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是布尔特曼的传记，还是缪勒尔的回忆录，虽然都证明了布尔特曼在中国的活动的真实性，但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布尔特曼来华的正式身份，也就是布尔特曼到底是不是俄共或共产国际对中国派出的正式代表？在布尔特曼死后的悼词中没有提到有关布尔特曼在中国的记录，另外，在布尔特曼所属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报告中，曾列举了几位在中国活动的俄国人，却没有提到布尔特曼。多年来，布尔特曼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谜。不过，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教授《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介绍，依据《东方经济学家》编辑的《致三浦铁太郎的信（1920年11月4日）》验证了布尔特曼的一些个人情况，并综合俄日两国档案，人们可以得知这个神秘的布尔特曼的行踪：布尔特曼是俄共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员，1920年6月初到伊尔库茨克，在远东局工作，8月成立远东局东方部，担任主任，主管哈尔滨和中国内地的活动。1920年1月15日，布尔特曼离北京经蒙古回苏俄。1921年，死于手枪走火2。

根据有关记录，俄国赴华的第二位密使是波波夫。由于民国之初的中国社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对于这些外来人口的登记管理相当松散。因此，波波夫的来华记录也是很少。查普曼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苏俄密使波波夫的名字。据该书称，波波夫于1919年受苏俄派遣来华调查中国情况，数月后回国提出报告，于是，1920年苏俄就派来了使者，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个描述，可以推测出波波夫为苏俄先期派遣的秘密来华人员，其使命是帮助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波波夫对中国的考察和调查，也就不可能有以后维经斯基的来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或许会出现另一番景象。

另外，根据英美的外交文件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文件，波波夫先后四次来过上海。第一次是1918年5月，他和波德韦斯基一起从俄国到上海，1919年五四运动时来过一次，1920年年初和7月来过两次。据说，波波夫来华的身份是俄国阿穆尔军区的现役军人，来上海的目的主要是建立情报局，主要接触张墨池、景梅九等无政府主义人士，与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也有过接触。根据这个官方的记录，大概可以知道波波夫曾不止一次来过上海，并在上海进行了一些活动，接触到上海的一些有志之士，也很可能进行过一些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

在当时的情况下，给中国人介绍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多次奔波于俄国与中国的上海之间，这就说明波波夫在进行着某种活动或是执行某项任务，这样才有助于顺理成章地解释波波夫在华的一些行为。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可靠证据可以显示波波夫是苏共或是共产国际派出的正式的官方代表。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作出的一个判断，就是波波夫也可能像布尔特曼一样，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进行个人交往与交流的活动。但不管这些活动是不是官方的正式派遣，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对苏俄了解中国状况和促进中国共产党成立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