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武臣，英宗时期的郭登、于谦（后来世宗时期则有戚继光）皆以名将而饶才情，亦少馆阁习气，但在宫廷政变中，于谦蒙冤被斩，郭登几乎丧生，为朱家效力实在大不容易。其次，理学家如陈献章、庄昶以为风花雪月、鱼跃鸟飞皆可入诗，故亦时有流连光景之作。

此外，尚有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吴中四才子”。唐、祝诗反映了市民意识，也可以看到语言上的变化。但唐寅诗也夹杂了浅露滑俗之气，他于诗本不在意。四人之中以徐祯卿的成就最高，他同时又是前七子之一，并有专著《谈艺录》，惜享年过短。

吴多才人，吴宽、沈周也是其中俊彦。吴宽属李东阳的茶陵派。沈周以画著名，诗则不加雕饰，取材多为江南的风云烟月。

明代的政局，至弘治、正德时，逐渐走向下坡，武宗之不君，有甚于纨绔，而诗则推向高潮。三杨及李东阳皆台阁中人，李梦阳、何景明之崛起，则如陈田所说，“坛坫下移郎署”，故诗亦疾恶敢言。

由于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声势影响，遂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接踵而起。后七子中，起先本以谢榛为长，故沈德潜云：“四溟（指谢榛）五言近体，句烹字炼，气逸调高，七子中故推独步。”谢榛论诗亦多警语，其《四溟诗话》卷二，论诗忌太切，忌蹈袭，卷三云：“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可见他是不爱执意模拟的，加上他与李攀龙性格都很狂傲，遂被排挤削名。

李攀龙诗的毛病即在模拟，由于模拟非出真情，故诗境词意亦常有重复处，他在自己所作《古诗后十九首》的小引中曾说：“制辔筴于垤中，恣意于马，使不得旁出，而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势，斯王良、造父所难为耳。”意思是，拟古要像驭马于小土堆中，既要任马驰骋，又不可逸出范围之外。这样的境界，实际是很难做到的。他自己在写乐府诗时，也许真的是这样努力做去，却往往削足适履。

后七子中的成就，自得推王世贞。他才高望显，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越，所以，他不仅是诗人，又是学者，在整个明代诗坛上，他不失为一颗明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对李、王的评价即很有区别，持论也很公允。世贞后来对早年的是古非今的调论，颇为悔省，钱谦益称其“虚心克己，不自掩护”。他在遭家难时写的一些诗，涕泪之中，尤见至情，父子之外，又拳拳于手足。

由于王世贞的交游广而声气甚，后七子复古运动中还有后五子（张佳胤等）、广五子（卢柟等）、续五子（黎民表等）、末五子（屠隆等），但已是强弩之末，碌碌余子了。而模拟追踪的风习、华而不实的祈向，亦终使诗歌的“复古”走上了末路。

当时独立于七子之外，自张一帜的为杨慎，陈田所谓灭灶再炊，异军突起。他的才情不在李、王之下，其伪撰《杂事秘辛》即在炫才。他的诗喜用僻事，多著浮彩，半是才气，半是出于遭遇，因他终身流放，心多顾忌，故亦不能尽情吐露衷曲。

晚明开始于万历，而万历前后达四十八年，政局极为腐败黑暗，江河日下。说来奇怪，这仿佛成为一种力量，既助长了酒色财气，也激发了各种异端思潮的涌起；要求个性自由、情欲满足的浪头，冲击着传统的精神堤防，但也只是冲击。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等，就活跃于那个时代，《金瓶梅》也是在这时期流行的，袁宏道即曾向董其昌借阅。

李贽其实是理学家中的偏师，他的内心充满苦闷与矛盾，晚年陷入变态心理。有人痛恨他迫害他，也有人非常尊敬他。诗并非他的本工，好多诗都带有理学气，但他的学说影响却很大。例如童心说，即要求“绝假纯真”，也正是晚明大部分诗人努力的目标，因而对前后七子复古拟古的流弊，自然不会满意。

《列朝诗集小传?袁宏道传》云：“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排击，大放厥辞。”可见袁宏道之前，徐渭、汤显祖已起先驱作用，而李贽对宏道“横说竖说”的影响尤为重大。

在诗的成就上，徐比汤要大一些，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晚明人写的诗。这里面确实有他们自己的性格面目。谈不上深厚，不过读了能够得到感情上的满足。

公安袁宏道的诗，可贵处也在率真，包括他使用的语言。但他任情即兴，多玩世之笔，中年以后，更是以禅废诗。这个时代使人苦闷逃避，也应当面对现实而直抒爱憎。无病呻吟固然要不得，但确实是病就得呻吟。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十九：“刘玉受云：初读袁集，酷爱之。徐觉其玩世语多，老婆心少。此是大根权机，政不必作婆子气。旨哉。”这段话说得很警辟，诗人还得具备“老婆心”，例如杜甫。

竟陵钟惺的诗，好处是不媚俗，在烹炼的功夫上实在袁宏道之上。作诗不能不讲究烹炼，这与卖弄辞藻又不同。但钟诗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读来哑闷，如同放不响的潮湿炮竹，一半由于重烹炼而不重音节，一半则因追求“荒寒独处，稀闻渺见”的“寂寞之滨，宽闲之野”那种境界，这也是对七子与公安的反拨。但这种诗风，却是可一而不可再，就像李贺的诗一样。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六中有几则论钟、谭的诗，说得很有见地也很公平。

天启一朝，熹宗童昏，政操巨阉魏忠贤之手，魏义子满天下，正直的士大夫起而与阉党斗争。这些士大夫大都非纯粹的诗人，而其事迹和志节，皆可泣可歌，发之于诗，亦不乏慷慨悲凉之作。

陈子龙是明末一个大家，结束了明诗的残局。他强调文学的怨刺作用，在《申长公诗稿序》中，他曾说：“所谓长歌惨于痛哭，岂徒翰墨之事乎？”也是他自己参与政治生活与文学生活的表白。

明诗多于唐诗宋诗，前人亦已有数种选本。本书以鸟瞰式的介绍为主，自不能一味着眼于名篇而蹈于陈陈相因。然而这一选本选录的已过三百首之数，故入选的诗人，只能以卒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前者为限。甲申以后，仍义不帝清的淮王鸡犬，或奔走抗争，或遁迹山林的只好割爱，例外的就是陈子龙与夏完淳。

明人是看不起宋诗的，但明诗之不及宋诗，也是众所公认的，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那样的诗人，在明人中就找不到。不管怎么样，三百年天下中，毕竟还有大批诗人在努力着，当国家多故之际，他们又以士人的天职抒其忧患之情，而明代诗学论争之纷纭，也是前代所未有的。由明至清，中国的诗歌传统还是能随历史的节奏而流传下来。这一传统，今后如果还能继续流传着，也就大非易事了。

本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有关同志审阅后，多所匡正。于此谢之。

金性尧

一九九三年五月

明诗三百首

石灰吟

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