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地的一小部分人，我这个用汉语播报新闻的“少数民族”并不很受欢迎。

那年春节，我遇上一桩怪事。农历大年初一正好也是藏历的新年。我早上出门，看见门上的信封袋里有两颗小口径步枪子弹，用胶布缠在一起，上面写着一行藏文。我看不懂，问了一位当地的老乡，他告诉我，翻译成汉语就是“滚蛋”。

我也想滚蛋呢。可是过了春节，我和央视完全失去了联系。他们不找我，我也不上赶着找他们。凭什么我要低这个头？

图52：婚期已定，无限幸福憧憬。

赴藏之前，我已经量好了工作服的尺寸，领了床单、被罩。和我一起进台的新同事正准备去杨村参加集体军训，而我没有去成。当然我也不是多想参加军训，怪累的，主要是借此机会可以熟悉各部门同事，彼此加深感情。现在，谁认识我？谁知道我？谁能想得起我？

说好的两倍工资，扯！连续好几个月我一分钱都没见着。

我是长官们“一致看好”的人才，支援边疆更能“充分体现自我价值”。可是我的心情却十分悲怆，满脑子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诗句，更不敢提什么理想、抱负。

唯一让人高兴的事儿，就是认识了武警西藏总队的总队长李家瑞少将，我们俩一见如故，常在一起喝酒。为了方便我配合武警方面的宣传，他给我一个“宣传干事”的位置，军职是“武警上尉”。

那时我已经开始做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西藏条件有限，很多节目后期都要到成都去做。这下往返起来方便了，拿着军官证随时可以坐飞机，军航一周两班，说走就走。

……

就这样一天天地捱日子。来的时候才是初秋，转眼间一冬已经过去，雪化了，草绿了，花开了。

一个4月的傍晚，我闲极无聊，去罗布林卡公园散心。这里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大气华美，古木成荫。我想顺便拍几张照片给哈文寄回去。说实话，我都快忘了她长什么样了，真怕她也忘了我。

正在拍照的时候，我忽然听见有人叫了一声：“李咏？”声调上扬，打着问号那种。

嗯？我扭头一看，不远处有一帮人，浩浩荡荡正往这边走。叫我的是打头那一位女士。

见我有反应，她又紧走两步到我跟前，对着我上下打量。看到我身上穿的一件印着ccv字样的恤衫，才又大胆问了一句：“你是李咏？”

我也来回看她，眼熟，特眼熟，名字就快到嘴边儿了，“哦，你是……文艺？”

文艺是台里化妆科的副科长，大半年没见，突然出现在眼前，有点儿像天外来客。

“是我啊！我说怎么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一直在这儿呆着？来多长时间了？”

“多长时间？我也忘了。你们呢？”

“我们刚来两天，带‘五洲杯’获奖选手跟着中央慰问团，来这边慰问演出。”

我往她身后一看，还真都是俊男靓女，有的日后还成了名角儿，孙悦、江涛、毛宁……

“哎我说，我们后天就回北京了，你回不回？”

一听这话，我两眼放光，就好比白毛女遇见了共产党，毕姥爷发现了小沈阳。

“回啊！我当然回！”

“正好于台也来了，赶紧跟他说说呗。”

我放眼一看，果然，于广华台长也在。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喝酒。酒过三巡，我从台长的话里听出来了，派我出来支边是真，让我磨练意志也不假，但是谁承想后来台里就忘了还有个叫“李咏”的在祖国西部苦苦留守。我比窦娥还冤啊!

第二天我就订了机票，向西藏台领导及同事辞行，把黑贝交给别人收养。

第三天，拍屁股走人！

当飞机从贡嘎机场的跑道腾空而起，我的心一下子释然了。俯瞰神山圣水，我心中有太多留恋，但我更想念北京，更想念我的恋人。很久不见了，她还好吗？

抵达首都机场，我直奔台里报到，在电梯里遇上了我的老领导吕斌。

“吕主任！”我和他打招呼。

他看我一眼，不认识，只点点头。

我又叫：“吕主任！”

他又看我一眼，还是不说话，点点头。

出了电梯，他走在前，我在他背后大喝一声：“老吕！”

老头儿一下子停住了。

“我是李咏！”

他顿了顿，转过身来，对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分钟。直到确认这个黝黑干瘦、满脸络腮胡子、梳着马尾辫的人真是李咏，走过来一把搂住我。

“孩子，瘦了！”眼中泪光泛动。

图52a：短暂的“军官”生涯

欢迎李咏支边归来，台里给我记上一功。日子很快回复了平常。

我结婚了，把单身宿舍改装成新房。

也恢复了正常的造型，然后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央视的员工一样，脖子上挂着出入证，每天按点儿上班下班。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我的军官证作废了。五年的“军官”生涯到此而止。

现在想想，西藏留给我的，就只剩下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