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出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一过三十五岁，我们心中便多了一份沉重，仿佛意识到了死亡的临近。每次照镜子，皱纹已成无法抗拒的事实，年轻姣好的容貌也开始褪色。在大众眼中，我们的性吸引力开始减退，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倘若身处职场，我们会感受到来自年轻女性的竞争和威胁。倘若尚未完成生育的任务，我们还要面对孕育生子的问题。我们开始接受***x光检查，并时常听说周围的朋友、亲人，或同事患乳腺癌死亡。我们中的许多人经历过父母患病或去世的痛楚。现实是：我们正变得衰老、脆弱，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死去。

许多年过四旬的女性，都竭力试图将自己定义为独立的个体，比如女儿、姐妹、朋友、妻子和母亲。如果职业生涯不尽如人意，或缺乏精神上的成就感，则会让问题更加复杂。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一切就只能这样了吗？”

不幸的是，流行文化、媒体，甚至亲朋好友传达的讯息，都是将四十岁描述成即将终结的时光——至少是好日子即将终结的时光。生命的时钟每刻都在滴答作响。再过十年，你就到五十岁了，那时，好日子就真要结束了。我的患者经常抱怨，她们能感觉到社会仿佛在说：“到了这把年纪，你早就该大彻大悟了。”要是你没有，要是你依然苦苦地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寻找答案，那你就是一个失败者。

许多女性将四十岁视为她们的魅力、青春，甚至是创造力的终结点。所有这些担忧，都源于社会上一种认识的误区（也许这是男权统治文化的余毒，企图在女性最盛放的年华将其打压成劣势）。事实上，女性的上述特质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容光焕发、信心百倍、富有才华和力量。诚然，度过四十岁这个标志性的生日之后，女性生理上的压力明显增大：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陡然上升，父母逐渐衰老，或亡故。甚至从三十五岁以后，我们孕育健康婴儿的概率也减小了很多。

诸多负面因素导致我们不得不认为，我们的特质与年龄密切相关。然而，这种认识并不正确。事实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年龄是两码事。年过四旬，我们依旧可以抱着乐观的态度，昂首挺胸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之路，因为，四十岁绝不意味着人生的终结。在我的心理治疗实践中，我会与患者一道，共同尝试寻找新的亮点，让后面的人生走得更长、更远。我们会找出这个年龄段面临的各种挑战，并用自己的术语来界定自己的特点。你最真实的自我是什么样的？什么才是你真正想做的？怎样才能用你真正喜欢的方式来享受生活？年过四旬并不必然成为一个问题。对很多女性而言，这个人生的关键期也可以是自我反思的绝佳时光，可以成为非常有益的一段经历。“我的理想实现了吗？”这个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我们，这段时期，恰恰是我们坐下来面对这一问题，并尝试接纳现实中的自己的时候。或者，这段时期，也可以是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有哪些领域未曾探索，哪条道路未曾尝试，然后下定决心在未来岁月里勇敢前进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挑战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年以后降临，这也不失为人生中一段美丽而刺激的经历。

这些并不是我为了安慰女性而编造出的善意的谎言。人们经常忽略年龄增长所带来的优势。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学院针对老龄化问题所做的长期研究显示，四十到五十岁这一年龄段的中年人，比三十到四十岁的人有更高的幸福感，尤其是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更倾向于关注正面的信息，而非负面信息。而且，我们的大脑，也并没有像通常认为的那样迅速退化。相反，这一年龄段，脑白质——也就是闭合神经纤维——使得我们的神经元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进行传导，而且其效率将不断提高，直至死亡。事实上，从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或六十岁，人的神经元传导效率才能达到顶峰。

闪耀时刻

患者跟我谈及他们的生活时，几乎总是要把各种处境的根源定义为“问题”，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压力。我建议她们，不要急于把当前的境况或者挑战贴上“问题”的标签，而是应该试着把这些境况视为“闪耀时刻”。

如果你遇到“问题”，你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并迫不及待地去想办法弥补。如果无法弥补，你的自责感会更加强烈。问题也会诱发恐惧。你可能会在夜晚辗转反侧，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不立刻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相反，如果你把它们看作“闪耀时刻”，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你做错了什么，或者你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来扭转现状。“闪耀时刻”带来的不仅是片刻的安慰，它们还能让你的生活更加精彩纷呈。当你不再面临修补失误的压力，或者不再为问题带来的负面情绪所困扰，你自然会有更多的精力做出明智而高效的决策。

