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尔教授ok了一声，把车转向右方的碎石子路。他的爱女儿是有名的。他曾经为两个女儿写了一百首十四行诗，出版了一个单行本《美国的孩子》（americanchild）。莎拉爱马，他以一百五十元买了一匹小白马。莎拉要骑马参加艾奥瓦大学“校友回校大游行”，父亲巴巴地去二十英里外的俄林（olin）借来一辆拖车，把小白马载在拖车上，运去游行的广场；因为公路上是不准骑马的。可是父母老后，儿女是一定分居的。老人院的门前，经常可以看见坐在靠椅上无聊地晒着太阳的老人。这景象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曾看见一位七十五岁（一说已八十）步态蹒跚的老工匠独住在一座颇大的空屋中，因而才了解弗罗斯特（roberfros）《老人的冬夜》一诗的凄凉意境。

不过那次的游行是很有趣味的。平时人口仅及二万八千的艾奥瓦城，当晚竟挤满了五万以上的观众——有的自香柏滩（cedarrapids）赶来，有的甚至来自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数英里长的游行行列，包括竞选广告车，赛美花车，老人队，双人脚踏车队，单轮脚踏车，密西西比河上的古画舫，开辟西部时用的老火车，以及四马拉的旧马车，最精彩的是老爷车队；艾奥瓦州全部一九二○年以前的小汽车都出动了。一时街上火车尖叫，汽船鸣笛，古车蹒跚而行，给人一种时间的错觉。百人左右的大乐队间隔数十丈便出现一组，领先的女孩子，在四十几度的寒夜穿着短裤，精神抖擞地舞着指挥杖，踏着步子。最动人的一队是“苏格兰高地乐队”（hescoishhighnders），不但阵容壮大，色彩华丽，音乐也最悠扬。一时你只见花裙和流苏飘动，鼓号和风笛齐鸣，那嘹亮的笛声在空中回荡而又回荡，使你怅然想起司各特的传奇和彭斯的民歌。

汽车在一个小镇的巷口停了下来，我从古代的光荣梦中醒来。向一只小花狗吠声的方向望去，一座小平房中走出来一对老年的夫妻，欢迎客人。等到大家在客厅坐定后，安格尔教授遂将我介绍给鲍尔先生及太太。鲍尔先生头发已经花白，望上去有五十七八的年纪，以皱纹装饰成的微笑中有一影古远的忧郁，有别于一般面有得色、颐有余肉的典型美国人。他听安格尔教授说我来自台湾，眼中的浅蓝色立刻增加了光辉。他说二十年前曾去过中国，在广州住过三年多；接着他讲了几句迄今犹能追忆的广东话，他的目光停在虚空里，显然是陷入往事中了。在地球的反面，在异国的深秋的下午，一位碧瞳的老人竟向我娓娓而谈中国，流浪者的乡愁是很重很重了。我回想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那时母亲尚健在……

莎拉早已去后面找小朋友琳达去了，安格尔教授夫妇也随女主人去地下室取酒。主客的寒暄告一段落，一切落入冷场。我的眼睛被吸引于墙上的一幅翻印油画：小河、小桥、近村、远径，圆圆的树，一切皆呈半寐状态，梦想在一片童话式的处女绿中；稍加思索，我认出那是美国已故名画家伍德（granwood，一八九二—一九四二）的名作《石城》（soneciy）。在国内，我和咪也有这么一小张翻版；两人都说这画太美了，而且静得出奇，当是出于幻想。联想到刚才车上安格尔教授所说的“石城”，我不禁因吃惊而心跳了。这时安格尔教授已回到客厅里，发现我投向壁上的困惑的眼色，朝那幅画瞥了一眼，说：

“这风景正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石城有一座小小的夏季别墅，好久没有人看守，今天特别去看一看。”

我惊喜未定，鲍尔先生向我解释，伍德原是安格尔教授的好友，生在本州的香柏滩，曾在艾奥瓦大学的艺术系授课，这幅“石城”便是伍德从安格尔教授的夏屋走廊上远眺石城镇所作。

匆匆吃过“零食”式的午餐，我们别了鲍尔家人，继续开车向石城疾驶。随着沿途树影的加长，我们渐渐接近了目的地。终于在转过第三个小山坡时，我们从异于伍德画中的角度眺见了石城。河水在斜阳下反映着淡郁郁的金色，小桥犹在，只是已经陈旧剥落，不似画中那么光彩。啊，磨坊犹在，丛树犹在，但是一切都像古铜币一般，被时间磨得黯淡多了；而圆浑的山峦顶上，只见半黄的草地和凌乱的禾墩，一如黄金时代的余灰残烬。我不禁失望了。

