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去里昂开会的中国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还有代表台北而来自巴黎的杨允达，和代表香港的徐东滨。法国笔会把中国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馆，因此我们好几次见到巴金。有一次，吴鲁芹在电梯里遇见四十年前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面面相觑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吴鸿藻吗？”吴鲁芹叫道：“你不是叶君健吗？”笑了一阵子后，对方说：“等下我来看你。”吴鲁芹潇洒地答道：“好啊，正好叙叙武汉往事。只有一点，你可别向我统战，我也不劝你投奔自由。”这件事，第二天吃早饭时他告诉了我们，说罢大笑。吴鲁芹做人向往的境界，是潇洒。他所谓的潇洒，是自由，自然，以至于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厌烦的就是剑拔弩张，党同伐异的载道文学。这种态度，他与文坛的二三知己如夏济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国际笔会的研讨会上，轮到自己发表论文时，他也就针对这种奉命文学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评。

里昂四天会后，我们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车去巴黎。之后杨允达又以地主之谊，带我们和徐东滨遍览圣母院、铁塔、凡尔赛宫等地。一路上吴鲁芹游兴不浅，语锋颇健，精神显得十分充沛。只有两次有人提议登高探胜，他立刻敬谢不敏，宁愿留在原地，保存体力。当时羡慕他老而犹健，老得那么闲逸潇洒，而晚作又那么老而愈醇，不料未及两年，对海的秣陵郡竟然传来了噩耗。

这消息来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却晚了三天：我是在港报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惊觉过来的。吃早饭时我非常难过，咽下去的是惊愕与惋惜，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为中国的文坛。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创作的这条路上，他是我的前辈。中英文的修养，加上性情才气，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才产生得出他那样一位散文家来。这一去，他那一代的作家又弱了一个，他那一代也更加寂寞了。但悲悼之情淡下来后，又觉得他那样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为他洒脱的人生观潇洒作结，亦可谓不幸之幸。今年六月，我仓皇回台湾侍奉父疾，眼看老人家在病榻上辗转呻吟之苦，一时悲怆无奈，觉得长寿未必就是人生之福。吴鲁芹说走就走，不黏不滞，看来他在翡冷翠梦见徐志摩，也可算是伏笔。

现在他果然去了徐志摩那边，当然也与夏济安重逢了。如果人死后有另一度空间，另一种存在，则他们去的地方也颇不寂寞，而左邻右舍也非等闲之辈。也许阳世眼浅，只看到碑石墓草而已。最巧的是，吴鲁芹对于大限将至似乎早有预感，去年四月他发表的一篇散文，已经对身后事熟加思考。那篇文章叫《泰岱鸿毛只等闲——近些时对“死”的一些联想》，当时我在“明报月刊”上读到，就对朋友说，这是一篇杰作，也是吴鲁芹最深沉最自然的散文。在文首作者回忆他“去年初冬”（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底，大约在我们法国之会后两个月）急病人院，自忖必死，“可是过不了几天，却又安然无恙了”。他说当时他被抬进医院，心情颇为恬静，并无不甘死去之念。他说：“曾有人说，一个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很不错了。花甲之后的‘余年’是外赏，是红利，是拣来的。”接着他对死亡一事反复思维，并且推翻司马迁所谓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认为此事只有迟早，却难分轻重，最后他说：

至于我自己呢，对泰山之重是高攀不上的，但亦不甘于菲薄贱躯轻于鸿毛。所以对泰岱鸿毛之说，完全等闲视之。然人总归不免一死，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君不见芸芸众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宽延速朽的时限的，谁不是枉费心机？谁不是徒劳？

这一段文字真正是大家之风，表现的不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是道家的自然态度，毋宁更近于人性。我尤其喜欢他那句：“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要人洁白无瑕，求全得可怕，令人动辄得咎，呼吸困难。只要不是存心作恶，则“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更是宽己而又恕人，温厚可亲，脱略可爱。

二

初识吴鲁芹，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交朋友有点随缘而化，他，却是我主动去结识的。那时我初去台湾，虽然还是文艺青年，对于报上习见的八股陋文却很不耐烦。好不容易有一天在“新生副刊”上读到署名吴鲁芹的一篇妙文《谈文人无行》，笔锋凌厉，有钱钟书的劲道。大喜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响应，并且迫不及待，打听到作者原名是吴鸿藻，在美新处工作，立刻径去他的办公室拜访。

