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切文人一样，宋淇是一位性情中人，情绪有冷有热，正如英文所谓moods。对于他所厌烦的东西，他绝对不去敷衍。因此有不少人只能看到他的冷肩。这样的择友而交，令人想起女诗人狄更生的名句：

灵魂选择她自己的朋友，

然后将房门关死；

请莫再闯进她那圣洁的

济济多士的圈子。

不知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还是脑中经常在转动着好几个念头，宋淇即使在好友的面前，有时也似乎心不在焉，甚至瞬间会没有表情。奇怪的是，你讲的话他却又很少漏掉。实际上，他外方而内圆，望之若冷，即之则温。他一旦认你为友，必然终身不渝，为朋友打算起来时，比谁都更周到。这时你才发觉，先前的冷，只是一层浮冰，一晒就化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宋淇又是一位理性中人，处事很有节度。我很少看见他大喜大怒，也许喜怒之情一个人只在家人面前才显露吧。我有一些初交的朋友，也认为我的性情并不如在诗文中所表现的那么强烈，因而松了一口气。宋淇虽然多病，却很少见到他欲振无力，反之，说起话来，总是气力贯串，节奏分明，比起不少健硕之士来，还飞扬得多。奇怪的是，他虽然不时生病，又兼行政重任，写作却仍多产。也许病生多了，“战时等于平时”，自多抗拒之道，病菌也日久有了交情，不至于太为难他吧。

在当代学者之中，宋淇褒贬分明，口头赞美最频的，包括钱钟书与吴兴华，认为国人研究西洋文学，精通西洋语文，罕能及此二人。吴兴华不但是学者，更是诗人，“文革”之前一直任北京大学的教授。据说“文革”一起，吴兴华便首当其冲，成了最早的牺牲品。吴兴华是宋淇的同学至友，所以“文革”之祸，他的感慨最深。另一位死于“文革”的学者兼翻译家傅雷，则是介于春舫先生与宋淇两代之间的世交，可谓“半父执”；所以在另一方面，傅聪之视宋淇，也有“半父执”之谊，每次来港，总不免见面叙旧。我想宋淇对西洋古典音乐的爱好与了解，和傅家的世交或为一个因素。他对于西画兴趣亦浓，书房壁上所悬，正是他亲家翁名画家曾景文的作品。

宋夫人邝文美女士出身于上海的教会大学，却兼具传统女性之贤淑与温婉，是我们最敬佩的“嫂夫人”之一。她是作家宋淇的秘书，又是病人宋淇的看护。我家每次“大举”回台省亲，她又为我家照顾小鹦鹉，成了蓝宝宝的“鸟妈妈”。蓝宝宝不幸于今年十月一日病死，所以她这小小的头衔也已成为亦甜亦酸的回忆了。我们几次郊游，邀宋淇伉俪同去，宋夫人都因宋淇不适或无暇也放弃了山岚海气之乐。在背后，我们有时戏称他为“蓝胡子”。

高克毅（笔名乔志高）

和宋淇共同编辑中文大学出版的“译丛”英文半年刊，使它渐渐赢得国际重视的另一学者，是高克毅。在台湾文坛上，他的笔名乔志高更为人知，却常被误作乔治高，令他不乐。不过高克毅不乐的时候很少，我每次见他，他总是笑吟吟的，传播着愉快而闲逸的气氛，周围的朋友也不知不觉把现代生活紧张的节奏，放松半拍。无论说中文或英文，他的语调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字斟句酌，有时甚至略为沉吟，好像要让笑容的涟漪一圈圈都荡升了，才揭晓似的发表结论。有些朋友嫌我说话慢，但高克毅似乎比我又慢小半拍。我从未见他发怒或议论滔滔。他这种温文和蔼的性情，在驾驶盘后也流露了出来，一面缓缓开车，一面不断和旁座的朋友悠然聊天，于是后座的高夫人总忍不住要提醒他强神看路。

高克毅是有名的翻译家，散文也颇出色。他的英文之好，之道地，是朋友间公认的。最使他感到兴趣的三件东西，是新闻，翻译，幽默。其实这些是三位一体的，因为新闻不离翻译，而翻译尽多笑话。他在新闻界多年，久已养成有闻必录的习惯。有一次他和许芥昱来我家作客，席上众人聊天，我偶尔说了一个笑话，他欣赏之余，竟立刻从衣袋中取出记事簿和钢笔，记了下来。他和许芥昱旅美都在三十年以上，自然而然也都修养成西方绅士彬彬有礼的风度，对于妇女总是体贴周到，殷勤有加，不像东方典型的“大男人”，高据筵首，指天划地，对于女主人的精心烹调，藐藐不赞一辞。绅士型的客人，当然最受主妇的欢迎。那天二绅士坐在我家四女孩之间，一面夸奖女主人的手艺，一面为邻座的女孩频频送菜，一面当然还要维持全桌流行的话题，手挥目送，无不中节。事后，女主人和四位小女主人交换意见，对于二绅士都表满意。