“啊，春天来时，一切都会变的。草的颜色比画中的还鲜！”安格尔教授解释说。

转眼我们就驶行于木桥上了；过了小河，我们渐渐盘上坡去，不久，河水的淡青色便蜿蜒在俯视中了。到了山顶，安格尔教授将车停在别墅的矮木栅门前。大家向夏屋的前门走去，忽然安格尔太太叫出声来，原来门上的锁已经给人扭坏。进了屋去，过道上、客厅里、书房里，到处狼藉着破坏、碎纸，分了尸的书，断了肢的玩具，剖了腹的沙发椅垫，凌乱不堪，有如兵后劫余。安格尔教授一耸哲学式的两肩，对我苦笑。莎拉看见她的玩具被毁，无言地捡起来捧在手里。安格尔太太绝望地诉苦着，拾起一件破家具，又丢下另一件。

“这些野孩子！这些该死的野孩子！”

“哪里来的野孩子呢？你们不能报警吗？”

“都是附近人家的孩子，中学放了暑假，就成群结党，来我们这里胡闹、作乐、跳舞、喝酒。”说着她拾起一只断了颈子的空酒杯，“报警吗？每年我们都报的，有什么用处呢？你晓得是谁闯进来的呢？”

“不可以请人看守吗？”我又问。

“噢，那太贵了，同时也没有人肯做这种事啊！每年夏天，我们只来这里住三个月，总不能雇一个人来看其他的九个月啊。”

接着安格尔太太想起了楼上的两大间卧室和一间客房，匆匆赶了上去，大家也跟在后面。凌乱的情形一如楼下；席梦思上有污秽的足印，地板上横着钓竿，滚着开口的皮球。嗟叹既毕，她也只好颓然坐了下来。安格尔教授和我立在朝西的走廊上，倚栏而眺。太阳已经在下降，暮霭升起于黄金球和我们之间。从此处俯瞰，正好看到画中的石城；自然，在艺术家的画布上，一切皆被简化、美化，且重加安排，经过想象的沉淀作用了。安格尔教授告诉我说，当初伍德即在此廊上支架作画，数易其稿始成。接着他为我追述伍德的生平，说格兰特（gran，伍德之名）年轻时不肯做工，作画之余，成天闲逛，常常把胶水贴成的纸花献给女人，不久那束花便散落了，或者教小学生把灯罩做成羊皮纸手稿的形状。可是艾奥瓦的人们都喜欢他，朋友们分钱给他用，古玩店悬卖他的作品，甚至一位百万财主也从老远赶来赴他开的波希米亚式的晚会——他的卧室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免费借用的。可是他鄙视这种局限于一隅的声名，曾经数次去巴黎，想要征服艺术的京都。然而巴黎是不容易征服的，你必须用巴黎没有的东西去征服巴黎；而伍德只是一个模仿者，他从印象主义一直学到抽象主义。他在塞纳路租了一间画展室，展出自己的三十七幅风景，但是批评界始终非常冷淡。在第四次游欧时，他从十五世纪的德国原始派那种精确而细腻的乡土风物画上，悟出他的艺术必须以自己的故乡，以美国的中西部为对象。赶回艾奥瓦后，他开始创造一种朴实、坚厚，而又经过艺术简化的风格，等到“美国的哥特式”一画展出时，批评界乃一致承认他的艺术。不过，这幅“石城”应该仍属他的比较“软性”的作品，不足以代表他的最高成就，可是一种迷人的纯真仍是难以抗拒的。

“格兰特已经死了十七年了，可是对于我，他一直坐在这长廊上，做着征服巴黎的梦。”

橙红色的日轮坠向了辽阔的地平线，秋晚的凉意渐浓。草上已经见霜，薄薄的一层，但是在我，已有十年不见了。具有图案美的柏树尖上还流连着淡淡的夕照，而脚底下的山谷里，阴影已经在扩大。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一两声蟋蟀的微鸣，但除此之外，鸟声寂寂，四野悄悄。我想念的不是亚热带的岛，而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古城。

归途中，我们把落日抛向右手，向南疾驶。橙红色弥留在平原上，转眼即将消灭。天空蓝得很虚幻，不久便可以写上星座的神话了。我们似乎以高速梦游于一个不知名的世纪；而来自东方的我，更与一切时空的背景脱了节，如一缕游丝，完全不着边际。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于艾奥瓦城

