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亭子又高又空，周围几里路什么灯也没有，”高岛煮好茶，也走来露台上，“所以该见到的星都出现了。我有时一个人躺在海边的大平石上仰头看星，啊，令人晕眩呢。”

“啊流星——”宓宓失声惊呼。

“我也看到了！”维樑也叫道。

“不可思议，”钟玲说，“这星空永远看不懂，猜不透，却永远耐看。”

“你知道吗？”我说，“这满天星斗并列在夜空，像是同一块大黑板上的斑斑白点，其实，有的是远客，有的是近邻。这只是比较而言，所谓近邻，至少也在四个光年以外——”

“四个光年？”高岛问。

“就是光在空间奔跑四年的距离。”维樑说。

“太阳光射到我们眼里，大约八分钟，照算好了，”我说，“至于远客，那往往离我们几百甚至几千光年。也就是说，眼前这些众星灿以繁，虽然同时出现，它们的光向我们投来，却长短参差，先后有别。譬如那天狼星吧，我们此刻看见的其实是它八年半以前的样子。远的星光，早在李白的甚至老子的时代就动身飞来了——”

“哎哟，不可思议！”钟玲叹道。

“那一颗是天狼星吧？”维樑指着东南方大约四十多度的仰角说。

“对啊，”宓宓说，“再上去就是猎户座了。”

“究竟猎户座是哪些星？”钟玲说。

“哪，那三颗一排，距离相等，就是猎人的腰带。”宓宓说，“跟它们这一排直交而等距的两颗一等星，”我说，“一左一右，气象最显赫的是，你看，左边的参宿四和右边的参宿七——”

“参商不相见。”维樑笑道。

“哪里是参宿四？”钟玲急了，“怎么找不到？”

“哪，红的那颗。”我说。

“参宿七呢？”钟玲说。

“右边那颗，青闪闪的。”宓宓说。

“青白而晶明，英文叫rigel，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特别写过。哪，你拿望远镜去看。”

钟玲举镜搜索了一会儿，格格笑道：“镜头晃来晃去，所有的星全像虫子一样扭动，真滑稽！到底在哪——喔，找到了！像宝石一样，一红、一蓝。那颗艳红的，呃，参宿四，一定是火热吧？”

“恰恰相反，”我笑起来，“红星是氧气烧光的结果，算是晚年了。蓝星却是旺盛的壮年。太阳已经中年了，所以发金黄的光。”

“有没有这回事啊？”宓宓将信将疑。

“骗人！”钟玲也笑起来。

“信不信随你们，自己可以去查天文书啊，”我说，“哪，天顶心就有一颗赫赫的橘红色一等星，绰号金牛眼，hebullseye。看见了没有？不用望远镜，只凭肉眼也看得见的——”

“就在正头顶，”维樑说，“鲜艳极了。”

“这金牛的红眼火睛英文叫aldebaran，是阿拉伯人给取的名字，意思是追踪者。al只是冠词，debaran意为‘追随’。阿拉伯人早就善观天文，西方不少星的名字就是从阿拉伯人来的。”

“据说埃及和阿拉伯的天文学都发达得很早。”维樑说。

“也许是沙漠里看星，特别清楚的关系。”宓宓说。

大家都笑了。

钟玲却说：“有道理啊，空气好，又没有灯，像关山一样……不过，阿拉伯人为什么把金牛的火睛叫作追踪者呢？追什么呢？”

“追七姊妹呀。”我说。

“七姊妹在哪里？”高岛也感到兴趣了。

“就在金牛的前方，”我说，“哪，大致上从天狼星起，穿过猎户的三星腰带，画一条直线，贯穿金牛的火睛，再向前伸，就是七姊妹了——”

