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吉回答说：路上杀人，自有地方官吏去管，不必我去过问。而牛喘气异常，可能是发生了牛瘟，或者是其他有关民生疾苦的问题，地方官吏不大会注意，我当然就必须问清楚。

丙吉表面上冷酷无情，心里却时时装着民生的疾苦，用大仁大义形容他，不是很恰当吗？

政治经济不分家

大师语录

南怀瑾说：假使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而对一件事，一个观念，或一个中心思想，能够专心一致地奉行下去，中途并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节操，不见异思迁，不改行跳槽的，只有那些品德好、有修养、有学问的人才做得到。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

经典回放

选自《孟子》

【原文】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译文】（孟子）说：没有经济性收入却有坚守道德的恒心，只有贤士能够做到。如果一般百姓没有经济性收入，就不会有这种恒心。如果没有恒心，就会放纵邪僻，无所不为。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用刑法去处罚他们，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君主掌权却可以做这种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明君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一定要使老百姓的收入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儿；丰年能丰衣足食，灾年也不致于饿死。然后督促他们培养美德，老百姓就比较容易服从了。如今百姓的收入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女，丰年也生活在困苦之中，灾年免不了要饿死。这样，他们想把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还怕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讲求礼义呢？

大师释疑

恒产：恒即经常。产即生产，这里指生产成果。全句意为经常性收入或固定收入。

放辟邪侈：放即放纵，辟同僻，指行为不正。邪和辟同义。侈和放同义。

罔民：对人民张罗网，也就是使民自陷于罪的意思。罔，同网，

制：规定。

畜：养活。

学儒一得：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

孟子的思想比后儒开明，他并不要求普通人像贤士一样坚守品德。他只是提倡用善政引导民众向善。

对多数人来说，本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韩非子曾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仁贼，利在其中。抬轿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卖棺材的人希望听到别人死亡的消息。当然现在没有抬轿的人，只有出租车司机。如果大家都没钱，出租车司机就没有生意。如果大家都不死，棺材店就会倒闭。出租车司机希望别人富贵，并不是因为心眼好；棺材店老板希望听到死人的消息，也不是因为心眼坏。而是因为利益的驱动。他们都无所谓好坏，只是正常的趋利心理。

假如人可以分为好人或坏人的话，那么，好人也需要有条件才能做好人，坏人在有必要时才会做坏人。所谓的善政，无非是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所谓的暴政，就是逼得好人变坏，逼得坏人更坏。

政治、经济不分家，搞政治的人，如果不把经济问题搞清，政治也会一团糟。中国的老百姓不太关心政治，谁当老板都一样，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否则的话，哪怕是孔圣人当家，他们也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假如一个社会盗贼增多、治安变坏，肯定是经济政策出了问题。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描写了汉朝末期治安变坏的状况：由于苛捐杂税太重，百姓难以维生，于是弃掉土地进城经商。又由于缺乏经营之能，加上市场不景气，纷纷破产，于是上山当盗贼。可是当盗贼的日子也不好过，最后聚众造反。这样的循环总是在历史中一次次重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权者的贪婪逼得普通百姓不得不变坏，并最终把自己也逼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