后来他发现这位台大学生不但写诗，还能译诗，就把我在“学生英语文摘”上发表的几首英诗中译寄给林以亮。林以亮正在香港筹编《美国诗选》，苦于难觅合译的伙伴，吴鲁芹适时的推荐，解决了他的难题。这也是我和林以亮交往的开始，我也就在他们亦师亦友的鼓励和诱导之下，硬着头皮认真译起诗来。这段因缘，日后我出版《英美现代诗选》时，曾在译者序里永志不忘。

一般人提到台大外文系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那一班作家辈出，常归因于夏济安的循循善诱。夏氏中英文造诣俱高，在授英美文学的老师里，是极少数兼治现代文学的学者之一。王文兴那一班的少壮作家能得风气之先，与夏氏的影响当然大有关系。不过夏济安的文学修养和他弟弟志清相似，究以为主：我常觉得，王、白那一班出的多是家，绝少诗人与散文家，恐怕也与师承有关。

据我所知，当时提掖后进的老师辈中，如果夏济安是台前人物，则吴鲁芹该是有力的幕后人物。五十年代吴氏在台北各大学兼课，但本职是在美国新闻处，地位尊于其他中国籍的职员。最早的“文学杂志”虽由夏济安出面主编，实际上是合吴鲁芹、林以亮、刘守宜与夏氏四人之力办成。纯文学的期刊销路不佳，难以持久，如果不是吴鲁芹去说服美新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志”，该刊恐怕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吴氏赏识，援例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

此外，当时的美新处还出了一套台湾年轻一代作品的英文译本，主其事的正是吴氏。被他挑中的年轻作家和负责设计的画家（例如席德进和蒋健飞），日后的表现大半不凡，也可见他的眼光之准。我英译的那本青涩而单薄的《中国新诗选》（newchinesepoery），也忝在其列。书出之日，有酒会庆祝，出席者除入选的诗人纪弦、钟鼎文、覃子豪、周梦蝶、夏菁、罗门、蓉子、洛夫、郑愁予、杨牧等之外（痖弦、方思等几位不在台北），尚有胡适、罗家伦等来宾。胡适更以中国新诗元老的身份应邀致词，讲了十分钟话。当时与会者合摄的照片我珍藏至今。此事其实也由吴鲁芹促成，当时他当然也在场照料，但照片上却没有他。功成不居，远避镜头，隐身幕后，这正是吴鲁芹的潇洒。暗中把朋友推到亮处，正是他与林以亮共有的美德。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的往事了。一九六二年他去了美国之后，我们见面遂稀：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在回国前夕从丹佛飞去华盛顿，向傅尔布莱特基金会辞行，乘便访他和高克毅于“美国之音”，一同吃了午餐。另一次，也就是上一次和最后的一次，便是前年在里昂之会。回想起来，在法国的五日盘桓，至今笑谈之貌犹在左右，也真是有缘幸会了。

三

和吴鲁芹缘悭一面的千万读者，仍可向他的作品里去认识这位认真而又潇洒的高士。他在文章里说：“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一流作家的文字正如一块巨碑立在他自己身后，比真正的碑石更为耐久。这一点倒是重如泰山，和他在文中潇洒言之者不尽相同。

吴鲁芹一生译著颇富，但以散文创作的成就最高。早年作品可以《鸡尾酒会及其他》为里程碑，尤以《鸡尾酒会》一篇最生动有趣。据我所知，《小襟人物》虽然是他仅有的创作，却寄寓深婉，低调之中有一股悲怆不平之气，不折不扣是一篇杰作。吴氏迁美之后，一搁笔就是十年以上，甚至音讯亦杳。正当台湾文坛准备把他归档为过客，他却蹄声得得，成了荣归的浪子，卷土重来之势大有可观。《英美十六家》游刃于新闻采访与文学批评之间，使他成为台湾空前的“超级记者”。《瞎三话四集》、《师友·文章》、《余年集》相继出版，更使晚年的吴鲁芹重受文坛瞩目。

一位高明的作家在晚年复出，老怀益壮的气概，很像丁尼生诗里的希腊英雄尤利西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伏枥的老骥，一旦振蹄上路，这种廉颇意结总是难克服的。目前的文坛，我们见到有些诗人复出，能超越少作的不多。有些散文家迄未搁笔，却慢慢退步了。吴鲁芹复出后非但不见龙钟之态，反而笔力醇而愈肆，文风庄而愈谐，收放更见自如，转折更见多姿，令人刮目。而正当晚霞丽天之际，夕阳忽然沉落。如此骤去，引人多少怅望，也可谓善于收笔了。

