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田七友之中，第一近邻自然是楼下的之藩，其次就是对面宿舍高栖九楼的国松了。只要隔着院落看他窗口有无灯火，就知道画家在不在家，连电话也无须打。他一人独住，也是一个有妻、有期的单身汉，所以也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时更过来同赏电视。其实我们真正共享的，是世界各地来访的朋友——台湾来的何怀硕、林文月，美国来的许芥昱、杨世彭、许以祺，意大利来的萧勤，澳洲来的李克曼，我们此呼彼应，顷刻之间便聚在一起了。单身的远客往往就住在国松的楼上，同寝共餐，旬日流连。许芥昱和李克曼都先后住过。李克曼“挂单”的那几天，不巧我正忙别的事情，只在他临行的上午匆匆一晤。他把自己主编的“四分仪”（quadran）月刊中国专号送我一本，问我对中国大陆近日的“开放政策”有何看法。我说：“你是专家，怎么问我？”他的看法仍是存疑，且认为海外有些中国人的乐观未免早熟。许芥昱好像住得久些，又值我较为得闲，有缘相与盘桓。我的照相簿之中，还有他和我家蓝宝宝合影的一帧，最是可珍。他在单身汉韵空房挂单，两个单身汉挂在一起却不成双，我对国松说，他的寓所可称为“单挂号”。那一阵子只见单身汉出双入对，许公的银髯飘飘，刘郎的黑髭茁茁，两部胡子彼此掩护，我和我存临窗眺见，总不免感到好笑。

国松唇上那一排短髭并不难看，只可惜坐拥如此的戟鬃竟搴解痛饮，真是虚张声势了。他为什么想起要蓄髭，事先有未取得太太同意，非我所知。五年前我也曾放下剃刀，一任乱髭自由发挥，养了两个礼拜，镜子里看来似乎也有点规模了，我存倒没说什么，只是姑息地好笑，却被尚俭看见，笑我黑白二毛，不够统一。一沮之下，尽付与无情的锋刃。但每次见到国松，在五官之外无端又添上半官，雄辩滔滔之际，唇张须扬，还是可羡的。国松鲁人，一次在宴请怀硕的席上，大家称他做鲁男子，他欣然受之。国松交友和谈话，多是直来直往，确为粗线条作风。他在寓所请吃牛肉面时，人多而家具少的大空厅上，他一个人的直嗓子响遏行云，压倒一屋子客人混沌的噪音。在他的功过表上，世界上似乎只分好坏两种人，一目了然，倒也省了不少事。说方言的本领也很有限，旅港六七年，广东话依然水皮，比思果和金铨显然不足。但是他的水墨山水，云缭烟绕，峰回岭转，或则球悬碧落，月浮青冥，造化之胜悉来腕底，却显然需要千窍的机心，不是一位鲁男子可以误打误撞出来的。介于两极之间，我始终不能断定哪一个是他——那吆喝的鲁人，或是超逸的画家。

初识国松，忽忽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于今回顾，前尘历历在心，好像只是上星期的事情。当时他自然没有灰鬓，我也不见斑发，他是挣扎求存的穷画家，我也是出道未久的青年诗人。两股刚刚出山的泉水，清流淙淙，都有奔赴大海的雄心，到了历史转折的三角河洲，自然便合流了。最近之藩还向我问起许常惠的近况，他说：“见到你和国松在一起，就想起常惠。以前你们三位一体，老在一块儿的。”之藩说的是十六七年前的“文星时代”。那时三人确是常在一起，隔行而不隔山的三泉汇成一水，波涛相激，礁石同当，在共有的两岸之间向前推进，以寻找中国现代文艺的出海口相互勉励。当时台湾的文艺颇尚西化，我们三人的合流却多少成为一股逆流。无论在创作或理论上，我们都坚持，学习西方的文艺只是一种手段，创造中国的现代文艺才是终极的目标，至于本土的传统，不能止于继承，必须推陈出新，绝处求变。这一番大话当然是高悬的理想，能做到几分谁也不敢说，不过三个人未背初衷，都还在寻找各自的，也许最后仍是共同的出海口。

我常觉得艺术家有两大考验，一是中年，一是成名。往往，两者是一而二的。许多艺术家少壮时才思焕发，一鼓作气，也能有所创造，但蕴藏不厚，一到中年便无以为继了。我相信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也会有更年期的。穷则变，变则通，恐怕是每位艺术家迟早要面临的挑战吧。至于成名之为考验，对艺术家而言，恐亦不下于失败。失败能使艺术家沮丧，但不成名并不等于失败，成名也不一定就是成功。失败固能使人气馁，成名也能使人满足，满足于已有的一切，满足于稳定的地位和安逸的生活，满足于重复成名作的风格。

