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

七十一岁的董边坦率、热忱，毕竟曾经沧桑，显得深沉。直梳短发，方脸，一副深咖啡色边框的眼镜，延安老大姐的气质。

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共党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二十四岁，叫董边；新郎二十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田家英夫人董边向我讲述的故事。

我去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头一回是在1988年隆冬，我在北京给她家挂电话，不巧，她去南方休养了。

1989年9月我去北京，一打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正是她的声音：欢迎你来！

9月16日下午，我应约去她家。她住在一幢高层公寓里。客厅内一大排玻璃书橱，整整齐齐竖放着一本本书。

已经离休在家的她，患哮喘，但谈锋甚健，一口气谈四个来小时，常常朗朗大笑。

她向我详尽地回忆田家英。那天没有谈完，17日我又去作录音采访，她再度回忆往事……

我在采访董边时，顺口问了一句：在家里，你喊他"家英"吗？

不料，这句话引出她与田家英奇特婚恋的话题。

不，不，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喊他家英。只有现在，跟别人谈起他，才说"家英"、"家英同志"。董边说道。

你在家里喊他什么呢？我追问。

喊他"田鸡"！她答。

"田鸡"？！

她哈哈大笑，笑了好久好久，把话题拉向那远逝的岁月……

田家英并不姓田，本名曾正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翌年1922年1月4日，他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

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的泥沼。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在母亲病逝之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在药铺里当学徒。

贫困是砥砺意志的磨刀石。失学的他，在帐子上挂起对联，表达自己的心愿：

走遍天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