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电视台在一座并不起眼的两层小楼里，条件挺简陋，取暖靠电阻丝，打开水要上二楼。在小夫妻家蹭了几顿饭以后，人家倒没烦我，我自己先不好意思了，于是又到其他同事家里，厚着脸皮东蹭西蹭。

当我站在电视台门口，总有陌生人向我问路，说的是藏语。我开始听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问的是：“这里是拉萨长途汽车站吗？”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和一位当地的女播音员一起，用汉语播报《西藏新闻》。

因为当地会说汉话的播音员很少，我就为地州县的播音员进行义务的普通话培训。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这一做法得到了台领导的大力支持。每到周末，当地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十几名播音员就聚集到一起，听我给他们上课。

我的授课方式简单粗暴，就是照着报纸念通讯稿。上午我领着他们念，下午他们自己念，考试。我要求很严格，他们都挺怕我。

就这样，也还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没处打发。我干脆自己在电视台开辟了个小栏目，叫《科普园地》。当时美国驻成都领馆为边疆地区免费提供一些宣传科普知识的节目磁带，我把它翻录下来，按主题分类编辑，再根据它原有的中文字幕配上音，就可以播出了。内容就是讲一些挺有意思的小发明小创造，那时候文化生活单调嘛，老百姓茶余饭后也是个消遣。

做这个节目，除了我自己费点儿心思和工夫，基本上不需要成本——那时候咱觉悟高啊，心中时刻牢记：只许为集体争荣誉，不许给组织添麻烦。

唯一称得上成本的就是录节目用的bea带，每盘60分钟，打报告交台长签字，每次限领两盘。

那次赶上我兴致高，干劲儿足，刚领的两盘带子不到一周就用完了，又去找台长申请再领两盘。台长审慎地看了我一眼，问：“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

“是啊，两盘带子没多少，一共才120分钟。我这回啊，准备一气儿把四期节目都做出来……”我正兴冲冲地汇报思想，被台长不客气地打断了。

“你不会翻过来再录吗？”

“啊……翻过来？”

我当即语塞，心说：“您当这是录音带呢？”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慢慢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都习惯了，也都能充分理解。但理解归理解，理解完了我总要问自己一句——然后咋办呢？

在西藏工作三个月，我时常感到时光不是白驹过隙，而是漫长得没边儿。

记得田部长来过一封信，指示我和热地书记联络。热地书记亲切地接见了我，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诚挚地希望我能等到1992年春节后再走。

尽管在北京说好了春节前就回去，我还是拍着胸脯保证：“您放心，我努力！”

工作中的不如意，就不再一一细述了，但西藏，真正是一片人间的净土，是造物主对这个民族的青睐。身为汉人，我不敢奢望“融入”这神圣的山山水水，唯有仰慕和敬畏。

图51：布达拉宫晨觐的僧侣

西藏激起了我生命深处的野性，我热爱那时放浪不羁的生活。

我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沿着罗布林卡路跑步。

我养了一只英俊威猛的黑贝，我们俩形影不离。只要不工作，我就跟朋友出去打猎,开着吉普车，带着狗，肩跨子弹袋，手里端着小口径步枪。我们打野鸡、锦鸡，去拉萨河谷里电鱼。鱼肉我们不喜欢吃，就只喝“鱼唇汤”。

我结识了一些尼泊尔的商人。跟着他们，我学会了辨认茶叶、药材、红木和珠宝。

我还和清华大学探险队的队员一块儿登上了念青唐古拉山。我没能登到顶，只到了5200米，因为我没有专业装备，就穿了身运动服。他们不让我继续上了，怕出危险。

那是一片回归自然的土地，我在那儿变得很……怎么说呢，说好听点儿，叫返璞归真，难听点儿，也可以叫原形毕露。我开始留长头发，在脑后扎个小辫儿，还留了满脸的络腮胡。再配上格子裤和尖头皮鞋，一出门回头率百分之百。藏民都以为我是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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