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这么好奇，是因为自己也一直被索序者所困，虽也勉力写了一些，却仍负债累累，虚诺频频，不知何时才能解脱。

迄今我写过的序言，应已超过百篇。其中当然包括为自己出书所写的序跋之类，约为四十多篇；为画家、画会所写的英文序言约为十篇；为夏菁、金兆、於梨华、何怀硕、张晓风、张系国等作家所写的中文序言，不但置于他们的卷首，而且纳入自己的书中，也有十篇上下。余下的三十多篇，短者数百字，长者逾万言，或为专书所写，或为选集而撰，或序文学创作，或序绘画与翻译，二十年来任其东零西散，迄未收成一集，乃令文甫与素芳频表关切，屡促成书。而今奇迹一般，这三十几个久客他乡、久寄他书的孩子，竟都全部召了回来，组成一个新家。

序之为文体，由来已久。古人惜别赠言，常以诗文出之，集帙而为之序者，谓之赠序；后来这种序言不再依附诗帙，成为独立文体，可以专为送人而作。至于介绍、评述一部书或一篇作品的文章，则是我们今日所称的序，又叫作叙。古人赠序，一定标明受者是谁：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几篇，都是名例。至于为某书某篇而作的序言，也都标出书名、篇名：例如《史记》中的《外戚世家序》、《游侠列传序》；若是为他人作品写序，也会明白交代：例如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苏轼的《范文正公集叙》。

古人的赠序和一般序言虽然渐渐分成两体，但其间的关系仍然有迹可寻。苏轼为前辈范仲淹的诗文集作序，整篇所述都在作者的功德人品，而对其作品几乎未加论析，只从根本著眼，引述孔子之语“有德者必有言”，并说“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欧阳修为同辈梅尧臣的诗集作序，也差不多，直说作者“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至于作者的文章，只说其“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而作者的诗风，也不过一句“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便交代过去。这种风气一直传到桐城文章，例如刘大櫆写的《马湘灵诗集序》，就只述其人之慷慨，却一语不及其诗之得失。孟子对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种“知人论世”的文学观对后代影响至大，所以欲诵其诗，当知其人，也因此，古人为他人作品写序，必先述其人其事。在这方面，一般序言实在并未摆脱赠序的传统。

二

古人为人出书作序，既与为人远行赠序有此渊源，所以写起序来，着眼多在人本。序人出书，不免述其人之往昔；赠人远行，不免励其人于来兹。而无论是回顾或前瞻，言志或载道，其精神在人本则一。苏轼论苏辙，说“其文如其为人”；毕丰在接受法兰西学院荣衔时也说：“风格即人格”；其理东西相通。不过中国的传统似乎认为，只要把其人交代清楚，其文就宛在其中了，结果对其文反而着墨不多，不但少见分析，而且罕见举例，当然文章简洁浑成。

近三十年来，半推半就，我为人写了不少序言，其势愈演愈盛，终于欲罢不能。今日回顾，发现自己笔下这“无心插柳”的文类，重点却从中国传统序跋的“人本”移到西方书评的“文本”。收入这本序言集里的文章，尤其是为个别作家所写的序，往往是从作者其人引到其文，从人格的背景引到风格的核心，务求探到作者萦心的主题、著力的文体或诗风。

我不认为“文如其人”的“人”仅指作者的体态谈吐予人的外在印象。若仅指此，则不少作者其实“文非其人”。所谓“人”，更应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自我，此一“另己”甚或“真己”往往和外在的“貌似”大异其趣，甚或相反。其实以作家而言，其人的真己倒是他内心渴望扮演的角色：这种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每受压抑，但是在想象中，亦即作品中却得以体现，成为一位作家的“艺术人格”。

这艺术人格，才是“文如其人”的“人”，也才是“风格即人格”的“人格”。

这艺术人格既源自作者的深心，无从自外窥探，唯一的途径就是经由作品，经由风格去追寻。所谓郊寒岛瘦、所谓元轻白俗、所谓韩潮苏海，甚至诗圣、诗仙，都是经由作品风格得来的观感，不必与其人的体态谈吐等量齐观。

我为人写序，于人为略而于文为详，用意也无非要就文本去探人本，亦即其艺术人格；自问与中国传统的序跋并不相悖，但手段毕竟不同了，不但着力分析，篇幅加长，而且斟酌举例，得失并陈，把拈花微笑的传统序言扩充为狮子搏兔的现代书评，更有意力戒时下泛述草评的简介文风。

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不把作者的生平或思想交代清楚，就无法确论其人作品。例如温健骝前后作品的差异，就必须从他意识形态之突变来诠释，而我与他师生之情的变质，也不能仅从个人的文学观来说明，而必须从整个政治气候来分析。同样地，梁实秋的尺牍，也应探讨他晚年的处境，才能了解。遇到这种情况，写序人当然不能不兼顾人本与文本。