“为什么叫七姊妹呢？”两个女人最关心。

“传说原是巨人阿特力士和水神所生。七颗守在一堆，肉眼可见——”我说。

“啊，有了，”钟玲高兴地说，“可是——只见六颗。”高岛和维樑也说只见六颗。

“我见到七颗呢。”宓宓得意地说。

高岛向钟玲手里取过望远镜，向穹顶扫描。

“其中一颗是暗些，”我说，“据说有一个妹妹不很乖，躲了起来了——”

“又在即兴编造了。”宓宓笑骂道。

“真是冤枉，”我说，“自己不看书，反说别人乱编。其实，天文学入门的小册子不但有知性，更有感性，说的是光年外的事，却非常多情。我每次看，都感动不已——”

“啊，找到了，找到了！”高岛叫起来，“一大堆呢，岂止七颗，十几颗。啊，漂亮极了。”他说着，把望远镜又传给维樑。维樑看了一会儿，传给钟玲。

“颈子都扭酸了，”钟玲说，“我不看了。”

“进亭子里去喝茶吧。”宓宓说。

大家都回到亭里，围着厚笃笃的方木桌，喝起冻顶乌龙，嚼起花生来。夜凉逼人，岑寂里，只有陡坡下的珊瑚岩岸传来一阵阵潮音，像是海峡在梦中的脉搏，声动数里。黄昏星不见了，想是追落日而俱没，海峡上昏沉沉的。

“虽然冷下来了，幸好无风。”钟玲说。

忽然一道骠悍的巨光，瀑布反泻一般，从岸边斜扫上来，一下子将我们淹没。惊愕回顾之间，说时迟，那时快，又忽然把光瀑猛收回去。“是岸边的守卫。”从炫目中定过神来，高岛说。

“吓了我一跳。”钟玲笑道。

“以为我们是私枭吧，照我们一下。”宓宓说。

“要真是歹徒的话，”高岛纵声而笑，“啊，早就狼狈而逃了，还敢坐在这里喝冻顶乌龙？”

“也许他们是羡慕我们，或者只是打个招呼吧。”维樑说。

“其实他们可以用高倍的望远镜来监视我们，”宓宓说，“我们又不是——咦，你们看山上！”

大家齐回过头去。后面的岭顶，微明的天空把起伏参差的树影反托得颇为突出。天和山的接界，看得出有珠白的光从下面直泛上来，森森的树顶越来越显著了，夜色似有所待。

“月亮要出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叫起来。

“今天初几？”宓宓问。

“三天前是元宵，”维樑说，“——今天是十八。”

“那，月亮还是圆的，太好了。”钟玲高兴地说。

于是大家都盼望起来，情绪显然升高。岭上的白光越发涨泛了，一若脚灯已亮而主角犹未上场，令人兴奋地翘企。高岛索性把悬在梁上的瓦斯灯熄掉，准备迎月。不久，纠结的树影开出一道缺口，银光进溢之处，一线皎白，啊不，一弧清白冒了上来。

“出来了，出来了！”大家欢呼。

不负众望，一番腾滚之后终于跳出那赤露的冰轮。银白的寒光拂满我们一脸，直泻进亭子里来，所有的栏柱和桌凳都似乎浮在光波里。大家兴奋地拥向露天的长台，去迎接新生的明月钟玲把望远镜对着山头，调整镜片，窥起素娥的阴私来。宓宓赶快撑起三脚架，朝脉脉的清辉调弄相机。维樑不禁吟哦张九龄的句子：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钟玲问我要不要“窥月”，把望远镜递给了我。

“清楚得可怕，简直缺陷之美。”她说。

“不能多看，”宓宓警告大家，“虽然是月光，也会伤眼睛的。”

我把双筒对准了焦距，一球水晶晶的光芒忽然迎面滚来，那么硕大而逼真，当年在奔月的途中，嫦娥，一定也见过此景的吧？伸着颈，仰着头，手中的望远镜无法凝定，镜里的大冰球在茫茫清虚之中更显得飘浮而晃荡。就这么永远流放在太空，孤零零地旋转着荒凉与寂寞。日月并称，似乎匹配成一对。其实，地球是太阳的第三子，月球却是地球的独女，要算是太阳的孙女了。这羞怯的孙女，面容虽然光洁丰满，细看，近看，尤其在望远镜中，却是个麻脸美人——

