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反传统到成正宗：远从纪弦组现代派而高呼反传统起，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现代诗人不曾反叛过传统。所谓反，有时是理论上的，但更常见的是创作上的，而所谓传统，不仅指中国的古典，也包括早期的新诗。但所谓反传统，常是一个界说含混的名词。有时候反传统只是反某一时期的传统，却与另一时期的传统暗相呼应；有时候反传统只是反传统中的某一精神，却与传统中的另一精神并行不悖。百分之百的反传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意味着连本国的文字都可以抛弃，简直等于自杀。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完全不反传统或者反传统到回不了传统的大诗人，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一个不能吸收新成分或者一反就会反垮的伟大传统。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它能兼容并包，不断作新的综合。老实说，一个传统如果要保持蜕变的活力，就需要接受不断的挑战。用“似反实正格”来说，传统要变，还要靠浪子。如果全是一些孝子，恐怕只有为传统送终的份。所以平平仄仄的诸公，根本于事无补。

真正的反传统，至少有一个先决条件：认识传统。从《诗经》到《红楼梦》，每一种文学的代表作，我们是否有相当的认识？一首诗如果这样写，本质上与李贺的有什么不同？这一句的表现方式，在古典诗中真是没有前例吗？如果一个人从未这么自问过，就贸然宣称他要反传统，只是自欺的姿态罢了。保守的人士，一入传统即不可出，崇洋的呢，未及传统之门就要推倒传统。真正的认识传统，是入而能出。有一些人云亦云的反传统作者，连传统中最基本的中文都没有把握，不知“通”为何物，就幻想自己要超越文法与逻辑，结果只有害自己。

近年来，很有一些当初反传统甚为激烈的现代诗人，修正了，甚或否定了他们早年反传统的观念，并且在批评上引证传统，宣扬古典。这实在是诗史观上演变的自然结果，不过当初在反传统豪气的激荡下，他们也确曾为中国诗的传统增加了一些瑰奇新丽的东西，足见反传统真可能反出一点名堂来的。只是在现代诗的运动中，我们不妨经常保留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异端”，作为未来蜕变的一个因子。例如，在盛行晦涩与反传统的早年，我是一个异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鼓吹明朗与传统。现在明朗与传统渐渐盛行，我反而希望有少数顽固分子，继续搞他们孤独的晦涩和反传统，为第三代的现代诗作一伏笔。

说到现代诗人的再接受传统，我认为这还不够。我的远景还要美丽一点。现代诗人在接受过西洋现代文艺的洗礼后再回顾中国的古典诗，我们眼中的古典诗不再是平仄诸公眼中的“旧诗”了。可是在一般读者，尤其是平仄诸公的眼中，我们也只是一个异端，不是上承古典诗的正统。如何用现代诗人的新眼光，去诠释并重估中国的古典诗，另一方面，用中国古典诗的精神，来做现代诗某些本质的注脚：这样把现代诗接上中国诗的正统的工作，对于现代诗人该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例如用新的眼光来编一部《唐诗三百首》，或是重写一部《中国诗史》，或是予一位古典大诗人重新估价，或是对古典的诗评作一个反批评，或是在大学和中学的诗教育上作一个全新的改革，凡此种种，都属于上述“正统运动”的范围。不可讳言，目前现代诗人的古典修养，还不能充分胜任这样的工作，不过，一步一步慢慢去做，总比空言古典的伟大有意义吧。

（四）从输入到输出：如果没有国际间的文学交流，十七年来现代诗在台湾的发展，将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所谓交流，到现在为止，只是一个美名，因为几乎没有输出。至于输入，则十七年来，似乎一直没有中断。输入的方式有四：最普遍的是西洋现代诗的中译，其次是论评的介绍，再其次是各大学外文系的课程，最后是留学生到外国去“取经”。先从后面说起。“取经”应该是最可靠最直接的输入。十几年来，去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取经的玄奘，至少有三十几人，去艾奥瓦一地的就有九人，不能算是太少。只是这种方式的输入，只限于少数幸运的人，而且很有几位玄奘一去不回，像方思，方新，方旗，黄用，林泠那样。外文系的课程，受惠者比较多，可惜高才生不一定有诗人的“仙骨”，甚至也不一定能成学者的正果。西洋诗及其理论的译介，该是最大众化的输入方式，不过这样的专门人才，在现代诗人自己的阵容里，实在不多。十七年来，我们很有一些热心而不称职的“译介人”，译介了不少失真的创作和理论，对输入的贡献只能算功过参半。现代诗一部分的乱象，是要这些人负一点责任的。真正称职的译者不是没有，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像陈祖文，陈绍鹏，程抱一，和颜元叔，虽不以诗人自居，但在这方面对于输入的工作也能有所贡献。

