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0年前，《幸运52》开播之初，我就向当时的长官虚心讨教过：“您说我该咋主持？”

面对新生事物、舶来品，长官也没主意，“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一路，我自己看着办过来了。开始挺美，觉得按照国际惯例，咱也混进了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行当，奔着大卫·莱特曼就去了。可是要说也怪，人家那边儿是年纪越大，越德高望重，越德艺双馨；在咱们这儿，人但凡上了点儿岁数，就从上到下都看不惯你了，各种意见、建议、批评、指示，呼啸而至。

长官发现，千万别让这小子耍开，不拿绳子勒着，不定犯什么事儿呢!

我也不是成心捣乱。打从10年前开始，我就这形象，在观众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节目组做过问卷调查，赶上哪期节目我耍个宝，自毁形象，头上包个羊肚手巾，耳朵边儿挂个花儿啥的，收视率一准儿暴跌。

再说这么多长官，一人一个主意，每天都有新的指示传达到我耳朵里。就说头发这一项，除了颜色，还有长短、形状、弯曲度，前后得有一百多位长官发表过意见。都听我也听不过来。听谁的不听谁的，还得各方权衡。别回头，得罪了长官，还得为收视率缩水负责，我图什么啊？

除了头发，就我这周身上下，问题太多了。

比如我原来喜欢向观众行礼。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额头这儿比划一下。长官问：“你什么意思？向小布什致敬啊？”

有时候我爱用右手扶着左边胸口，表真诚，表敬意。长官也不让，说这是“拉登的标志性动作”。

我跟观众朋友不见外，习惯于把生活中的自然行为搬上舞台，当然也包括一些不那么“美”的地方。长官又说了：“瞧你，站没站相，挤眉弄眼，成何体统？”愁得我，下定决心，刻苦练习“丁字步”。

除了外形方面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我说话也老招长官不待见。比如遇见新婚夫妇，我奉承人家：“恭喜发财，龙凤双胎！”长官马上提出质疑：“说什么呢？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还有时候我对观众自称“在下”，长官也不爱听。“什么叫在下？你是堂堂央视主持人，注意点儿影响好不好？”我就特茫然，不说“在下”，难不成是“在上”？站在舞台上，我说出来的话，喷出来的口，都是坊间俚语。让我拿什么“在上”？大尾巴狼啊？

图92：长官说：“瞧你，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翻白眼，成何体统！”

摸着良心说，我跟央视这座大楼子感情很深，它给了我今天的一切。但我却越来越感到生存空间的逼仄，狭小。我这个凭嘴谋生的人，如今嘴却被堵住了。

您知道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最惹不起吗？对喽，中年妇女。今儿指东，明儿指西。姑奶奶的价值观让我找不着北。

从《幸运52》到《非常61》，再到《梦想中国》、《咏乐汇》。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曾经看到过几缕“大俗“的阳光。何谓“大俗”，老子说了，大俗即大雅。这就是我毕生的追求。

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像那花生豆，煮煮很可口，炒炒更香脆。有谁想过花生豆在花生壳里呆得多郁闷？好不容易被剥开，挺舒服，终于见空气了，哪知没敞亮多会儿，又被一张巨口吞掉，直到变成肥料，又泼到地里，接着种花生。永无出头之日，它也想不通啊。

当然，也是我自讨没趣。单论虚头巴脑的名声，好歹我也算个“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再往后，“老一辈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哪儿还没我一块生存之地呢？但就是一腔热血，非要往那夹缝里挤。挤不动了，还怨人家“土壤不够肥沃”。

伟大的民主斗士闻一多说：“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没他那么大无畏，就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主持人也一样，要维护自己的主持生命。夹缝中求生存，关键就在这个“生存”。

在很多人眼里，我很风光。只有我自己知道，生活其实是“快乐并痛着”。我获得过许多成就，许多首肯，许多认可。但我又哪儿哪儿都挺疼。

鲁迅先生讲话，自己是上了岁数了，也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了，但为了仍然有梦的年轻人，总是不免要呐喊几声。我也是这么个人老心不老的主儿，时不时就想呐喊呐喊，可惜喊不出声，或者即使出了声，也很微弱，别人听不见，也不想听见。

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是一台节目的灵魂。可我不是，没人把我当“灵魂”，顶多是个“魂灵”，飘荡在舞台上，充当着某种必须的元素。

所以你就发现，主持人大都不太正常——我是说有责任心的主持人。干到最后，不知道自己肩上扛的是什么。小崔老师和小白老师擅打“伏击战”，他们拧巴了。我专门把人往“歪道”上引，居然也拧巴了。我们头上都戴了个铁帽子，装修得跟皇冠似的，漂亮，熠熠生辉。实际上是孙悟空头上戴的金箍，滋味儿只有自己知道。

听说小崔老师、小白老师都抑郁了，我才知道不是我一个人每天晚上睡不着。不过还好，我被心理医生连续盘问了半个小时，居然一点儿没绕进去。

最后他奇招突袭，问：“性别？”

“男！”

“爱好？”

“女！”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得出结论：“踏踏实实走吧，你没病。”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