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批评，我国的新文学，自五四迄今，已有半个世纪，但文学批评的传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原因固然很多，文学批评未能超然于政治之上，恐怕是最严重的一个。例如，当左翼文学把持文坛之际，纯正的文学批评不幸被宣传的口号所淹没。其次，中文系似乎一直仅仅是古典文学系，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简直视而不睹，结果是造成了很少作家，和更少的批评家，懂得新方法具有新见解的批评家。这种情形和美国的英文系（他们的国文系）几乎相反。我教过的一家美国大学的英文系，所开的九十小时的文学课程之中，现代英美文学占了九个小时，中国文学（他们的外国文学）占了六小时，文学史和各种文体导论之中的现代部分，还不包括在内。我们的外文系的确教育了一些年轻的作家，但培养出来的翻译家和批评家，仍嫌太少太少。我知道，自己做学问的习惯纯粹是游侠式的，所以一直不敢以学者或批评家自居。我的一些批评文字，大半是在一种“不得已也”或“不吐不快”的心情下出鞘的。真希望专治文学批评的学者，如颜元叔先生等，能分出一些时间来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工作，如以前夏济安先生有心要做的那样。

六

我的英文著作很少，而且几乎完全是论评之类。我发现，自己在写论文时能够用英文想（hinkinenglish），但在创作时则不能。要做一个康拉德或纳勃克夫，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整部英国文学史中，能有几个康拉德呢？弥尔顿写过拉丁文的悼诗，艾略特也有法文作品，然而他们仍是英国作家。文学，较之音乐和艺术，更富于民族性。我的朋友之中，颇有几位以为，仅凭中文创作，似乎只能赢得地域性的声名，然则何不脱胎换骨，改用外文创作？这种抱负，我同情，但不同意。目前，我们的创作，受了政治现势的影响，似乎局限于台港的一千多万的可能读者，那气象，只能比拟荷兰及比利时。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七万万个中国人都可能是我们的读者。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永恒的。我觉得，做一个中国的作家，是最有前途也是最为光荣的事情。此地所谓的“前途”，不是指三年五载的“出路”，而是指整部的中国历史。

从五四到现在，终身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似乎愈来愈少了。即在台湾的短短十余年中，也已经有不少才气甚高潜力甚厚的作家，因为种种现实的困扰，而未能继续为缪斯护驾。有的被死神召去。有的被财神诱走。有的洗了手。有的出了国。有的丧失了信心。翻开大业书店十年前出版的《中国诗选》，我发现，当时入选的三十二位诗人之中，死去的已有三人，不再写诗的已有十八人，今日只留下十一人了。这是何等可惊的现象！好在新人不断续起，这原是文学史必有的过程。唯有时间是这场马拉松的裁判了。

一九六六年

四窟小记

兔尾龙头，一回头竟已经历了五个龙年。副刊的主编要我在戊辰的龙头上，回顾一下自己的写作生命。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不晓得自己是否已到半途。同时，对于一位真正的创作者说来，回顾乃是为了前瞻，正如汽车的反光镜，不但用来倒车，也可用来帮助前进。

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我非狡兔，却营四窟。关于这四样东西，我对朋友曾有不同的戏言。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又曾说自己，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更对家人说过：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也就是说，珊珊得诗，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评，季珊得翻译。幸好我“只有”四个女儿，否则我还得开发或戏剧呢。

我写诗四十年，迄今虽已出版过十四本诗集，却认为，诗，仍然是最神秘也是最难追求的缪斯，不会因为你曾经有幸一亲芳泽，便每次都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开辟无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号捕捉经验的实感，要记下最私己的日记却同时能敲响民族的共鸣，要把自己的风格像签名一样签在时代的额头上，一位诗人必须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诗艺。天才不足恃，因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过不了中年这一关，才气的锋刃在现实上砍缺了口。灵感，往往成了懒人的借口。高傲的缪斯，苦追都不见得能到手，何况还等她翩然来访，粲然垂顾呢？今日，多少诗人都自称是在写自由诗，最是误己误人。积极的自由，得先克服、超越许多限制；消极的自由只是混乱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积极的自由。所谓“矩”，正是分寸与法度，至于消极的自由，根本就没有“矩”，不识“矩”，也就无所谓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称的自由诗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至少还得分行，以示有别于散文。然则分行就是一种“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从不锻炼自己，所以也就随便分行，随便回行，果真是“随心所欲”，却不断在“逾矩”。我写诗，是从二十年代的格律诗入手，自我锻炼的“矩”，乃是古典的近体与英诗的quarain等体。这些当然都是限制，正如水之于泳，气之于飞，也都是限制，但自由也从其中得来。水，是阻力也是浮力，为溺为泳，只看你如何运用而已。回顾我四十年写诗的发展，是先接受格律的锻炼，然后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乱之意，也正是我在诗艺上努力的方向。

来高雄两年半，只写了四十四首诗，其中写垦丁景物的十九首小品，我只算它一整首。今年年底，我大概会收集这一时期的作品，出一本最新的诗集。目前我希望能多写下列这几种诗：第一是长篇的叙事诗；第二是分段而整齐的格律诗，尤其是深入浅出可以谱歌的那种；第三是组诗，例如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来分写一个大主题。

来高雄后所写的抒情散文也已有十三篇，今年可以继《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之后，再出一本散文集了。这些散文里，游记占了十篇，国外与国内各半，显示我在这种文体上近作的趋势。二十年前我写散文，论风格则飞扬跋扈，意气自雄；论技巧则触须奋张，笔势纵横，富于实验的精神。那时我自信又自豪，幻觉风雷就在掌中，自有一股沛然的动力挟我前进，不可止息。目前那动力已缓了下来，长而紧张、快而回旋的句法转趋于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自传性也渐渐淡下来，转向客观的叙事。