“真像个雀斑美人。”宓宓对着三脚架顶的相机镜头赞叹道。

“对啊，一脸的雀斑。”我连忙附和，同时对刚才的评断感到太唐突素娥。

“古人就说成是桂影吧。”维樑说。

“今人说成是陨星穴和环形山。”我应道。

“其实呢，月亮是一面反光镜。”宓宓说。

“对呀，一面悬空的反光镜，把太阳的黄金翻译成白银。”钟玲接口。

“说得好！说得好！”高岛纵声大笑。

“这望远镜好清楚啊，”我说，“简直一下子就飞纵到月亮的面前，再一纵就登上冰球了。要是李白有这么一架望远镜——”

“他一定兴奋得大叫起来！”维樑笑说。

“你看，在月光里站久了，”我说，“什么东西都显得好清楚。宋朝诗人苏舜钦说得好：‘自视直欲见筋脉，无所逃遁鱼龙忧。’海上，一定也是一片空明了。”

“你们别尽对着山呀！这边来看海！”宓宓在另一边栏杆旁叫大家。

空茫茫的海面，似有若无，流泛着一片淡淡的白光，照出庞然隆起的水弧。月亮虽然是太阳的回光返照，却无意忠于阳光。她所投射的影子只是一场梦。远远地在下方，台湾海峡笼在梦之面纱里，那么安宁，不能想象还有走私客和偷渡者出没在其间。

“你们看，海面上有一大片黑影。”宓宓说。

大家吓了一跳，连忙向水上去辨认。

“不是在海上，是岸上。”高岛说。

陡坡下面，黑漆漆的珊瑚礁岸上，染了一片薄薄的月光。但靠近坡脚下，影影绰绰，却可见一大片黑影，那起伏的轮廓十分暖昧。

“那是什么影子呢？”大家都迷惑了。

“——那是，啊，我知道了，”钟玲叫起来，“那是后面山头的影子！”

“毛茸茸的，是山头的树林。”宓宓说。

“那……我们的亭子呢？”维樑说。

“让我挥挥手看。”高岛说着，把手伸进皎洁的月光，挥动起来。

于是大家都伸出手臂，在造梦的月光里，向永不歇息的潮水挥舞起来。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

文章与前额并高

自从十三年前迁居香港以来，和梁实秋先生就很少见面了。屈指可数的几次，都是在颁奖的场合，最近的一次，却是从梁先生温厚的掌中接受时报文学的推荐奖。这一幕颇有象征的意义，因为我这一生的努力，无论是文坛或学府，要是当初没有这只手的提掖，只怕难有今天。

所谓“当初”，已经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时我刚从厦门大学转学来台，在台大读外文系三年级，同班同学蔡绍班把我的一叠诗稿拿去给梁先生评阅。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信，对我的习作鼓励有加，却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点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芝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挚友徐志摩虽然是浪漫诗人，他自己的文学思想却深受哈佛老师白璧德之教，主张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说的“现代”自然还未及现代主义，却也指点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则我在雪莱的西风里还会漂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还记得，梁先生的这封信是用钢笔写在八行纸上，字大而圆，遇到英文人名，则横而书之，满满地写足两张。文艺青年捧在手里，惊喜自不待言。过了几天，在绍班的安排之下，我随他去德惠街一号梁先生的寓所登门拜访。德惠街在城北，与中山北路三段横交，至则巷静人稀，梁寓雅洁清幽，正是当时常见的日式独栋平房。梁师母引我们在小客厅坐定后，心仪已久的梁实秋很快就出现了。

那时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风大雨，在大陆上已见过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就坐在那里，悠闲而从容地和我们谈笑。我一面应对，一面仔细地打量主人。眼前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来说，体形“在胖的那一边”，予人厚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