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兴邦救国、创造新社会的热情。这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深刻的革命运动仿佛久旱之后的甘霖，唤醒了民众沉睡百年的渴望。环顾四周依然沉寂的社会，那种打破黑暗、冲决罗网的冲动油然而生，无法按耐。正如当时的《曙光》杂志在创刊宣言中所言：“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这种另创新生活、另创新社会的呼声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大地上如同大潮涌起，汹涌而来。在知识界，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据统计，五四运动之前，介绍、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期刊，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寥寥几种，但五四后的第一年中，新的出版物就骤然增加到400多种。绝大多数的刊物都宣称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舸争流，一派绚丽景象。

在这些刊物中，在北京创刊的有：《新中国》、《少年中国》、《新生活》、《解放与改造》、《平民教育》、《曙光》、《新社会》、《工学》、《光明》、《工读》、《少年》、《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奋斗》、《北京女高师半月刊》、《觉社新刊》、《醒农》等。

在上海创刊的有：《觉悟》、《星期评论》、《湖南》、《南洋》、《建设》、《新群》、《上海学生联合会通俗丛刊》、《黑潮》、《民心》、《新妇女》、《工商之友》、《平民导报》、《天问》、《政衡》、《上海周刊》、《新人》、《解放画报》、《平民》等。

在天津创刊的有：《南开日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平民》、《新生命》、《觉悟》等。

在浙江创刊的有：《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浙江新潮》、《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宁波工厂周刊》、《独见》、《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钱江评论》、《进修团团刊》、《晨钟》、《新学报》、《浙江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半月刊》、《杭州女界》、《浙人》等。

此外，还有在湖南创刊的《新湖南》、《湘江评论》、《湘潮》；在广东创刊的《民风》、《新学生》、《工界》；在福建创刊的《闽星》、《闽星日刊》；在江苏创刊的《少年社会》、《妇女评论》；在湖北创刊的《新空气》；在成都创刊的《星期日》；在广西创刊的《救国旬报》；在河南创刊的《青年》；在陕西创刊的《秦钟》；在山西创刊的《新共和》等。

在出版刊物的同时，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结合成一个又一个进步社团。五四运动前，青年学生中的进步社团就有“国民”、“新潮”、“工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和“互助社”、“新民学会”等。五四之后，随着众多进步刊物的剧增，这类学生社团也迅速大量涌现。小到几人，大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大都由同一学校或同一地区的青年学生组成，他们往往以一个刊物为中心，以文会友，交流思想。刊物的名称大多也是社团的名称。如由赵世炎发起成立的社团“少年学会”，其名称就来自于他创办的刊物《少年》；周恩来等组织的“觉悟社”，就由刊物《觉悟》之名而定。1可以想见，在五四后的一年中，400多份刊物，就意味着有数目相近的青年社团活跃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

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办报刊、办学会成为一种时尚。1918年10月20日，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君宇、孟寿椿等发起组织了国民社。李大钊应邀担任该社的顾问。国民社的成员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地青年学生和一些留日、留美归国学生，共180多人。

国民社的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该社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要求废除中日之间的秘密军事协定，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起过重要的作用。1919年1月，《国民杂志》月刊在北京正式创刊。北大校长蔡元培为《国民杂志》撰写序文：北京学生迫于爱国之心营此杂志，以“唤醒国民”，其内容有三要：“一曰正确”、“二曰纯洁”，“三曰博大”。而社务之进行，则希望其“有恒”。2

据许德珩回忆：

为了加强联系，加紧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学生救国会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出版了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是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的，一共凑集了一千五百多元。这个刊物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反卖国贼，不谈文学革命。……五四前三个月，李大钊同志就在二月十日的《国民杂志》上，用大号字指出：日本人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把快要到来的五四运动带进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