国松在国际艺坛上享誉日隆，今年夏天更以亚洲分会会长的身份出席在澳洲亚德雷城举行的国际美术教育协会会议，并在该城与墨尔本举行个人画展。前述的两大考验之中，第一个考验国松当可通过，因为他早已进入中年而仍创作不辍。第二个考验能否通过，尚有待时间来印证。我深深感到，逆境难处，顺境更不易。这几年来国松新作的风格似乎变化不大，技巧的经营似乎多于意境的拓展。从山水的视觉到太空的视觉，曾是他的一大突破，但太空视觉之后呢？我期待着另一次的突破。二十年前，我们每次见面，总看得出他正在酝酿新作，并热衷于画理的探讨。现在这种气氛似乎淡了。他当初的画友全散了，论战的“敌方”也不再威胁他——目前他所处的是一种“危险的顺境”。我深深怀念从前的日子。

黄维樑

我家厨房的碗橱里，有一只长颈胖肚的七寸小瓶，外髹褐釉，里面盛的是我自制的茱萸酒，用辛辣的茱萸子泡在绍兴酒里配成。两年前的重九，维樑刚从美国回港，来中文大学任教，我邀他和太太江宁来家里吃饭，便开樽以飨新科博士。酒味颇烈，主客又皆不善饮，半樽而止。后来向我存索饮，便叫它做“维樑酒”，她也知道是何所指。客厅壁炉之上，有一条黑石的搁板，纷然并列的饰物珍玩之间，有三件陶瓷小品最富纪念价值，因此最逗我巡回的目光。中间的一件是丹麦人鱼公主石上踞坐的瓷像，色调鲜浅，轮廓温柔。右边也是丹麦特产的瓷像，状为农家少女跪地为母牛挤奶，那母牛回过头来，亲切地对着少女，更越过她低俯的头上，望着海底上来的人鱼公主。两件瓷器都是我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左边的陶艺，则是诗仙李白半倚在石几之上，右手搦管临纸，微扬的脸部将目光投向远处，似待诗兴之来，而身畔隆然，正是一坛美酒。诗仙乌帽青衫，风神朗爽，长髯飘飘欲动，真有出尘之想。但他目光所及，也正是那撩人遐思的人鱼；这么安排，似乎对李白有点失敬，不过礼教原不为诗仙而设，果真诗仙邂逅水灵，也许惊艳之余，一首七绝立挥而就，也未可知。这绝妙的陶像是维樑和国彬两对伉俪送我的生日礼物，鼓励我——多多写诗，不是多窥人鱼。

诗，正是维樑、国彬和我的文字因缘，也是我和千万朋友，识与不识的文字因缘。“太初有字，神其倡之，即字即神。”约翰福音开卷的名句，正好借喻来做我的注脚。我和维樑相识，也是从字开始，因字而及人的。该是“文星时代”的末期，维樑还在新亚书院读书，看过我的作品，屡在香港的刊物上用游之夏的笔名撰文评介。一九六九年春天，我来港开会，绍铭邀我到崇基演讲，维樑也在座中。后来他和十几位青年作者去富都酒店看我，面对全是陌生的脸孔，又且忙于答问，同时也弄不清黄维樑就是游之夏，匆匆一叙并未把“字”还原为“人”。那年秋天，也是巧合，他从香港，我从台湾，都去了美国；他远征俄克拉荷马的静水镇，修习新闻，我则高栖丹佛，两地相去约六百英里。第二年的感恩节，他驾了白色的科维尔（corvair），迢迢从静水镇北上丹佛来看我，正值商禽等几位朋友也从艾奥瓦赶来，一时热闹异常，欢叙三日才依依别去。记得相聚的第二天，主人带客登落基大山游红石剧场，我驾自己的鹿轩（impa）载着家人前导，维樑则载着众客后随。落基山高坡峻，果然名不虚传，到了半山，原来的鹅毛小雪骤密起来，紧要关头，正如维樑所担心，那老爷车科维尔忽然尾扬白烟，显然引擎过热，只好赶快熄火，推向路旁。最后总算蹒跚开去一家加油站，留车待修，众人并不气馁，改乘鹿轩登高赏雪，然后由我分两次载家人和客人回去丹佛，足足乱了一天。后来在中文大学同事，维樑又驾了一辆老爷白车，谨慎从事，担足了心。所以记忆里的维樑，总是一位驱策顽驽困顿道途的烦恼骑士。不料近日他一气之下，逐走老驽，牵来新驹，唤我下楼相马。原来是一辆湖绿色的可睇娜（corina），从此驰骋生风，变了快乐骑士。