我觉得，今日的散文家大致上各有所长，或偏于感性，或偏于知性，或经营淡味，或铺张浓情，除三两例外，却少见众体兼擅的全才。有些名家守住五四早期的格局，还在斤斤计较所谓散文的纯粹性，恐怕是不知开拓与变通吧？创作之道，我向往于兼容并包的弹性，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与窄化。动不动就说这是诗的写法，那又是的笔路，不纯了啊！若是坚持如此的洁癖，那《古文观止》里的《项羽本纪赞》、《归去来辞》、《秋声赋》等文章，岂不要删去一半？

我有不少可写的散文，只因当时忙碌，事过境迁，竟而错过未写。在香港十一年的生活，尤其是文友交游的盛况，还有不少情景未及描写。更早的记忆，例如台大的学生时代，甚至四川的抗战岁月、中学生活，在老而远视、历久而弥新的追念之中，似乎都在责怪我无情的笔端，为何不记下来。

我写批评文章，不喜欢太“学术化”。批评文章多用术语，以示帮规森严；多引外文，以示融贯中西；文末详附注解，以示语必有据，无字无来头。这些其实都是“学者的化妆术”，斟酌少用未始不可，做过了头便令人生厌，若是刊在学术期刊上倒也罢了，偏偏登在报上，就失策了。我认为即使是知性的批评文章，也应该写成一篇清畅可读的散文，不能沦为饾饾饤饤、斑斑驳驳的杂烩。我理想中的批评文章，是学问之上要求见识，见识之上更求文采。至于立论说理，我以为与其好大贪多，不如因小见大，以浅见深。近来我的批评文字，每以为人作序出之，回台两年多，曾因李永年、保真、钟玲、陈幸蕙四位作家出书而写序言。我写序言，一定把原书认真细读，用红笔在校对稿上勾勾剔剔，眉批脚注，不一而足，然后就主题、风格、文体、语言等项理出作者的几个特色，加以析论。我写序言，避免应酬之语，空泛之论，务必就书论书，不但得失并举，而且以小证大，就近指远，常将个例归纳入于原理。在繁忙的时代，常恨无暇遍读、细读朋友的赠书，所以为人作序，可以视为指定作业，在我，是当功课来做的。

《土耳其现代诗选》以后，我已有三年不曾译书。此道之甘苦，我在长论短文里面早已述及，不再多赘。作家也许会江郎才尽，译者却只有愈老愈老练。翻译，至少是老来可做的工作。但是照目前看来，要有空暇译个痛快，恐怕得期之退休以后了。到那时我可以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艾尔·格瑞科、罗特列克、窦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王尔德的《理想丈夫》、缪尔（edwinmuir）的《自传》，也是我久已想译的作品。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

自豪与自幸

——我的国文启蒙

每个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话，但是至少该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红尘里长大，不得亲近草木虫鱼，且又饱受考试的威胁，就不得纵情于杂学闲书，更不得看云、听雨，发一整个下午的呆。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正是抗战，尽管贫于物质，却富于自然，裕于时光，稚小的我乃得以亲近山水，且涵泳中国的文学。所以每次忆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底，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若是等到大学才来补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不过虚设。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淳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习中文。

一九四零年秋天，我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成为初一的学生；那家中学在四川江北县悦来场，靠近嘉陵江边，因为抗战，才从南京迁去了当时所谓的“大后方”。不能算是什么名校，但是教学认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几年打结实的。尤其是英文名师孙良骥先生，严谨而又关切，对我的教益最多。当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后我是否进外文系，大有问题。

至于国文名师，则前后换了好几位。川大毕业的陈梦家先生，兼授国文和历史，虽然深度近视，戴着厚如酱油瓶底的眼镜，却非目光如豆，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另有一位国文老师，已忘其名，只记得仪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陈老师那么不修边幅，甚至有点邋遢，更记得他是北师大出身，师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陈先生，甚至溢于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贡来教我们国文。他是戴伯琼先生，年已有稀，十足是川人惯称的“老夫子”；依清制科举，每十二年由各省学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入京，也就是贡人国子监，谓之拔贡。再经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县或教职。如此考选拔贡，每县只取一人，真是高才生了。戴老夫子应该就是巴县（即江北县）的拔贡，旧学之好可以想见。冬天他来上课，步履缓慢，仪态从容，常着长衫，戴黑帽，坐着讲书；至今我还记得他教周敦颐的《爱莲说》，如何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现在的学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会默读而不会吟诵，与古典文学不免隔了一层。

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们交作文时，就试写文言。凭我们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够客气，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给六十分。后来我们死了心，改写白话，结果反而获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吴显恕读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余，对纷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请教戴老夫子，也带点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题目，便把书合上，滔滔不绝，不但我们问的典故他如数家珍地详予解答，就连没有问的，他也一并加以讲解，令我们佩服之至。

国文班上，限于课本，所读毕竟有限，课外研修的师承则来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什么学者，但他们出身旧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晓畅通达的。我一进中学，他们就认为我应该读点古文了，父亲便开始教我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母亲也在一旁帮腔。我不太喜欢这种文章，但感于双亲的谆谆指点，也就十分认真地学习。接下来是读《留侯论》，虽然也是以知性为主的议论文，却淋漓恣肆，兼具生动而铿锵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动。再下来便是《春夜宴桃李园序》、《吊古战场文》、《与韩荆州书》、《陋室铭》等几篇。我领悟渐深，兴趣渐浓，甚至倒过来央求他们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们不很愿意，认为我应该多读一些载道的文章，但见我颇有进步。也真有兴趣，便又教了《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滕王阁序》、《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