改赐给了崔谦，文帝叫李德林自己选一处好的住宅连同庄店作为替换。李德林于是上奏求取叛逆之人高阿那肱在卫国县市店八十处作为替换。开皇九年，文帝到晋阳，店人向文帝上表申诉，说地是普通人的，高阿那肱强夺后便在里面建造房舍。文帝责备李德林。李德林请求查验高氏文簿以及换宅的本意，文帝没有听从，而是将店全部追还给所住的人。对此，李德林很不满意。起初，李德林说他父亲曾是太尉咨议，希望取得赠官，李元操等人暗地里上奏说：“李德林父亲死时是校书，说他为咨议是李德林乱说的。”文帝对此很怀恨他。此时，李德林在庭议时又违背文帝旨意，于是便指责他说：“公任内史，典掌朕的机要，然而却与不参预计议的人比，原因在于公不够宽宏。朕正用孝道治理天下，所以设立五教加以弘扬。公说孝本于天性，不必设教。若是这样，那么孔子就不该撰述《孝经》？还有，公欺骗和冒求市店，乱加父亲官街，朕实在是愤怒而没有对公发泄出来。如今就给你一州职位将你遣送。”于是便出京任湖州刺史。转任怀州刺史。在怀州时遇旱灾，强迫人掘井灌溉田地，受到考司的贬斥。一年多后，李德林死于任上，当时六十一岁。朝廷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谲号为文。即将下葬时，文帝诏令一百羽林军连同鼓吹一部，供丧事所用，并以太牢为祭。

李德林容仪很美，擅长谈论，器量深沉，当时人不能揣测。齐任城王高浩、趟彦深、魏收、陆印对他极为钦佩和敬重。李德林小时候就成为孤儿，没有取字，魏收对他说：“有天才般的见识气度，一定会做到公辅，我就用此二宇作为你的字。”做官以后，就开始典掌机要，生性谨慎周密，曾说古人不识宫内温树为何物，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少年时以才学闻名，地位名望稍高后，遇于自信，常自行其事，那些争名竞利的人，纷纷对他诬陷诋毁。所以虽然幸运地跟着创业的君主，有辅佐之功，但是十多年间竟然没能升迁官阶。所撰写的文集，汇编成八十卷，由于遭战乱而亡佚，现有五十卷流行在世上。

儿子李百药，博学多才，词藻清雅。大业末年，官至建安郡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