在美国见到维樑时，他还是一个飘泊的单身汉，学业未成，所修亦非所好，容颜不算丰满。两年前在沙田重逢，这一切都变了。他胖了起来，不但结了婚，且做了一个小女孩的爸爸。太太江宁出身于台大中文系，人极清雅，正怀着第二个孩子。维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文系讲师，颇受学生欢迎。也许在他眼里，我的变化更多——九年前那位中年作家早生了华发，湖海豪气，山河乡心，一半得向早岁的诗韵文风里去追寻了，所幸者，手里的这支笔缪斯尚未讨还。

维樑体貌既丰，亦有减胖之意，一度与周英雄等少壮派拜在思果门下，勤习太极拳法，不知怎的，似乎未见实效。所以他最怕热，夏天来我家作客，全家都感到紧张，深恐热坏了他。他坐在那里，先是强自忍住，一任汗出如蒸，继而坐立不安，仓皇四顾，看是否仍有一扇窗挡在他和清风之间，未尽开敞，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把所有的窗户逐一扭开，到再扭便断的程度，好像整个房间患了恐闭症（cusrophobia）一般。其实这时户外并无风的喜讯，他这样做，除了汗出加剧之外，毫无益处，主人看了，心里更热。其实釜底抽薪之法，端在减胖，如能减到我这般瘦，问题自然消失——到了那时再烦心冬天怕冷，也不算迟，何况亚热带原就冬短夏长。看到维樑怕热，我就想到纪晓岚和乾隆之间的趣事。如果我预言不差，只怕维樑不容易瘦回去了，加以他性情温厚，语调在深邃富足之余有金石声，乃是寿征，很有希望在晚年做一个达观而发福的文豪。也许正因自己太瘦，潜意识里总觉得文豪该胖，像约翰逊、柯尔律治和切斯特顿那样才好，至于瘦子如萧伯纳、乔伊斯者，分量总像轻些。

这话并不是全然滑稽。今日台港和海外年轻一代的文学学者，人才济济，潜力甚厚，只要中国不乱，前途是十分乐观的。维樑正是其间的中坚。思果常对我说，他和英雄、国彬、维樑交接，常惊于他们的潜厚与淹通，宋淇对他们也具厚望。维樑出身新亚中文系，复佐以西洋文学之修养，在出身外文复回归中文的一般比较文学学者之间，算是一个异数。他动笔既早，挥笔又勤，于文学批评不但能写，抑且敢言，假以时日，不难成为现代文坛一个有力的声音。对于诗，他久有一份崇敬与热爱，不但熟研古典诗论，更推而广之，及于早期的新诗和台港两地的现代诗。在香港文学界，了解并关心两地诗运的青年学者，像维樑这样的并不多见。他论析古典诗评的《中国诗学纵横论》一书，已经留下颇深的印象，博得若干好评，至于散篇的文章，像对于郑愁予和黄国彬的评析，也详尽而有见地，与一般泛述草评的短文颇不相同，将来辑成专书，当有健康的影响。沙田七友之中，只有维樑是粤人，且最年轻。或有“势奴（snob）之辈咤而怪之，谓彼何人哉，乃附六友之末？在此我要声明，这只是兴至记趣的长篇小品，近于英人随笔的促膝笔谈，所谓famiressay者是也，初非月旦人物品评文章之学术论文，所以只字片言及于价值判断者，都不脱主观而带感情。何况波浪相推，今之后浪，他日终成前浪，代有才人，百年而后，究竟谁是龙头，谁是骥尾？至于友而举七，也只是取其吉数，浑成动听而已。此后有缘，或竟扩而充之，变成八友、九友，至于十二友之多，亦未可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五月美国行

五月十八日，“华美经济及科技发展协会”在旧金山召开年会，并分四个小组，座谈科技发展、财经贸易、文学、华文教育。其中文学一组由夏祖焯主持，有四位作家主讲：计为郑愁予讲“日落的位置：现代诗人中年以后的创作”，李欧梵讲“近年来台湾的突破”，萧丽红讲“里的岁月”；我的讲题却冗长而无诗意，叫作“现代诗在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地区的发展”。

三个女儿在美国读书：珊珊在劳伦斯攻艺术史，幼珊在柏克莱攻英国文学，佩珊刚去，在东兰馨攻传播。一阵西风，把三姊妹吹到天各一方，昼夜都不同时，哪像从前在晚餐桌上，可以围坐成六瓣之花，而以灯光为其金蕊。夫妻两人乃乘旧金山开会之便，去探地球对面的孩子，并就近晤见老友，于是有五月下旬的美国之行。两个星期之间，在美国境内飞行了四千英里，驶车两千英里，见了许多朋友，到了许多地方。缕述起来，非万言莫办。这里只能蜻蜓点水，略见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