许多心理卫生领域的专家认为，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经历不同的“认同危机”。我则更主张将这些转折点也视为“闪耀时刻”。而且，我也相信，我们在四十岁这个节点所遇到的困惑，部分是由社会传达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讯息造成。

例如，很多人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才拥有了一段“闪耀时刻”。他们不再依赖课程大纲来规划自己每天、每周，乃至每月的目标。他们也不再依赖大学里温室一般的环境，而是要自己找工作、交朋友、融入社会。他们要扪心自问：“现在我该做什么？是读研究生？找工作？还是挣钱？从事社会服务性工作也许报酬不算优厚，但会不会更有成就感呢？或者索性立即结婚？”

社会传达给二十多岁青年的讯息通常都是正面的。尽管当前不景气的经济会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一些压力，但他们也清楚，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社会允许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并给予他们选择的自由。他们可以尝试一份临时的工作，或者搬到一座新的城市。社会鼓励他们把这一阶段当作发现自我的好机会。“不断挑战自己吧，去成长，去学习新事物，去了解成功对你真正意味着什么。”社会似乎在要求他们，去体验不同的人际关系、工作、生活方式和文化。

于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开始探索。他们让自己充分尝试各种不同的身份，直到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社会允许他们去尝试、发现，而无须承担长久性的义务，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但是，在将近中年的闪耀时刻，人们得到的讯息却带着更为负面和挑剔的口吻：“你都快四十了还没结婚？你还没有小孩？你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你周游世界却没有银行存款？你还没达到职业顶峰？你仍待在家里陪伴孩子们，根本没有自己的职业？你还不知道自己长大后将要成为什么人吗？你将近四十却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生活？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不停在追问，难道我们已经彻底失败？而且是一败涂地，根本来不及补救了吗？我们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或者二者皆有，然而，我们总是感觉，似乎有某种东西——某个目标或者某种欲求——一直被我们忽视了。

到了中年，我们常在激励自己继续探索方面感觉缺乏动力，无论是去获得另一个学位，去开展一项事业，还是去爬珠穆朗玛峰，甚至是生个孩子。二十多岁时，寻找自我是件很“酷”的事。到了四十多岁，这种“酷”却如同暴露在臭氧空洞下的北极冰层，消融得无影无踪。

脑子里的声音告诉我们“应当”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而这些“应当”常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应当继续发现新的机遇，可还应当承担婚姻和家庭的义务；我们应当继续追逐梦想，可还应当达到父母的期望；我们应当不懈地追求美丽，可还应当停止把自己囿于“吸引力”及“性感”这样的字眼；我们应当全力以赴投身于事业，可还应当更好地满足配偶、孩子和年老父母的需要。

女人常常在这种两难境地里挣扎：既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又要同时符合传统的期望。我们经常对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不知道能否实现自己版本的“白色围栏”，同时又不用牺牲自己内心的理想。这些矛盾似乎不可调和，令人抓狂。它们可能在三十多岁时已经出现，但会持续让我们感到沮丧，直到四十多岁。

四十岁女性群体拥有各种不同的困扰。一个女性可能已经结婚白色围栏，一栋房子由白色围栏围着，代表一种很普通但很满足的生活。——译者注并有了孩子，但仍不满意，因为她未能返回职场。另一个女性可能一直在职场打拼，却仍缺乏她所期望的财务安全感。换句话说，我们会从各个方向奔向四十岁那一刻，但大家最终还是在同一条船上。

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无论我们距离未来想要达到的彼岸有多遥远，构成中年闪耀时刻的本质是相同的。这一里程碑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去反省自己的价值观、审视自己过去所做的选择，并且花些时间，去思考和评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朋友、家庭、健康、福利、职业、财务状况等，会使我们更为平静和充实。我们可以选择对目前的状态满意——尽管社会不断给我们传递着各种互相矛盾的信息，我们也可以下定决心去实现自我提升，重新安排生活中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朝着新的方向进发。因此，四十岁既可能引发恐惧和挫败感，也可能带来一个以适当方式审视生活的绝好机会。

我的故事

这几年，在我意识到自己可以不必迎合父母的价值观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后，我拥有了一段闪耀时刻。

我的父亲，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大的一代非常崇拜和敬畏，他创造了一个词来形容他们——“最伟大的一代”。他写过一本书来描述那些在“二战”中浴血奋战的人、那些在战争后方保障国家物资需要的人，以及那些成为战后美国脊梁的人。直到今天，我的父亲还秉持着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并保持着勤奋工作和自我牺牲的生活作风。

