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登上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袁世凯并不感到满足。对这个“专横的权力主义者”1而言，这个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得来的国家最高权力，显然是“索然无味”的。他“生长于兵间”，戎马一生，而且绝大部分时间游刃于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他熟悉和青睐的是那种集权统一的统治方式，脑子里根本没有共和、民主之类的概念。因此，任何带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建章立制，对他都是无法忍受的约束，尤其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对于袁世凯的个人野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是早有认识和防备的。孙中山在南北谈判期间，就袁世凯任大总统一职提出三条附加条件：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这是孙中山企望掣肘袁世凯而设的防线，但孙的良苦用心却没有得到革命阵营中那些同盟者的支持，孙中山势单力薄，这些防线都被狡诈的袁世凯一一击破。

首先，在清帝退位时，宣读的诏书是袁世凯授意起草的。诏书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说，给了袁世凯“独立自主”的机会，将原内阁中的各部大臣，改称各部首脑的权柄。这恰恰是清帝退位时将政权私授给了袁世凯。

其次，袁世凯想方设法要在北京而不是南京就职，目的之一是盘踞在自己起家的老巢；目的之二，则更为老谋深算。袁世凯要让世人知道，他继承的“衣钵”来自清廷而不是南京临时政府，他早早地为自己的下一步棋谋划。因此，袁世凯在与南京代表“恳谈”南下问题期间，一面密令亲信部队在京津一带制造混乱局面；一面串通帝国主义，让其出动驻军前来骚扰。这样一来，好像袁世凯一旦离开北京，中国北方的局面就会不可收拾，中国就会亡国。这样，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妥协，袁世凯的阴谋又得逞了。

丧失了两道防线后，孙中山在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第二天，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限制袁世凯最强、也是最后的“紧箍咒”。

《临时约法》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家性质，明确宣布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以根本法的形式将“主权在民”这一重要原则肯定下来。在关于国家政治体制方面，《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此外，《临时约法》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参议院对临时大总统的制约范围扩大了，并增加了弹劾权。

一开始，袁世凯似乎被罩在《临时约法》的“紧箍咒”之下而使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深感欣慰。第一，袁世凯承认《临时约法》。根据这个约法，国家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内阁而不在大总统。第二，唐绍仪被袁任命为内阁总理。唐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甚至愿意参加同盟会。第三，内阁的十个部长中有四个是同盟会会员。第四，具有议会性质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一百三十个议员中，同盟会议员四十余人。此外，在各省当权的实力派中，也有不少同盟会会员。1鉴于这样的一种权力格局，孙中山等革命者甚至认为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袁世凯个人再有野心也无法撼动民主共和国的基石。因此，解职后的孙中山宣布进军实业界，黄兴也淡出政坛，开始作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