蔡濯堂（笔名思果）

作风异于二绅士者，是蔡思果。蔡夫人从美国来香港团圆之前，被迫单身的思果是我家的常客。这位“单身汉”每文不忘太太，当然不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却也绝非西化绅士。两极相权，思果大致上可说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书生，有些观念，还有浓厚的儒家味道，迂得可笑，又古得可爱。

今年春末，高克毅从香港飞回美国，宋淇夫人、思果和翻译中心的吴女士去启德机场送行。临上机前，高克毅行西礼向两女士虚拥亲颊。不久思果在我家闲谈，述及此事，犹有不释，再三叹道：“怎么可以这样？当众拥吻人家的太太！”我说：“怎么样？当众不行，难道要私下做吗？”大家都笑起来。过了一会儿，见思果犹念念不忘，我便问他：“当时被吻者有不高兴吗？”思果说：“那怎么会？”我又问：“宋淇自己无所谓，你为古人担什么忧？”思果正待分辩，我紧接下去说：“依我看，根本没事儿，倒是你——（思果说：‘我怎么？’）——心里有点羡慕高克毅！”这时，众人已经笑成一团。

又有一次，和我存在思果的客厅里聊天，他忽然正色道：“我太太不在的时候，女人是不能进我卧房的！”我存和我交换了一个眼色，强忍住笑问他：“如果我此刻要进去拿东西呢？”思果说：“哎！那当然可以。”我存说：“我不是女人吗？”思果语塞，停了一会儿，又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宣布：“女学生单独来找我，是不准进大门的，要来，要两个一起来。”我存说：“这并不表示你多坚定，只表示你没有自信。”思果想了一下，叹口气道：“说得也是。”

沙田高士在一起作风雅之谈，如果有宋淇和思果在座，确是一景。宋淇一定独揽话题，眉飞色舞，雄辩滔滔，这时思果面部的表情，如响斯应，全依说者语锋之所指而转变，听到酣处，更是啧啧连声，有如说者阔论激起之回音，又像在空中的警句下面划上底线，以为强调。初睹此景的外人，一定以为两人在说相声。不过，在不同的场合，轮到思果“做庄”，唇掀古今，舌动风雷的时候，也足以独当一面的。说到兴会淋漓，题无大小，事无谐庄，都能引人入胜，不觉星斗之已稀。有一次在我家，听他说得起劲，忽然觉得话题有异，从催眠术中猛一惊醒，才发现一连二十分钟，他侃侃而谈的，竟是他的痔疮如何形成，如何变化，又如何治好之后如何复发。

从此对思果这种“迷人的唠叨”颇有戒心，不过既然迷人，也就防不胜防。终于又有一次，在夕阳之中，我驾车载思果去尖沙咀同赴晚宴。上得车来，他的绣口一开，我的锦心就茫然了，等到锦心恢复戒心，糟了，车头忽已对着过海隧道的税门。少不得硬着头皮开过海去，然后七折八弯，觅路又开回来。思果一路道歉，最后更拿出一张十元钞票，说要赔我税钱。我大笑。

思果是有名的散文家和翻译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外人很难想象他的兴趣有多广阔。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天主教的熟悉是不消说的。在中文大学的宿舍里，他和李达三神父是邻居，每星期都要在一起望弥撒，一僧一俗，同为（不同意义的）单身汉，又是翻译和文学的同好，十分相得。此外，思果最热衷的东西，据我所知，该包括运动，京戏，方言，书法。

思果每天用在运动上的时间是可观的，他说他年轻时体质不好，后来勤加锻炼才健康起来。也许正因如此，他虽已过了六十，一头乌丝，却仍是“少年头”。他的运动日程，主要是长跑和太极拳，有一度还领着一些年轻的“徒弟”如周英雄、黄维樑等，俨然一派教头。他夸口说能静坐在桌前，一摒万念，便人黑甜，等到悠悠忽忽再睁开眼来，已经是五分，十分，半小时后，而桌前坐着的，又是一个簇新的人了。这种来去自由任意远征的“召梦术”，我是千年也修不来了，不要说半竖着无此可能，就算是全横的时候，也不是召梦便验的。