第十七个诞辰

叶珊几度来信，说现代诗在台湾的历史，先后已近廿年，在屈原沉江之日，“各家各派”的作者如果能平静地回顾并检讨一番，应该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又说要我以蓝星诗社“掌门人”的身份，参加这一次的回顾。最初我要他去请夏菁，另一位“掌门人”，来写这篇文章。他回信说，夏菁遁迹江湖，封剑日久，手头又缺翔实的资料，因此无意出山，结论当然是不放过我。两年来，我浪迹海外，山隐丹佛，挥笔无非蟹行，摇舌且多音节，除了回肠萦心的故国以外，对于许多事情，包括所谓现代诗，都看得相当之淡，正如叶珊自己也常说的，“没有诗，照样活得下去。”这样的心情下，要我大动笔墨，旧创复发式地回顾起来，说什么也是不胜任的。何况这几年来，我对于侠客式，不，乞丐式的无酬写稿，早已深恶痛绝，认为编者于此，是助纣为虐，作者于此，是姑息养奸。至于剑一出鞘，锋芒所及，不免又要伤人，更是仁者不为，智者不取的愚行。

然而我还是答应了叶珊。所谓“答应”，当初只是摇摇舌头，轻松得很。如今限期将至，一摇舌成为千挥笔，虽然“这是知更鸟的日子”，知更在落基山里叫我去玩，也只好毁了一个周末，闭户下扃，大孵其豆芽子。这就是文艺青年所谓的“人生的荒谬”。

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做两件事：第一，是回溯蓝星诗社的种种，第二，是稍稍检讨现代诗的过去，并隐隐眺望现代诗的未来。我要在此声明的是：第一，文中的言论只是我个人的偏见与狂想，并不代表蓝星诗社。第二，他乡作客，剪报存书只能留守台北的书斋，因此手头毫无参考资料，也因此，许多事实，尤其是日期，都无法叙述得精确可靠。如有谬误，将来一定补正。第三，去国二年，岛内诗坛近况，虽间获书刊窥其一二，毕竟隔海看山，仙踪茫然，不足为凭。因此我的评论所及，应以一九六九年夏天为止，过此则有臆测之嫌。第四，这篇文章的剑法，以阴柔为主，无血无痛，点到为止，无意深入。二十年后，天下的豪侠应可封剑论道。分胜负是虚荣，决死生是愚妄。第五，本文提到的人名太多，为省篇幅，不及一一尊称女士或先生，尚请原谅。第六，诗是我的初恋，但不一定成为我的末恋。近年来，我的艺术兴趣，从翻译到批评到散文，从西洋画到古典音乐到摇滚乐，虽说与诗并行不悖，毕竟不是纯诗的了。所以如此，潜意识上也许是对缪斯的一种“报复”，要向她证明一点：就是，天下之美，不尽在此。加以我近年来对诗的组织，很少参加，对办诗刊，很少兴趣，朋友们当可领略此中之“淡”。至少久矣我不复有“刊物等于领土”之幻觉。则此时此地，我再来谈诗，如有逆耳之言，该非违心之论吧？

我是在一九五四年年初，几乎同时认识钟鼎文，覃子豪和夏菁的。那时正值纪弦初组现代诗社，口号很响，从者甚众，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一时子豪沉不住气，便和鼎文去厦门街看我，透露另组诗社之意。结果是一个初春（好像是三月）的晚上，我们三个人和邓禹平在郑州路夏菁的寓所，有一次餐聚。蓝星诗社就在那张餐桌上诞生。当时夏菁曾函邀蓉子参加，蓉子有事未去，因此蓝星诗社的发起人，名义上说来，便只有鼎文，子豪，禹平，夏菁，和我。

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我们要组织的，本质上便是一个不讲组织的诗社。基于这个认识，我们也就从未推选什么社长，更未通过什么大纲，宣扬什么主义。大致上，我们的结合是针对纪弦的一个“反动”。纪弦要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我们非常反对。我们虽不以直承中国诗的传统为己任，可是也不愿意贸然作所谓“横的移植”。纪弦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我们的作风则倾向抒情。纪弦要放逐韵文，而用散文为诗的工具。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反应不太一致，只是觉得，在界说含混的“散文”一词的纵容下，不知要误了多少文字欠通的青年作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