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卑身边，我发现，骄傲是一个相当好的伴侣。

——爱默生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第一堂课是吴郁教授上的。她环视着屋里这群漂亮、阳光的少男少女，一句话就给他们定了位：“你们不是明星，是广播员。”

第一次期末考，出于种种原因，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那时我有些胆怯。我是从边疆来的，人家都是北京人、上海人、南京人。头半年我几乎不说话，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观察他们。慢慢地我发现，虽然我连新疆都没出过，但他们读的书未必有我多。

而且，我的嗓子是真好。播音系的重点是发声练习、吐字归音练习。有的人练爆破音，“b、b、b……”大冬天的，就这么对着墙喷，能把墙上喷出一个冰疙瘩，这不是笨蛋吗？我从不练声，考试轻轻松松就过。

甚至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去上课，迟到了，发声主课老师王璐教授把我拦在了讲台边上。“洗脸了吗？”

“没洗。”我揉揉眼睛道。

“啊一个。”

所谓“啊一个”，就是用一口气，把汉语拼音的单韵母和声母从头到尾平稳地读下来。

“a、o、e、i、u、u、b、p、m、f……”所有发声练习里，我最不怵的就是“啊一个”。

“你们都练成他这样，就行了！”王璐教授冲我一挥手，“回去接着睡吧！”

大学期间我老旷课，但是最后一次考试，我愣考了全班第一，得到了最高奖学金。有好事者提出要重新给我核分儿，我没反对，核来核去，还是第一。

图47：大学时代的我，自我感觉挺帅。

1991年，大四第二学期，我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对外部实习。央视这座崭新的大楼子，三年前刚刚落成，《新闻联播》向全国人民展示过它的三维图像，那么神秘而高不可攀。

我们班39个学生，有三分之一都在央视各部门实习。谁不想留下来？对外部的大导演们都喜欢我，器重我，手把手地教我做事情。但毕竟他们不是台长，也不是广电部部长。

我没有“后台”，也没有“后门”，每天除了兢兢业业地工作，抢着擦桌子、扫地、打水，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实习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央视开始面向各大对口院校正式招收播音员。方式比较传统，只收各校考试成绩排前5名的学生。最后定下来可以参加面试的学生，全北京一共10男10女。

学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但我压根儿就没抱希望。只看分数当然不在话下，可就我那长相，在我们班男生里排前10都勉强，做点儿幕后工作还行，选播音员，央视能看上我吗？

面试那天，哈文陪我一块儿挤312路公共汽车去的，一路暴土狼烟，整得灰头土脸。走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口，才发现其他参加面试的人都是坐“小巴”或者“打的”来的。看他们个个衣着光鲜，哈文让我去卫生间洗把脸，好歹亮堂点儿，我就去了。进去以后，居然看见几个男生在对着镜子化妆。

面试在一楼的一间大演播室里。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第一反应是灯光太晃眼，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一下，稍微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楚面前坐着一排人。

“姓名？”其中一位开始发问。

“你们不是刚刚叫过吗？知道还问？”

没人接我下茬儿，我意识到可能耍“过”了，老老实实说了一句：“李咏！”

“李咏同学，现在在座有黄惠群台长、杨伟光副台长以及各部门主任。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都在通过闭路电视收看演播室里的情况，希望你正常发挥。”

“好，来吧。”我心里明明特在意，又偏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第一试是新闻快读。现场给一个300字的急稿，只有30秒准备时间，从头到尾读完，出错不得超过2处。我嘴皮子利落，玩儿似的就过了，后来听说这一关筛掉了不少人。

后来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只记得最不靠谱的两个。

一个是：3只鸡3天下了3只蛋，请问9只鸡9天下几个蛋？

我想也没想就说：“反正不是9个！我又不是养鸡的，不知道。”

另一个是：请列举5个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家。

“美国、英国、科威特、阿富汗……其他的想不起来了。”

“李咏同学，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我又想了想，还是想不起来。“真不知道，您告诉我吧！”

人事处的老师哭笑不得，“伊拉克。”

我当时在心里猛抽自己三个大嘴巴子，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连伊拉克都能忘，真行。但我立刻想出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伊拉克是敌国啊，咱们也同意打的！”

考完试出来，我坐电梯上16层，回对外部“上班”去，遇上一位台里的灯光师。实习几个月，我跟台里这些设备保障人员、灯光师都混得特熟，好多大导演去借设备，都说“没有”，我去借就有。

“哎，哥们儿，可能是你留。”他挺神秘，话说得含含糊糊。

“怎么讲？”

“刚才你们都走了，黄台让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你的表现。”

“你怎么知道？”

“不是全台都看闭路电视吗？最后那段儿，视频拉掉了，音频还在。我听见的。”

