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创造。基本的潜能或力量，只有在一个特殊的人，或某一特殊团体的人身上，才能实现全部这种力量。

——但丁

2000年，李咏火了。

媒体是这么说的：“李咏把中国电视带到了全民狂欢的娱乐新纪元。”有点儿拗口，但意思不错。

《幸运52》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电视观众的收视习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钱”这东西，过去谁敢提啊？除非他是商人，做买卖的，还得顶上个“无商不奸”的罪名。

但是《幸运52》破了这个例。我们的口号是：“谁都会有机会！”从来没见过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性别不限，年龄不限，学历背景不限，只要您参与，来者有份儿，最不济都能落块手表。

图71：很不规范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关键是不仅观众得实惠，赞助商也得实惠。您想吧，要是没有《幸运52》，您在哪儿做广告能保证全国人民都不换台？况且一般的广告播一次就完了，我可是在这45分钟里来回说你家产品好。接下来，您家销量增了，利润涨了，再回过头来给节目投广告。多好的良性循环！

为了赚取收视率——收视率决定着上述良性循环能否成立——我决定闪亮登场，于是就有了后来那个被王朔评价为“穿得像18世纪法国皇宫里看厕所”的李咏。我脚下踩着堂堂央视的舞台，眼前展开的是一番开历史之先河的事业，我想不装，那个……我想不庄严，都不行。

我完全没有感知到环境对主持人着装的限制和要求，纯粹本着自己的审美诉求和习惯，很不规范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千包装万包装，都比不上这俩字：别装！我觉得我做得挺好，实在，嬉笑调侃，言必由衷。特别是说起中奖，哎呀妈呀，我比得奖那位还高兴，“价值5000元的大奖送给您！”声如洪钟，底气十足。

谁跟钱有仇啊？可是谁都不好意思承认。我的任务，就是昭告天下，“钱”是挺好的东西，至少不坏，谁幸运谁开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总局规定，电视传播中授予观众的奖品，奖金额度不得超过5000元。经过一番波折和努力，《幸运52》开了先河，奖品价值上限可以达到8800元——还是税后。

免费上镜，机会均等，边乐边赚钱，能不火吗？

当时我有个惯口，叫“学知识学文化，请去学校图书馆”。言外之意：我这儿可不是传播知识文化的阵地。好多小孩儿爱看我节目，连作业都不写了，家长还特欣慰，觉得孩子跟我能长见识。

大错特错也。在我的节目里，提问就是个幌子，目的还是娱乐、中奖。您要是愿意，就跟我一块儿玩；不愿意也好办，一台电视机可接收好几十个上星频道，您爱选哪个选哪个。

在节目里，我怪话一串串的，抽冷子就来个“逼问拷打式”互动。

比如突然冲到第一排某观众面前：“告诉我，好不好？”

“好。”

“你中午没吃饭啊？我亏待你啦？再说一遍！”

“好！”

“再大点儿声！”

“好！！！”

要么就是冷不丁把脸跟一位女观众凑特近，谄媚地问：“哎，你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对方格格直乐。

“拜托，别光乐啊，说话，说话！让你老公看见多不好。”

不仅她乐，全场都乐了。

我还曾经走到一位西装革履的选手面前，揪起他的衣服闻了闻：“哟，怎么一股子尿臊味儿啊？一看你在家就不管孩子吧？孩子见你就滋尿！奖品拿回家，先犒劳你老婆啊。告诉你老婆，我向她问好。”

图72：一见我和女观众拥抱，闺女就气得关电视。

争议再次铺天盖地袭来。

2000年初，台里在西客站旁边的一家酒店召开《幸运52》研讨会，先研讨节目本身，再研讨主持人。会开到后半段，有两位老爷子吵起来了，一位是前央视副台长陈汉元，一位是前总编室主任庞啸。因为是闭门会议，所以吵得很直白。

庞啸老师义正词严地说：“像李咏这样的主持人，坚决要枪毙！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观？钱？幸运？机会？投机？”

陈汉元老师立刻反驳：“老庞，你彻底错了，这样的主持人我们非但不能枪毙，还要坚决保护，坚决支持！”

在这之前，我请陈老师看过一期节目，老爷子挺给面子，去了。过后就说：“我这一把岁数了，什么没见过？愣让你小子忽悠得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站起来。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在会上，坚定不移地向着我。

两位前辈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整个一下午，我默默旁听，一语未发。

最后与会诸位专家学者长官相互妥协，得出结论：“《幸运52》造就了李咏，李咏风格了《幸运52》。”

这句话，如今已经写进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