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的全国革命风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始料不及的。面对纷纷投入革命怀抱的各省独立政权，革命派几乎目不暇接，没有一个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能够出来接收这全部的革命果实。同盟会组织既不健全，也没有统一的革命纲领。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又恐惧人民把革命事态闹大，不可收拾，因此，希望尽快结束革命局面，安定民心。这种心态使革命派无法把握稍纵即逝的大好机遇，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成功之初，就锐气大减。

资产阶级立宪派看到大清王朝的已无回天之力，争先恐后地掉头来支持革命，他们乘机策动清朝官员“反正”，并伙同旧军阀、旧官僚，采用“和平篡权”或“政变夺权”的手法，开始对革命成果进行明抢暗夺。就这样，湖北、江苏、湖南、福建、贵州、广西等省的地方政权，纷纷落入他们的“私囊”。在宣布独立的14个省区中，政权大都没有落到真正的革命者手中。此外，一些革命党人掌权后，由于身份、地位的变化，很快右转，蜕化成新的官僚政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转而反对进一步推进革命，导致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危险因素开始滋生。

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得初步胜利后，筹建中央政府成了各派势力关注的焦点，不同利益集团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革命派和投机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之间，纷纷扰扰，争吵不休。

矛盾首先凝结在各省代表联合会的开会地点上。湖北集团和江苏、浙江、上海的江浙集团对此纷争不已。11月9日，黎元洪代表武汉军政府以“首义”的资格力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他向各省通电，要求派代表到武汉举行会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但是，江苏、浙江和上海的三个都督却在11月11日共同发出号召，要各省代表到上海集会。结果，有几个省的代表到了武汉，大多数省的代表集中在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了“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革命队伍内部发出了两种声音，让人无所适从。几经商榷，江浙集团让步，同意会议地点在武昌。11月23日，上海联合会搬迁到武汉，但仍然要求各省需留一两名代表于上海，以便联络。就在湖北和江浙两个集团争夺会议地点的同一时间里，袁世凯督率北洋军已经兵临武汉城下。北洋军攻陷了汉口和汉阳，并炮轰武昌。各省代表会议只好在11月30日改在汉口英租界的一家洋行举行。12月2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并没有根据这个组织大纲产生临时大总统，组成临时政府。会议仅仅说明各省“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要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接着，江浙集团和湖北军政府之间还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及人事安排的问题上相持不下。江苏、浙江和上海三个都督，一个是旧巡抚程德全，一个是立宪派汤寿潜，另一个是新政客陈其美，此三人都是老谋深算，暗藏个人野心。当初要求每省留上海一两名代表，就已经留有一手。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了南京，大大提高了这三个都督的发言权。4日，他们唆使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召开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于武昌正处于北洋军的炮口之下，危在旦夕，黎元洪不得不作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