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已经到了她的风烛残年。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个貌似庞大的帝国政府千疮百孔、步履艰难，人们对它的失望和怨愤，可以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的行文中窥见一斑：“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粟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尽管王权统治者和各种保守势力，依然在指望苟延残喘，然而，革命已经箭在弦上。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改名为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童年的孙中山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同时在家乡旧式私塾念书。1878年，13岁的孙中山飘洋过海投奔早年移民檀香山的哥哥孙眉。在哥哥的资助下，孙中山得以在夏威夷的美式和英式中学接受西方教育。然而，由于他在西式学校里信奉了基督教，这被当时的中国人视为离经叛道的行径激起了哥哥的强烈反对。兄弟反目，孙中山愤然辍学，在1883年回到中国。

回国后的孙中山虽然选择在广州、香港一带学医、行医，但由于他生性旷达、热心国事，不仅与当时政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往来，而且与江湖上的各路“英雄豪杰”也有交往。当时，孙中山有个意气相投的同学叫郑士良，在惠州开办药房，他同洪门中的人关系密切。洪门是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江湖秘密结社，有反清传统。通过郑士良，孙中山同洪门有了联系，并受其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与孙中山交往甚密的还有医学院同学陈少白、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尤烈和澳门富商之子杨鹤龄。由于这四个年轻人常常聚首指点江山、评议时政，且以他们的广东前辈洪秀全为推崇对象，所以，亲友们私下里称他们为“四大寇”。1894夏天，孙中山与好友兼同乡的陆浩东结伴游历北中国。在上海，他们拜访了当时大名鼎鼎的鼓吹政治改良的郑观应和王韬，颇受此二人器重。王韬甚至热情地将孙中山介绍给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的一个幕僚，使资历尚浅的孙中山有机会与这个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有间接联系。时值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痛感于国势垂危的孙中山斗胆给李鸿章上书，痛砭时弊，陈说大计，希图一展鸿志，报效国家。然而，老迈昏庸的李鸿章已无心作为，怎肯顾念一无名小卒之言？《上李鸿章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这个经历使孙中山大失所望，从此断绝依靠清廷达官走和平改良之路的念头，决意破釜沉舟，以革命之法推翻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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