对于一般的译介人，我们似乎有权提出下列的请求：这是一种近乎专家的工作，如果外文不精，诗学不济，那么不如乘早光荣引退，或努力进修，以免误己误人。第二，一切译介最好能做到“第一手”，而避免转译或传述。与其从英文中去窥衮特·格拉斯（gunergrass）的真象，或是从日文的评论中去传述庞德，何不把这些任务还给德文和英文的高手？第三，一篇论文中如果引用了他人的译诗或译文，理应注明出处，以免掠美之嫌。我的译诗最近就出现在这么一篇文章里，全未标明来源。我想其他译者也曾有同样的经验。这实在是非常失礼的事。在这里我要举杜国清的《艾略特论评选集》为例，说，像这样集中，称职，而且校对尽责的译介，才算是够格。希望西洋其他的诗人和批评家，在我们这个不够整齐的译坛，也能够受到同样的“优待”。

至于输出，则十七年来的成就是十分歉收的。包括选集，专集，和零星的译介在内，恐怕不会超过二十五种。译文的幅度虽然包括英文，法文，韩文，日文（不知道“笠”发起的日译选集是否已出版？）和德文（包括一九七零年akzene对《莲的联想》的介绍），可是距离在国际间引起注意的程度，还很远很远。不要说什么远征欧美了，即使一水之隔的菲律宾，对我们现代诗坛的真相，仍是欠缺认识的。

另一方式的输出，是在外国的大学里推展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据我所知，在美国大学里担任这方面教授的，便有白先勇，叶珊，叶维廉，於梨华，聂华苓，江玲等好几位，只要我们有够多够硬的货色，这方面是可以慢慢打开的。

也许我们祖先的文学遗产太辉煌了，也许目前台湾在政治上处于一种不正常的情势，也许我们自己在输出的工作上不够努力，总之，结果是我们的现代作家，在国际文坛上仍是一个“没有脸的人”，至少，对外而言，不如日本，韩国，菲律宾，对内而言，不如刘国松那样的现代画家。在国际诗坛上，共产国家的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布瑞克特，和同路人的聂鲁达等等，都非常受人注目。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正统的问题了。目前的问题是：我们不但对内，要在自己的文学传统中争取现代诗的正统地位，还要对外，在国际的文坛上为我们十七年来的现代诗争取中国新文学上的正统地位。……

一九七一年诗人节于丹佛榄橄街

送思果

有一天，沙田诸友在灯下清谈，话题转到美国，思果忽然叹口气说：“美国的风景也有很壮观的，只是登临之际，总似乎少了一座庙。”

谁要是编当代的《世说新语》，这句话不能不收进去。当时大家笑了一阵，也就忘了。我却觉得思果这句话，无理而有趣。思果是一位认真的天主教徒，但是到了登高临远，神举形遗的境地，他所需要的，不是教堂，却是庙。这就是中国人，无论被西风吹到天涯海角，那一片华山夏水永远在心中，梦中。美国的许多所谓“古迹”，陈而不古，虽然也一一立碑设馆，备足了文献，总觉得火候不够，早熟了一点。哪像中国的名刹古寺，可以吃斋喝茶，观联听经，如果僧房一宿，更可领略“木鱼呼粥亮且清，不闻人声闻履声”的静趣。

尽管如此，思果在中文大学四年期满，却将于九月中旬“回去”美国——去那一片无庙无僧、无仙无侠的冥山顽水。那一片寂天寞地，十年前，我也曾万里高速，风人四轮，作过少年游，逍遥游，游子之游，虽然也践了溪山之盟，餍了烟霞之癖，而面对印第安人的名胜，南北战争的古迹，总也是惘惘若失，似乎欠缺了，一点什么。有时候，觉得是缺了一座亭。有时候，觉得是少了一声钟。钢铁的栏杆，即使发神经一样地拍遍了，又谁能会得登临意？而清风来时，松涛满山，又觉得少了几只猴子，一张棋案。也曾在落矶山影里俯仰过两年；那是美国西部最显贵的岩石集团，峰岭世家，海拔远在泰山，华山之上。但那毕竟是不着边际的荒野，怎比得上中国的山水那么有情？