灯光师的话我没太上心，也不是不信，就是不想存什么幻想。

中午吃完饭，我和几个对外部的编导一块儿下围棋，心不在焉。吕斌主任一直在旁边看我。我觉得他在看我，倒也没太在意。看了一会儿他说：“李咏，你来一下。”

我刚想好一步棋，只好先放下，起身去了他的办公室。

“把门关好。”他小声示意我。

我又转身把门关好。

“坐下。你知道今天留谁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肯定不是我。”

他突然严肃起来，盯着我，一言不发。

过了半晌，才一字一顿说：“小子，听着，就是你。”

我当即傻了。就我那表现，怎么可能？为什么啊？

“但是，目前党委还在讨论，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目光犀利，向我提出严正警告，“你要严格保密，包括对你女朋友！党委的事情如果散布出去，就很可能会有变动。”

我愣愣地看着他，还是说不出话。

图48：玩世不恭，却被央视看中。

“刚才，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给你。”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你，可不要违纪啊。”

“谢谢领导关心！谢谢领导信任！”印象中，那天一直到我离开吕主任的办公室，来回来去说的就这两句话。

接下来几天，哈文挺心急，天天问我：“怎么样？有消息吗？”

我强忍着内心纠结，装作很茫然的样子对她说：“没有啊，没人通知我。”

我心里埋怨，这吕主任也是，告诉我干吗呀？又不让跟别人说，还不够我难受的！

几天以后，央视正式通知我被录取，我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其实，这件事吧，我上礼拜就知道了，没敢告诉你。”

话音未落，即遭暴打。

“你连我都瞒？胆子够大的啊！”哈文叉着腰，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我一边委屈地辩解：“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党的纪律。”一边恨自己嘴大心窄，藏不住事儿。

1991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归我了。

我听说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领导们通过几只鸡下几只蛋的问题，觉得这孩子挺直率，不装——装也没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小学生“奥数”的经典题目，太损了。其次，这孩子挺机灵，没想起伊拉克，还能给自己编个理由，是否合理不论，贵在张嘴就来。

这件事到这儿，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忆其始末，我明白了几个道理：第一，不该知道的最好不知道；第二，既然保密，就让它彻底烂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说；第三，世界上确实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存在，我李咏，何德何能？

然而福无双至，与狗屎运结伴而来的往往是一宗坏消息。没过多久，我果然对另一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造化弄人”。

我的档案上新盖了几道戳：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中央电视台人事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看似板上定钉，一切都没跑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梦见自己成了范进，站在马路当间振臂高呼：“中了！中了！”却被迎面上来的老丈人扇了一个耳光，“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

我一激灵，醒过来了。还真有人在旁边猛拍我脸蛋，“哥们儿，醒醒，快醒醒！中央台不要你了！”

我何曾受过这等刺激，“腾”地坐起来，恶狠狠地盯住他，“扯什么淡呢！”

“真的真的！系主任让你赶紧去一趟！”他语速很快，看上去不像开玩笑。

“我靠！”我一把推开他，俩脚往鞋里一塞，“噌”地奔了系主任办公室。

“章都盖完了，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其他台我都已经推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系主任搓着手，很无奈地告诉我，他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看来跟他理论也没用，我又火急火燎跑到了中央电视台。

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长官，他慢言慢语地向我解释：“你进央视，要占用一个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标，但今年广电部没有名额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还在努力。”

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没坐车，忘记了要坐哪路车，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天黑。

当然，您不用猜也知道，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今天我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史。

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济南院长，她很重视此事，马上就去广电部了解情况，为我争取这个名额。而她发现，事件的缘由简单得可笑：毕业分配前夕，广电部干部司曾经问过中央电视台：“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央视的回答是“未定，不好说”。于是当央视最终定下一个人选，临时告知广电部，对方不干了。问你的时候不说，现在想起来要名额了？没有！来了个下马威。

别人没收拾，光收拾我了，三天瘦了一大圈。

现在想想，太好笑了。

图49：作于1991年，万千激动感怀。

拿到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后，我郑郑重重地把它挂在脖子上，和哈文在央视大楼子前面照了一张合影。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事儿，也会把这张出入证拿在手里，摩挲来摩挲去，反复端详，心中五味杂陈。

这天中午，我又在欣赏出入证，老觉得背后有人，扭头一瞥，没看见谁，于是继续欣赏。

不对，还是觉得有人，使劲儿一回头，这下看见了。

“石老师！”我“噌”一下跳起来，立正站好。

站在我背后的，是纪录片《空中丝绸之路》的总导演石宪法。

“是不是感慨良多啊？”他笑眯眯地问我。

听这话，应该是瞅我半天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李咏，这只是个开始。你等着吧，不出两三年，”他在我脑门儿上点了一下，“你这块尖石头，就会被磨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