三

为人写序，如果潦草成篇，既无卓见，又欠文采，那就只能视为应酬，对作者、读者、自己都没有益处，成了“三输”之局。反之，如果序言见解高超，文采出众，则不但有益于文学批评，更可当作好文章来欣赏，不但有助于该书的了解，更可促进对该文类或该主题的认识。一篇上乘的序言，因小见大，就近喻远，发人深省，举一反三，功用不必限于介绍一本书，一位作者。

我为人写序，前后往往历一周之久。先是将书细读一遍，眉批脚注，几乎每页都用红笔勾涂，也几乎每篇作品都品定等级。第二遍就只读重点，并把斑斑红批归纳成类，从中找出若干特色，例如萦心的主题、擅长的技巧、独树的风格，甚至常见的瑕疵等。两遍既毕，当就可以动笔了。

至于举例印证论点，这时已经不成问题，只须循着红批去寻就可，何况许多篇目已品出等第，佳句或是败笔，一目了然。例证之为用，不可小觑，一则落实论点，避免空泛，二则可供读者先尝为快，以为诱引。举例是否妥帖，引证是否服人，是评家一大考验。常见写序人将庸句引作警语，不但令人失笑，甚至会将受荐之书一并抛开。

至于篇幅，正如其他文章一般，不必以多取胜。中国传统的序言大多短小精悍，本身就是一篇传世杰作。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原为东晋永和年间、一群文人在兰亭修褉咏诗而作。时隔千年，当时那些名士的诗篇已多湮没，这篇序言却一文独传。《兰亭集序》长约三百字，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也是为诗集作序，只有一百十七字：当日那些俊秀到底写了什么佳作，再也无人提起，只留下了这篇百字的神品，永远令人神驰。近人的序跋也有言简意长，好处收笔而余音难忘的：钱钟书的几篇自序，无论出以文言或白话，都经警可诵。当然，序言不必皆成小品，也有长篇大论，索性写了论文的。萧伯纳正是近代的显例：他的不少剧本都有很长的自序，其篇幅甚至超过剧本自身，而且论题相当广泛。

序言长短，正如一切文章的篇幅，不能定其高下，关键仍在是否言之有物，持之有理，否则再短也是费词。当代学者写序，以长取胜者首推夏志清。夏先生渊博之中不失情趣，为人作序辄逾万言，而又人本文本并重，有约翰生博士之风。我这本序言集里的文章，长短皆为参差，逾万言者也有五篇，其尤长者为序《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一九七〇—一九八九》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两篇，都几达一万四千字，可谓“力序”了。

为一群作家的综合选集写序，既要照顾全局，理清来龙去脉，又要知所轻重，标出要角、主流，所以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当然难免。《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就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三百作家二十年》与《当缪斯清点她的孩子》两序，面对那么多作者，背景迥异，风格各殊，成就不一，实在难以下笔，更遑论轻重得体，评价周全。例如《三百作家二十年》一文，对于诗、散文、三者虽然勉力论析，但对于戏剧和评论却照顾不足，终是遗憾。

四

序言既然是一种文章，就应该写得像一篇文章，有其结构与主题，气势与韵味，尽管旨在说理，也不妨加入情趣，尽管时有引证，也不可过于饾饤，令人难以卒读。序言既为文章，就得满足一般散文起码的要求。若是把它写成一篇实际的书评，它仍应是一篇文章，而非面无表情的读书报告，更不是资料的堆砌，理论的练习。

对我而言，为人作序不但是写书评，更是一大艺术。序言是一种被动的文章，应邀而写。受序人不外是一位作家，往往也是文友，对你颇为尊重，深具信心，相信你的序言对他有益，说得轻些，可以供他参考，说得重些，甚至为他定位。理论上说来，这种关系之下，受序人有点像新郎，新书有点像新娘，写序人当然是证婚人了。喜筵当前，证婚人，例如为李永平所写的那篇《十二瓣的观音莲》，就是小驻香港，在胡玲达高楼小窗的书房里写成，而为潘铭燊作序的那篇《烹小鲜如治大国》，也是休假之年去联合书院客座，在大学宾馆寂寞的斗室里，三夕挥笔之功。至于序王一桃的《诗的纪念册》，则是在温哥华雅洁的敞轩里，坐对贝克雪峰而得。旅途而能偿债，可谓闲里偷忙，无中生有，回国的心情为之一宽。

此地所收的序言三十多篇，当日伏案耗时，短则三数日，长则逾旬。如果每篇平均以一周计数，则所耗光阴约为八月，至少也有半年。人生原就苦短，能有多少个半年呢？当日之苦，日后果真能回甘吗？如果受序人后来竟就搁笔，我的序言不幸就成了古人的赠别之序，送那位告别文坛的受序人从此远行。这，也算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吧，思之令人黯然。不过当日之苦，也近多成为日后之甘的，那就是见到受序人层楼更上，自成一家，而我为其所写之序在众多评论之中，起了定位作用，甚至更进一步，成了文学史的一个注脚、一处坐标。

做了过河卒子，只有任命写序。想到抽屉里还有四篇序要写，不如就此打住。

一九九六年初夏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