思果“回去”美国，将长居北卡罗莱纳州马修城的晓雾里（misydawnne）。那一带的青山我不曾见过，但想必也是妩媚的，至于青山见他是否也用青眼，则我所难料。苏东坡（游金山寺）的末四句说：“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金山寺在镇江，正是思果的故乡。东坡登金山而西望故乡的眉山，思果登阿帕拉千山想必也要西望，西望更远更远的金山。也许思果所说，在美国游山玩水缺少的那一座庙，正是东坡诗里的金山寺吧。然则思果去美国，是愈走愈远了，不能算是归田，因为他的田远在镇江。

东坡游金山时还正年轻，已然乡愁不胜，却料不到，老了，还要流放到更远的海南孤岛。其实他在诗中虽然经常“不乐思蜀”，后半生却注定宦游他乡，不能再入峡了。

不过东坡的半生流浪，是被放。今日中国读书人在海外的花果飘零，大半却由于自放。即使是嚷嚷“回归”的学人，也只敢在旬月之间，蜻蜓点水，作匆匆的过客罢了。故乡真能归得的话，谁不愿归田归山呢？如今却是雪上指爪，哪计东西。八月中旬，我从台湾回港，思果刚刚设宴欢迎，重逢之情犹温，现在他要离开香港，却轮到我来杯酒欢送了，主客忽然换位，说是人生无常，却也是人生之常。

那天恰是中秋之夕，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有一位故人将越海关，之后，便是烟水无边了。我对思果说：“东出海关无故人。”大家举起杯来，干掉满杯的月色，想明年今夕，恐怕只能“千里共婵娟”了吧。由来接风和饯别，一律叫作欢迎，欢送。其实迎是欢喜，因为来日方长，送，则未必。那晚的酒菜之间，宾主虽也照例谈笑，却不见得怎么风生，而席上的场面，也不如应有之盛。真正陪着思果浅斟终席的，只有洪娴伉俪和我的三个女孩。满月的清辉下，以u形绕过中大的大埔道上，蠕动着爬去对岸长堤上赏月的车队，尾灯的红光不安地闪着。何锦玲和张文达一行从元朗来时，已近十点。蒋芸当天下午才从新加坡飞回香港，等到接了林清玄的太太，驾了跑车赶到我的楼下，已经快要十一点了。众客自然而然分成了两堆，男客围着蹲过牛棚的张文达，听他话大陆，女客则围着蒋芸，闲谈台湾。等到高谈转清，主人领着客人齐登十楼的天台去赏月时，姮娥已经空等了许久，只余下脉脉的清光，在四围的山上和海上流漾，提灯追嬉的小孩子们都已散尽，红幽幽的孔明灯也像不明飞行物一样，神秘地失了踪。至于去台北演讲的梁锡华，答应了当晚要飞回来共赏月色，一出启德机场，却召不到一辆空车，在九龙与沙田之间流落许久，几番折腾，终于安返中大，却早已灯阑月老，到了四更天了。

这是我在沙田的第八个，也是思果在沙田的第五个，中秋之夜。团圆之夜，沙田的文友却飘零在四方。黄维樑和朱立去了美国，落不完枫叶回旋的乡思。宋淇已经下了山，市隐在九龙的滚滚红尘里。黄国彬从但丁之城回来后，也早已告别了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那座四合院子。山灵水秀的沙田，虽已上了文学的地图，但小小的沙田文学，恐怕已成了中秋的满月，清辉要夜夜减色了，只因为思果，沙田雅聚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现在要下山远去。去年我在台湾，沙田群友每逢酒酣，思果则叹独缺光中，乃觉言语无味，蒋芸也对他说：“没有余光中在场开你的玩笑，你也不太有趣了。”现在情形恰恰相反，思果一走，沙田的鸥鹭顿时寂寞，即使我能语妙天下，更待向谁去夸说？

一九八一年中秋后二日

爱弹低调的高手

——远悼吴鲁芹先生

一

上一次见到吴鲁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国际笔会在法国召开，他从美国，我从香港，分别前往里昂赴会，都算代表台北。里昂的街头秋色未著，高俊的乔木丛叶犹青，不过风来时已有寒意。他上街总戴一顶黑色法国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风衣，在这黑白对照之间，还架了一副很时髦的浅茶褐太阳眼镜；加以肤色白皙，面容饱满，神情闲散自得，以一位六十开外的人说来，也是够潇洒的了。他健谈如故；我们的车驶过萨翁（rivesaone）河堤，凉沁沁的绿阴拂人一身，他以怀旧的低调追述夏济安，陈世骧，徐等生前的轶事，透出一点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的感伤。当时明艳的河景映颊，秋风里，怎么料得到，不出两年就有此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