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小说。　房子不大，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她戴着金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脸上皱纹已很深。非常健谈，口齿清楚，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桌上放着电话。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她是个性很强的女性。

她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叔叔被镇压。她是一个没有后台的普通的人。

1960年，她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

后来，她结婚了，生了女儿。由于意见不合，与丈夫离婚。

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参加造反派，成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她强调说，她不是组长她不是党员，不可能当组长。中写成组长)。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被深深感动，爱上了闻捷。当时，闻捷的妻子因受迫害而亡故。

她与闻捷的爱情，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她被送往东北，闻捷自杀离世……她，蒙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后，她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她对我说：就像一个女儿，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作为母亲，多么想看一眼呀！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这位市委书记当时不在沪，不了解情况，显然有人向他乱汇报，欲置她于死地。

戴还说，上海某人访美，美国几乎不知道此人，却不断有人问及戴厚英怎样。尤其是此人看到了《人啊，人！》的烫金精装英文译本，很不是滋味儿。戴说，嫉妒是难免的。由嫉妒发展到压制、打击，那就很不应该了。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最近，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

她说，她在上海已待不下去。汕头大学邀请她任教。她已决定去。学校不愿放，她正在努力说服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