我的父母（他们度过了四十七年幸福的婚姻生活）将这些价值观念传递给子女，为此，我非常感激他们。我的父母深受“最伟大一代”的影响，他们身上体现了这些价值，但是他们也给予子女很多空间去成就自己的价值。他们周游各国并在海外学习，给予我们比他们年轻时更多的机会。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告诉我们：生活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冒险，并鼓励我们勇于探险。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怀疑，自己的探险之旅是不是已经走得太远，因为父母从未曾引导我去走传统女性的人生历程：订婚、结婚、生子。

我的这种顿悟缘于一个患者所讲述的她父母的故事，这位患者在投行工作。她向父亲抱怨，自己的工作令人精疲力竭。她的父亲则回答：“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要干两份工作，而不是一份，可是，你从来听不到他们抱怨。”这听起来非常像我的父亲说出来的话。当我们探讨如何让这位患者从父母的期望中解脱出来，以及为什么她有权决定自己的经历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建议不仅适用于她，也适用于我本人。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知道自己没有遵循传统的道路，也没有遵循自己期望的道路。我一直觉得听从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延着父母铺好的道路前进，也没有按照社会期望，去获取那些“正确的东西”——丈夫、孩子、房子。这时常令我感到惶恐万分。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目前所做的事情对自己来说是正确的。就像刚才提及的那位患者那样，我为什么要因为那些自己选择不予认同的价值观而感到惶恐不安呢？我为什么要因为没有遵循传统道路而陷入自我怀疑，并产生某种挫败感呢？我们许多人经常会屈从于父母的批评和反对意见——我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当我在工作中听到一位患者陈述对某些问题的恐惧时，我会问：“你在听从谁的声音？”我们父母的信仰体系常常持续影响我们所做的选择。当我试图为女性患者解答这类问题时，我会跟她们讨论，怎样才能从父母那些仍在“定基调”的声音中逃离出来，怎样去发现自己是谁，怎样去发现她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希望成为谁。

在顿悟的过程中我才吃惊地发现，自己竟也在不知不觉中掉入了一个陷阱，这正是我过去帮助患者摆脱的陷阱。尽管在此以前，我一直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我始终将父母的传统价值观当成法官和陪审团。我无意识地在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仍然在听从他们的声音，而不是自己的声音。大学毕业之际，我并不清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拿到了杜克大学的学位，去了关岛，那里有一个为日本夫妻开放的，相当于地中海俱乐部的地方。晚上，我把自己五英尺两英寸的身体，硬塞进本来适合五英尺十英寸身高的仿丝绸无吊带裙子里，对口型地演唱《圣诞宝贝》。次日清晨，还要去室外游泳池教授潜水。这是不是很荒谬？我猜想，杜克大学职前辅导中心会为产生了我这样的“人才”而自豪吧！在对假唱演出和用潜水管呼吸失去新奇感之后，我搬到东京，成为巴塔哥尼亚零售店唯一的一位美籍职员，并把自己的酒量练到极致。相对我在杜克大学打拼得到的“新生前十五名”，这些经历自然没什么用处，不过，我依然从中获益匪浅。我学会了日语，让自己沉浸在日本文化中，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陌生的习惯，如不在公共场合吃东西、进门之前脱鞋、介绍自己时鞠躬而不是握手等。我居住在一个没有其他外国人的日本人小社区，无处躲避。这些都迫使我迅速成长起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因自己的姓氏而招致鄙夷或好奇的眼光，这倒是让我轻松了一些。

从东京搬到旧金山后，我开始规划下一个阶段的生活。周围的人依旧说，我还有大好的前程，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很年轻，我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可到了二十六岁，我觉得自己应该严肃对待未来的规划，于是下决心报考了纽约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两年后，我从纽约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毕业，在一家医院工作了两年。三十岁时，我开始了自己的心理治疗生涯。如今，我依旧没结婚，而且没孩子，但有了自己的事业。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我很快步入了执业心理治疗师的行列。我的首批患者是一些从世贸大厦中逃生的人，和一些亲眼目睹事件发生的深受精神创伤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三个月内，我参与了两个团体，为将近三百人提供了治疗。治疗“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的工作，使我充分体会到心理治疗这一职业有多么重要。心理治疗并不是华而不实、只为富人提供的奢侈服务。绝望中的人们对于心理干预的需求也变得日益突出。我非常荣幸，自己能在这一非常时期，运用所学的专业，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

