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

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病之中人，乘乎气虚而入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昔尧、舜、三代之为政，设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计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胜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敛以什一，差其征赋，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尽于南亩，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惧其劳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为制牲牢、酒醴以养其体，弦匏、俎豆以悦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时而教之以礼。故因其田猎而为狩之礼，因其嫁娶而为婚姻之礼，因其死葬而为丧祭之礼，因其饮食群聚而为乡射之礼。非徒以防其乱，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长幼，凡人之大伦也。故凡养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为之制。饰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趣也；顺其情性而节焉，所以防之使其不过也。然犹惧其未也，又为立学以讲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乡党，莫不有学，择民之聪明者而习焉，使相告语而诱劝其愚惰。呜呼！何其备也！盖尧、舜、三代之为政如此，其虑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之道甚笃，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渐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亩，则从事于礼乐之际；不在其家，则在乎庠序之间。耳闻目见，无非仁义，乐而趣之，不知其倦，终身不见异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虽有佛无由而入者，谓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后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为治之具不备，防民之渐不周，佛于此时乘间而出。千有余岁之间，佛之来者日益众，吾之所为者日益坏。井田最先废，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后所谓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尽废，然后民之奸者有暇而为他，其良者泯然不见礼义之及己。夫奸民有余力，则思为邪僻；良民不见礼义，则莫知所趣。佛于此时乘其隙，方鼓其雄诞之说而牵之，则民不得不从而归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驱之，曰：“佛是真可归依者。”然则吾民何疑而不归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为者？吾将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将有说以排之。”夫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

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者，何也？彼诚壮佼，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进趋畏怯，然而闻有道佛者，则义形于色，非徒不为之屈，又欲驱而绝之者，何也？彼无他焉，学问明而礼义熟，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此自然之势也。

【译文】

佛法为患中国已经千余年了，世间有卓越见识而且立场坚定的人，无不打算摒弃它。然而，它已被摒弃却又重新集结成一大势力，暂被攻破而日后却又要更加坚固起来，犹如扑不灭的火焰，愈烧愈旺，以至于人们都对此无可奈何。佛法的确是摒弃不掉的吗？其实是没弄清楚摒弃它的途径。医生面对疾病，须首先推测这种疾病是从何而起，从而治疗其受疾病侵害的部位。病之舫以侵入人体，是乘人自身气虚之时而入的。因此，善于治病的医生并不着力攻击当前的疾患，而是要培养病者的元气。病者的气坚实了，疾病则会去除，这是自然的。所以，要拯救普天之下的病人，也同样应当推测他们的病患究竟是从何而来，然后再进行有的放矢的治疗。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远离中国，但出现却已很久远了。尧、舜、三代时期，王政修明，礼义被普天之下的人们视为行为准则。当此之时，虽有佛教却没有传入中国的机会。待到三代衰亡，行仁义的“王政”不存在了，礼义被废弃，所以此后二百余年，佛教传到了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一种祸患，正是乘我们自己有网失、废弛的机会而来的，这才是我们大受其害的根本原因。补救网失，修复废弛，做到王政修明，礼义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虽然世上有佛法，在我们的人民中间却无从施展其伎俩，这同样是自然的道理。