没有一次见面思果不谈京戏，我相信他这方面也不含糊，是个十足的戏迷。我只能说“相信”，因为迄今为止他只开过一次口，而仅有的一次只唱了短短的一段“战太平”，还是千怂万恿才勉强别过身去，又推说那天嗓子不能作准。所以他作得了准的艺术之境究竟有多高，我还是不太清楚，而他再三暗示总有一天要让我们餍足的耳福，仍然是一个预言。最令我莞尔的一个现象，是在这件事上，思果似乎一直下不了决心，究竟要自谦还是要自负。所以每次自我分析的时候，他总不免先自谦一番，说他的唱工和琴艺不过尔尔，比起什么派的谁何名伶，算得了什么。如是数分钟后，眼见大家渐渐被他说服，有点同意起来，且亦不再企图劝慰他了，忽又似乎心有不甘，语气一转，自我修正，渐渐强调“不过我这副嗓子呢——哎，不瞒你说，好多师傅都说我本钱足。不像样子的胡琴伺候，我还真不——”于是四座忍俊不住，统统笑了。有一次何怀硕，一个小型的思果专家，说这是棋术上的退两步进一步，大家欣然同意。思果听了，只有苦笑的份。这样的宽容，正是长者可爱之处。调侃朋友，最难恰到好处：如果对方根本不在乎，则调者自调，久而无趣；如果对方十分在乎，又怕反应太强，超过预期。最理想的对象——我不敢说“牺牲品”——是相当在乎，却又相当容忍，那种微妙的平衡，正在似恼不恼之间，使调者觉得有一点冒险，却又终于并没有闯祸，而旁观者只是捏一把——不，半把冷汗，于是宾主释然尽欢。思果正是这么一位可爱的朋友，宽容的长者。所以每次他来我家，都成为众所欢迎的客人，也是我几个女儿最感兴趣的“蔡伯伯”。有时我又不能无疑——说不定思果早已觑破了文友谐谑无状得寸进尺的弱点，故意装出欲恼不恼的神情来逗逗我们，果真如此，我们反而入了他的彀了。

要说思果总是供人谐谑，一味为幽默而牺牲，则又不尽然。碰巧在兴头上，他也会取笑别人，模仿一些名流的口音和语调，博四座一粲。他富有方言的天才，什么地方的口音一学就会。他自己是镇江人，国语略带镇江乡音，发现女画家洪娴竟是小同乡，有机会和她重温“母语”，高兴极了。镇江附近的京沪方言，他似乎也会好几种，却推崇宋淇沪音之正。他在九江住过，江西话不消说得。去年端午之夜，他来我家过节，饭后我们挂起三间大夫佩剑行吟的拓像，和黄维樑、黄国彬四人诵起“离骚”来，思果用湘音缓吟，别有情韵。此外我还听他学桐城人和温州人的口吻，也颇乱真。至于他的粤语，在此地的“外江佬”之中，要算是一流的，当然不像本地人那么道地，却也无拘无碍，雅达兼备，在我听来，已经够好的了。有一次在“青年文学奖”颁奖的讲评会上，众评判轮流上台。轮到思果，他竟用粤语侃侃讲了十分钟，听众听出他不是广东人，却欣赏一位“上海人”——本地人习称所有外省人为上海人——把粤语说得这么清爽，报以热烈的掌声，且在他原来无意幽默的地方触发了幽默的契机，引起满堂欢笑。

思果“单身”的时候，既是我家的常客，我家的四个女孩也认为他“唠叨”，却又忍不住要听下去，且听入了迷。唠叨为什么会迷人，确也费解。大概因为他娓娓而谈的时候，面部表情不但复杂，而且总略带夸张，话里的意义乃大为加强，又常在上下两句之间安上许多感叹词——总而言之，这是散文家的随风咳唾，笔下既已如此，舌底也不会太走样的。思果常在怀内的文章里说，蔡夫人来信总告诫他不要常来我家贪嘴打扰。我存和我都不以为然，认为这观念太“老派”了。单身汉吃双身汉，是天经地义。单身汉去朋友家作客，不但分享那家人的天伦之乐，也带给那家人新奇的乐趣，要说恩惠，也是互惠的。王尔德说：“婚后的日子，三人始成伴，两人才不算。”其实许多夫妇最欢迎单身的客人，因为单身汉最自由，所以最好招待，又最寂寞，所以最易感动。何况思果又是这么矛盾，矛盾得这么有趣的一位客人？所以我有一次忍不住对他说：“不要再唠叨了。你吃我一席酒，我听你一席谈，哪一样更美味，谁知道？有什么打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