吴氏前期的散文渊源虽广，有些地方却可见钱钟书的影响，不但书袋较重，讽寓略浓，而且警句妙语虽云工巧，却不掩蛛丝马迹，令人稍有转弯抹角、刻意以求之感。后期作品显已摆脱钱氏之困，一切趋于自然与平淡，功力匀于字里行间，情思也入于化境。在他最好的几篇散文如《泰岱鸿毛只等闲》里，他的成就可与当代任何大家相提并论。

梁实秋在《读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一文中，说吴鲁芹的散文有谐趣。我觉得吴鲁芹的谐趣里寓有对社会甚至当道的讽喻，虽然也不失温柔之旨，但读书人的风骨却随处可见。他的散文长处不在诗情画意的感性，而在人情世故、事态物理的意趣之间。本质上，他是一位知性的散文家。

六年前吴鲁芹在“中外文学”五周年纪念的散文专辑里，发表（散文何以式微的问题）一文，认为在我们这大众传播的“打岔时代”，即使蒙田和周作人转世，也难以尽展文才。他说：“尽管报纸广告上说当代散文名家辈出，而成果实在相当可怜，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几乎成为‘鲁殿灵光’。”这句话，我实在不能接受。吴鲁芹写文章惯弹低调，但这句话的调子却未免太低，近乎浇冷水了。不说年轻的一代有的是杨牧，张晓风等等高手，再下一代更有林清玄等人，就单看吴氏那一代，从琦君到王鼎钧，近作都有不凡的表现。更不提香港也另有能人。而最能推翻这低调的有力例证，就是吴鲁芹自己复出后的庾信文章。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

沙田七友记

前言

沙田山居，忽忽四有半年，朋友当然不止七位，而于此七友，我所知者当然也不止如此。一个人的生命正如冰山，露在水面的不过十之二三，我于七友，所知恐亦不过十之三四。以下所记，多为曲笔侧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只能聊充传记的脚注。取景则又不远不近，相当于电影的中距离镜头，激发兴趣则有余，满餍好奇则不够。至于此文刊载之后，七友尚能余下几友，七座冰山会变几座火山，亦非我所敢预测，所赖者，友情的弹性和高士的幽默感而已。万一我运笔偶近漫画，那也只是想逗我的读者高兴，不是想惹我的朋友不高兴。根据“互惠”的原则，七友之中如果有谁报我以相同的笔调，我必定欣然受之，认为变相之恭维。文中人名太多，尽量免去尊称，以示亲切，而非不敬。

宋淇（笔名林以亮）

宋淇是批评家，翻译家，诗人，编辑——这四方面和我们当初的结缘，全有关系。早在二十年前，他为“今日世界社”主编一册《美国诗选》，苦于少人合作，乃请吴鲁芹在台北做“译探”。吴鲁芹把我的一些翻译寄给他看，他欣然接受，我便成为该诗选的六位译者之一。此后他在香港而我在台北，通信多而见面少。直到四年前我来中文大学任教，我们才经常见面，相知更深。

见过宋淇的人，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少年时代还是一位运动健将。后来由于多病，“社交量”不得不受限制，很少出门。和杨牧一样，他最喜欢坐定下来聊天，却不像杨牧那样一面聊天一面饮酒。在这方面，他不但学识广泛，而且舌锋凌厉，像是我们这圈子里的约翰逊博士。他的父亲春舫先生兼通好几种西方语文，是一位名戏剧家和学者。家学的背景，加上和香港影剧界多年的渊源，使他在这方面话题无穷。诗和翻译是我们的同好，也不愁无话。他是红学专家，一谈起红学，我只能充一位聆者。至于早期的新文学家，尤其是“学院派”的一类，有不少是他的父执，不然就是早他半辈的朋友，第一手的经历，由他娓娓道来，分外亲切动人。他曾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家里来了一位客人，笑吟吟地教了他一下午的西洋棋，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只觉得那客人蔼然可亲，后来才发现他的棋师竟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诸如此类轶事，我常劝他记下来发表，否则任其湮没，未免可惜。

宋淇谈天说地，全凭兴会，所谓娓娓，往往升级为侃侃，终于滔滔。他并不好动，不能算是“应酬界巨子”（何怀硕语），但他交游既广，涉猎又多，兼以记性特强，所以话题层出不穷，舌锋至处，势如破竹。这时你最好不要去抢他的“球”，因为他运球如飞，不容你插手，不，插嘴的。偶或有客抢到了球，正要起步，却又被他伸手夺去。这当然不是永远如此。如果你说得动听，他也会注意听你说，且粲然而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