从前尧、舜、三代统治之时，制定井田之法，凡天下之人皆登记在国家的册籍之上，然后按人口授给田地。凡是有力胜任耕作者，则都有供其耕作之田。国家征收什一之税，并摊派其他赋役，以此督促那些怠惰者，使普天之下的人民，有力量都用在土地上，而无暇顾及其他，不过又担心这些劳动者因劳累而生怠惰，并因而走上邪路，子是又让他们畜养牲畜、造酒，用以养护身体，以音乐及祭祀礼仪满足他们耳目之所好。在农闲休养体力之时，教他们习礼。于是，因为他们有田猎活动，就为他们制定了芜狩之礼；因其有男婚女嫁之事就为之制定了婚姻之礼，因其有死有葬就为之制定了丧祭之礼，因其饮食及一起聚会等活动，就为之制定了乡射之礼。这些礼俗，不仅是要防止人民胡作非为，同时对他们还起到教育作用，使大家懂得尊卑长幼是一切人都应遵从的最高的伦理。因此，凡属养生送死的活动，都根据大家的愿望加以规定，以各种办法加以修饰、装点，目的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好感，从而都来这样做。既顺随其欲望同时又要加以节制，使其不得过分。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怕他们不按照礼的规定去做，于是又为他们立学校加以讲明。所以上自天子王都的郊区，下至乡党，无不设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学习，让他们互相教捞，并劝诱那些愚笨、怠惰之人。啊，这是何等周密：尧、舜、三代的统治就是这样的。他们为百姓所考虑的都非常精当，治理百姓的措施都非常完备，而对百姓所做的防范又非常周密，并尽可能地对百姓加以诱导。所实行的这一切都顺随百姓的天性，属于人工雕琢的则都恰到好处；以渐进的办法实行教化，因此得以在人民中深深扎根。百姓在有生之年，不是在田野上劳作，就是从事礼乐活动。不呆在家里，就是在学校中。大家耳闻目睹都是仁义。人们都乐于照此去做，不知疲倦。既然终身不会见到非礼之事，又哪有闲暇去羡慕域外的事物呢？所以说，当时虽然有佛却没有机会传入，正是因为有上述这一切。

等到周朝衰亡，秦统一天下之后，将三代之法尽行去除，于是推行“王道”的过程中断了。后来得天下者又不知努力，统治的措施不完备，对百姓所做的防范也不够周密，佛正是在这时有可乘之机才出现的。在千余年之间，佛教的影响日益增加，我们自己传统的设施却越来越遭到破坏。最先被废弃的是井田之制，于是兼并土地及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不良风气都发展了起来。紧接着，所谓莞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是对人民进行教导的设施也相继被废弃。于是，百姓中的不良分子有闲暇去做其他坏事，而那些守法的良民则全然感受不到礼义与自己有何相干。奸民有余力，就要走邪路；良民见不到礼义则不知自己应当往哪里走。佛教在此时乘机而入，鼓吹貌似雄辩而实则荒诞的学说，牵着人们跟他们走，于是人民不得不归依佛教，何况王公大人们又往往加以提倡并驱使人民，他们说：“佛确实是值得归依的”，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百姓还会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佛教呢？幸而有一坚定而清醒的人，他气愤地说：“佛是干什么的？我将要拿起武器驱赶它。”他又说：“我将要著书立说排除佛教。”不过，千年的祸患，影响遍及全天下，岂是一人一日的力量可以排除的吗？

人民对佛教沉醉、执迷，己经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绝非以口舌就能战而胜之的。然而究竟应当怎么办呢？回答是：不如修复根本而战胜它。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一同出来扰乱人们的思想，孟子对此很忧虑，于是就专讲仁义。仁义之说取胜，则杨、墨之学说自然就被废弃了。汉代，百家学说一同复兴，董仲舒对此也感到忧虑，他闭门研习孔子的学说。孔子的道理有了地位，百家的学说自然就无声无息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修其本而胜之”的作用。如今身长八尺的壮汉，被坚执锐，勇冠三军，然而见佛就下拜，听到佛家的谬说就心生畏惧而且仰慕不己，这是什么道理？这类人虽强壮有力，但心中茫然而缺乏坚定的准则。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看上去很软弱，似乎什么事也不敢干，然而一听到有人讲佛法就有正义感表现出来，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这种人有明白的学问而且熟悉礼义，心中有自己坚守的准则，故能胜过佛教。所以，礼义才是战胜佛教的根本。今天单独一个知礼义的普通人，尚能够不被佛法所屈服，那么，使天下人都知礼义，则必会战胜佛教。这是自然会出现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