回想一年半以前，那时我将近四十岁。按照社会的一般看法，那时的我应该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了。我确实开始感到恐慌，并常常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事业成功，但是没结婚、没孩子。四十岁并不老，可不再有人对我说，我拥有生活的全部。大多数同龄女性所拥有的房子、家庭、丈夫等，我都没有。那么，我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我的价值是什么？时光如流水，‘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将是谁？’‘我将会在哪里？’我怎样才能像年轻时那样，一想到这些问题，就兴奋不已呢？”环顾四周，我发现，许多事业有成的杰出女性，也在为同样的问题挣扎着。

后来，我从那位仍然深受父亲评判影响的患者身上领悟到，我自己其实也依然在按父母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回首生活中走过的那些所谓弯路，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段段精彩的冒险。很多时候，我并不清楚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出于恐惧，我依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来做决定。但总的来说，作为成年人，我有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瞠目结舌的经历。当我无须听从父母的声音就能评估自己的生活时，我就能专注于自己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成就。我甚至能把“失败”视作成长的机会，来成就今天的我。这样的思维模式，对于我摆脱恐慌的泥淖，勇敢走向问题重重但却“不惑”的四十岁，是大有帮助的。

什么是四十不惑

社会关于“成功”四十岁女性的种种解读，经常是相互矛盾的。面对无情消逝的时间，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平衡？我们怎样才能在人生中的四十岁、五十岁，甚至以后这些关键期中，确保自己达到心中期望的状态？

内省需要勇气，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只有通过近距离审视自己，搞清楚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我们才能将社会传达的各种讯息，与个体内心的需要分离开来，让那些“我应当怎么样”的念头随风消散，从而去接受“我是什么样”的既定事实。你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骄傲地宣称“这就是我”。或者，在彻底改造生活的时刻，你可以说，“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将为此而奋斗！”这样的思维过程能够让人获得力量，我把它称为“四十不惑”。

过去的几年中，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有些女性对进入四十岁感觉很坦然，而另一些却被四十岁生活将会带来的种种挑战吓倒？为什么有些女性单身未育，却仍然快乐地做着她自己；而另一些女性，则会因为没有家庭而感到孤独，总觉得自己“缺点儿什么”？为什么有些女性常常把自己跟同事比较，并因自己未能实现职业目标而感到挫败；而另一些女性，却倾向于对她们已经获得的成就感到满足？为什么有些女性会对更年轻的女同胞充满妒忌和敌意；而另一些女性，则能成为她们开朗豁达的良师益友？”

本书的目的，就是向所有女性展示，在跨过四十岁门槛时那些充实而生气勃勃的人与那些被恐惧吓倒的人之间的区别。换句话说，是探讨女人要达到“四十不惑”的境界，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我所说的“成功”，不一定是指经济或者职业上的成功，甚至不是拥有完美的家庭（尽管许多女性二者皆有），而是指女性成功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女性能够保持自由和乐观的心态，以开放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同时，怀着对自己及身体的满意态度，实现从三十岁末，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到四十岁初的过渡。

四十不惑不仅仅意味着跨过一个个障碍（如严峻的健康挑战、一段婚姻的结束，或是财务上的困窘），然后在接下来的平静岁月中发现幸福和快乐。这也意味着即便身处不幸生活，也能够不畏艰险；或者，即便生活给予你特别痛苦的打击，也能够坦然接受。

显然，每个人主观上都愿意选择这样来面对，然而，在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怎么就如此困难呢？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像从癌症中死里逃生的人那样，不停地对生活说“好！”？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达到所谓的“四十不惑”？

五项核心价值观

迈入四十岁是一个复杂的转折，没有魔药能使这一过程变得轻松。不过，我将提到的五项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减轻我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心理，并使我们变得坚强；有助于我们再次对未来充满好奇，而不是怨声载道。培养这些价值观，能让四十岁甚至以后的岁月变得更加丰富，让四十岁以后的生活，不是在忍受中度过，而是在兴奋、快乐和充实中度过。

对于女性来说，四十岁的生日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促使我们去反思如生育、外貌、人际关系、收入和职业期望、健康、孩子的抚养教育，以及照顾年迈的父母等诸多问题。这五项核心价值观，可以帮助女性安然地将三十五岁开始的危险历程变得舒适、满足和快乐。

现在，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既要帮助患者重新建立自我认同，探寻是哪些因素影响她们重新塑造真实的自我；同时，还要帮助她们发现自己与这五项核心价值观的联系。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发明解决四十岁危机的灵丹妙药，而短短一个小时的心理治疗，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确信，女性同胞发自内心地接纳这些价值观，将更有利于她们去应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这五项核心价值观是：

优雅

人际关系

成就感

冒险精神

灵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