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有关文化问题上的论争已经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未间断。这些争论不仅清晰地描画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动向，而且生动地折射出整个社会变化的趋势。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革命却未能从政治、经济上摧垮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而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更是纹丝不动。就在袁世凯窃国称帝期间，伴随着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古逆流卷土重来。浊浪滔天，泥沙俱下，在革命胜利之后一度落寞向隅的昔日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此时如鱼得水，赶紧粉墨登场，扮演起了文化复古的急先锋。

1912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康有为授意其弟子陈焕章在上海的山东会馆成立了孔教会。随后，清王朝的封建余孽、立宪派、军阀头子大都云集其中，紧锣密鼓地在全国发展了许多分会。其宗旨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1。掩盖在尊孔幌子之下的，则是为了反对革命，图谋复辟清室。1913年2月，孔教会出版机关刊物《孔教杂志》作为喉舌，大肆鼓吹孔孟之道。9月27日，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举行大规模祭孔活动。11月，推选康有为任总会会长，张勋任名誉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总会迁至北京。一俟抵京，孔教会就极不安分地策动了大规模请愿活动，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进而开办孔教大学。康有为称：“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拘彼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未由已。”孔教会简章宣称，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凡诚心信奉孔教之人，无论何教、何种、何国，皆可入会。其章程规定，孔教会在国内各县市设支分会。规定每年开全国大会一次，同时每月朔望各开常会一次。会务方面，分讲习、推行两部。讲习部分经学、理学、政学与文学四类；推行部分敷教、养正、执礼、济众四类，其功能分别是讲道化民、拜圣谈经、考礼正俗、仁民爱物。从其宗旨看，孔教会明确把孔教当做救治社会、普渡众生的良方。孔教会成立后，千方百计发展组织，扩大影响，至1914年初，孔教会已有支会联合部、支会、分会140余个，遍及除西部省份以外的绝大部分省区和港澳地区，以及纽约、东京等地。他们宣称，孔教是中国的“国魂”，“国魂不保”中国必亡。欲不亡中国，“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2。

甚嚣尘上的尊孔复古正中欲图“不轨”的袁世凯下怀，他正煞费苦心为其复辟称帝找寻舆论支持，竟然“得来全无费功夫”。而孔教会的干将们此刻对袁的意图也是心知肚明，眼看复清无望，权为袁世凯鸣锣开道，借其东风以长声势。两厢情愿，一拍即合。尊孔复古和复辟称帝两股浊流汇合，民初的中国社会仿佛沉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1914年2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一律举行祭孔典礼，发布“规复祭孔令”3，规定：春、秋两丁祀孔，京师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由地方长官主祭。1915年2月，袁世凯又通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宣布“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一时尊孔之风大盛。9月28日，袁世凯身穿祭服在孔庙举行了祭孔典礼，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随后，袁世凯又登上天坛顶礼膜拜，恢复了前清的祭天制度，重演了封建时代“君权神授”的把戏。一些地方行政长官也纷纷在各地主持了祭祀典礼。与此同时，教育部也颁布法令要求全国的中小学恢复讲经、读经的课堂学习规则。10月国会通过的《宪法草案》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称“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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